从“防民之口”到“灭口”

王田葵

陈四益文、黄永玉画的《天下有道》（载《读书》2007年3期），讲得好，画得好，看后令我心焉好之。石鹏飞先生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出处》一文对此所作的补充与纠正，也写得十分精彩（载《读书》2007年第5期），石先生说得好，“其实，嘴巴是封不住的。或用拆字法来解读‘和谐’，就是‘有饭吃’（和），‘有言发’（谐），甚妙。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这一阵子，‘和谐’一词频频映入眼帘。”

石先生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语不出于陈先生文中所说的魏征，乃出于召公。《国语·周语》中有《召公谏厉王弭谤》文，文中述周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结果弄得天下一片恐怖，“道路以目”。为此，召公谏之曰：弭谤（杜绝批评），“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当然，对召公的这番苦口婆心，厉王能听得进去吗？到头来，沉默的大多数愤而爆发，厉王从此被流放。石先生进而说：“而今，时尚强调弘扬传统，我以为像这类名章警句实在应该抄下来置于执政者座右以为铭。广开言路，以个人言，不至于被“流”；以国家而言，则不受折腾。如是，则吾侪百姓，额手称庆，‘幸甚至哉’了。”

石先生的想法很好，与孔夫子的想法不谋而合。《论语·季氏第十六》里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意思也是想有一个清平的世界到来，不用百姓费唇舌了。但这难于做到，或者说根本做不到。所以历代明白人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为政者如何做到“有道”。于是就有召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劝告。韩愈说“川不可防，言不可弭”；朱熹说“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钳口使不敢言也”。就这样，劝了几千年，无奈始终劝不醒权迷心窍的梦中人。结果往往既做不到“有道”，又不愿听庶人之议，于是将孔老夫子的因果律颠倒过来，变成了“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至于有道无道，还不是“本王爷说了算！”这一来，事情就顺溜多了，只要把庶人的嘴给封起来，让他不能议，不敢议，岂不是为政者自以为是“有道”的天下？

但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挑战“无道”的当政者时有发生，挑战“封口”劣迹者也大有人在，而且往往防不胜防。怎么办？“烧书”还有“封网”。烧书、封网仍不能堵住庶民的嘴又怎么办？那就只剩下最后一招——灭口！

“当一个政权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这句话是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下的17世纪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

这种血腥的规律甚至连自以为最人道最先进的政权也不例外。20世纪中期，我国喜欢搞个人专政的政治家就曾反反复复宣布“舆论一律”，所谓“一律”者，维护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之谓也。凡是与此意识形态不同的“异见”言说皆在封禁之列。为此，便以各种名义开展禁言运动，连带不同方式的焚书运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不就是一次有组织的“灭口”运动吗？再过十年的文革，禁言、焚书、灭口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手段之残忍为世界史所罕见。最后，就连高举过毛泽东思想大旗的刘少奇的“口”都给灭了，还有什么人的“口”不敢灭呢？

用灭口的办法也许可以延续一个政权，却不可能确保它长治久安。个人道德自律的人，拒绝“合作”就会被视作不顺应体制的“敌人”。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仅“告密”、“检举”盛行，由于告密能获得升迁和利益，人们都以他人的艰难痛苦作为自己的愉悦，因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胜于对真理的渴望。正因为如此，哈维尔总统说，极权国家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它的共犯，“人人是囚犯，同时人人是看守。”（[保]托多罗夫·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M].东京：政法大学出版局，2008.P25－47）如此万马齐咽的政权，如不改革，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2011.10.23于桂林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