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与“无冕之王”

王田葵

皇帝宝座文化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这种以武力夺取的宝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皇权游戏中的皇权同文化人的对抗和悲剧不可避免，而文字狱便是这种矛盾与妥协最后同一的具体和集中表现。在看似平静的权力运作状态下，不知隐藏着多少权谋的血腥，多少不安、绝望和背叛，这一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无耻、卑鄙和邪恶，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文字狱和暴力相交织的权谋血腥史。在众多的记录中，下面这件血腥事件颇有代表性。

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上演了几千年，无数官僚的经历说明，以知识来获取权力者最终都会与权利形成同构的关系。与权利合谋来抗衡皇权者，如宋代的岳飞的后人岳钟琪，清朝雍正时期对皇权持批判立场的文人吕留良终成权利的牺牲品。也有例外，不为权利，而为名节敢同文字狱叫板的不乏其人。譬如，持名节重于泰山观念而声援吕留良的儒生唐孙镐，我们可以读读他反对惩罚吕留良的揭帖：“……自知此次上书，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十之九，然其与无耻之诸葛际盛并生阳世，何如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也。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野草复生，孽畜后之……”我们再来看雍正的处置：“不久才宽赦了曾静的雍正在迈柱的折尾以草书对这名为吕留良喊怨辩护的文人朱笔圣裁：以此妄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他，可将伊此论密予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权力的凶恶残忍的面目暴露无遗。这也是文字狱的本质和关键所在，以暴力、蒙蔽为手段，以反智、维稳为最终目的。

在寻找这种循环性的绝对权力何以超稳定的因果律时，近代几代读书人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有人称中国是以制度来塑造人或因人而建构了制度；有人指责“这是表象之谈”，认为现实存在是最大真实，制度不可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而存在，或者说，制度只是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体现……如此等等。有人甚至推测说：“设若吕留良等人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也不会是太平盛世”；“如果我们都自由了，生活会不会更美好，这正是问题所在。”（曾子炳，流言的胜利[J]北京（读书2005（10）P146.147）这些观点和推测有的有道理，有的则近于臆测。这是因为以剥夺弱势群体个人权利为目的而夺取的权力本身是一种恶。它为了维持权力的合法性会找出既定“真理”，这时的所谓“真理”也成为权力的一部分，但同时权力又不容忍任何表达真理的存在，或者说不容许言论自由的存在。所以，皇帝自认为的真理成了反智的教义，就像历代帝王都借儒学作为自己的教义一样。这就是皇权的真实，对无知的厚爱和对个人精神的摧残，亦即对真实的遮掩和对个人权利的压制，民众和官员的无知和无权利诉求是绝对权力的基础和目标。雍正宽赦曾静并非他无罪而是因为他无知，而杀掉吕留良并非是吕氏有罪，而是他不该表达了对皇权的蔑视和说出了他们获取权力的罪恶基础，过程及表现。

质而言之，不管何种绝对权力统治的社会，都不存在制衡权力的话语体系或宪政民主政治价值标准，也就缺少制衡权力的社会基础。中国人在这种绝对权力控制下对权力的崇拜和忍受到了凝固化和病态化程度。奴性精神状态的民众和官员是绝对权力的制造者和社会基础，又是其受害者和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制度塑造了人，还是人塑造了制度，恐怕都有道理，准确的说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在此，笔者想到黑格尔意味深长地评价过绝对权力状态下的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的西方人认为，权力必须受到制衡，民众的权利才得到保障。对此，美国前总统布什曾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灏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说话。”

民众看管着“关在笼子里”的统治者，统治者只能为民众办事而不可以为所欲为。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我在英国当首相没有专门的厨师为我做饭，只能去内阁蹭饭。不仅如此，每年的收入全部公开。每周二、四要去下院接受询问，回来基本上满脸都是口水。我要是进入了老百姓家，抱着老百姓哭，第二天《泰晤士报》的标题会是《英国首相以无耻的眼泪换取选票》，而《太阳报》的标题则会是《英国首相和私生子相认》”。看惯了，听贯了中国官员出行警车开道，一席酒席上数万元，一人拥有多块40万元名牌手表，一人包着三五个包二奶的北大师生，被英国首相极其幽默又实实在在的一番话惊呆了，以致会场暴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和议论声。

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的一整套制度设计中，言论自由是最基础最前沿的制度之一。换言之，宪政民主制度的开启之门是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不仅具有确立人的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和保护人权的工具性价值，所以，媒体才被誉为“无冕之王”或“第四权力”。以此为契机，才算开启了宪政民主之进程，统治者才可能被驯服，人权才得以保障，国家才有可望走向真正的长治久安。

                              2011.10.10于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