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的历史与宿命的历史

王田葵

我不是史论家，却对读史、论史充满兴味。虽然，史是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事”，意义非同寻常，但我更关注这些“事”所诱导出的“问题”。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对《纪事本末》体大加赞赏。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史通义·书教下》）余英时先生对章氏这段话有过分析。他在讨论章学诚与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时说：“柯灵乌颇赞同艾克顿的名言，以为科学的历史学当‘研究问题而不是时代’。”这一点也恰恰与章氏的观点若合符节。我们知道，章氏曾对袁枢的《纪事本末》体裁特致赞扬。……袁氏之体裁正合乎西方近代史学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别欣赏之一点。‘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正是‘研究问题’这一观念的实际表现。”（《论戴震与章学诚》）

偶读史论，会发现诸多历史个案的评价有时会大相径庭，诉讼纷纭，莫衷一是。而有一个“问题”却鲜有人问津：我们自称为一个礼仪之邦，为何历史上的诸多成功伟人却压根是道德败坏者呢？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还有：到底是政治制度塑造了人，还是人塑造了政治制度呢？为何君子人格者未必是政治上的能手，而道德败坏者反而有可能成为政治能手呢？如此等等，这类问题还有不少。上述这些“问题”有些可能回答，有些是无法回答的。例如，制度与人之关系到底孰因孰果，恐怕就很难说清白，这就像是“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这个吊诡问题一样。

荣格相信在宇宙大化的茫茫过程中，因果联系不过是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此外，还有别的联系。例如像中国的《易经》所表达的“同时性原理”。为了言说的方便，我把人类按知识而设定的因果律即历史能用理性的、逻辑因果律说明的问题称为“历史变化逻辑”问题，而把非因果律之外的问题称之为“历史变化命运”问题。这正好应合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康德提出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和历史也是“大自然的隐蔽的计划”。

人在世界中的状态充满了许多变数，其临界点或转折点常常是不确定的，偶然的。历史场面同人的命运的不确定性使一代代历史学家们陷入了迷思。我认为同人一样，历史也有自身的命运，这里需要对中国的命运概念稍加解释。它比fate或fortune更复杂，大概是fate和fortune两者的结合，可是这样就形成了悖论性的结构，因为命(fate)有着未来被注定了的意思，意味着必然性；而运(fortune)又意味改变“命”的机会，意味着偶然性或不确定性，因为命运内部存着天算人谋的互动结构。（赵汀阳改变“观看”的方式[J]读书2007（2）P126）其历史呈现出人算不如天算的状态。“人算”则意味着价值观的介入。所谓“人算”是指一定价值观之应然状态与历史实然状态相一致时，称为合伦理或合理，否则，称为不合伦理或不合理。不合理的历史现象就称为“历史变化的命运”。历史老人若有知，总得惩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恶者，而应当褒奖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的善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远的不说，只讲近代启蒙思想的倡行者中，凡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启蒙思想家，不是死于狱中，就是被世人污以种种罪名。大多数学者认为，李贽是中国古代与现代价值观的分水岭式的标志人物，除了“贵我”思想开启了“个人”的强烈要求之外，关注道德之真诚与事实之真实的“求真精神”；哲学从先验的道德理性走向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及其经验论思维模式，都说明他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一个开端。然而，最后受到伤害名教的指控而死于狱中。

对专制皇权宝座文化结构体会得最为实际、最为深切的是梁启超。梁任公反对革命，倡行君主立宪主张，不必推翻清政府，而以开议会的方式改造它。中国的命运虽然未按梁公的愿望演进。但梁公之见，是符合历史潮流之见。正如胡适所说，梁任公“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梁公的良苦用心在于，革命既然诉诸暴力，即使成功，国家也会陷入长期内乱和争斗，收拾动乱的人，必定是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20世纪革命史，不幸被他言中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个人专政者，不都是这样的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吗？

在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唯陈独秀的思想最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能把握世界历史潮流的大趋势，他在40年代初就已觉察到启蒙的艰难与陷阱。他回顾自己居然不自觉地走过一段“亲手扼杀‘五四’的民主启蒙”的道路以后，经过多年的反思才觉悟到：

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亡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

在同年九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此外，他还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然而，他后来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边缘化而客死他乡。

文革初，张志新直言个人崇拜将给国家带来灾难，遇罗克在1966年写出《出身论》，指出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大兴县屠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罪恶事件是“残酷的连根拔”，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出身论”是为大屠杀提供理论根据，结果，张自新在处死之前被割断喉管，遇罗克死于非命……

这种情况古已有之。

《史记·伯夷列传》：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其实关联着历史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从人类学历史观看，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有“大我”“小我”说，并在其《历史本体论》中说得很明白：“人是从‘个体为整体而存在’发展而成为‘整体为个体而存在’的。强调后者而否定前者是非历史的，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是反历史的。自由主义偏重“整体为个体而存在”，甚至以之为先验原理（如天赋人权说）是非历史的；社群主义偏重‘个体为整体而存在’，在今日中国则可以是反现代化潮流，从而反历史的（在西方则不是）。”（《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2P67）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另一方面说：“个性的比较高级的发展，只有牺牲个人的历史进程来取得，……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剩余价值论》）康德说，历史是“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禀赋都将得到充分发展的普遍公民状态”，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一目的是经过“非社会的社会性”、“对抗”、“冲突”、“战争”、“虚荣心”、“贪婪心”、“权力欲”，当然也包括牺牲个体（小我）才能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一点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一致的，只是黑格尔、马克思把它作为一种铁定的客观规律（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康德则视之为能鼓舞人心却并非科学认识的目的论理念。比较起来，康德的见解更为准确完整。

因为康德发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时指出存在“目的王国”的光明前景。康德的目的王国就是永久和平的实现。它最终走向“人是什么”即以人为本（人类的生存延续为根本）的人类学视角。这个人类学视角是历史的。康德历史观一文指出，从个体上来看是杂乱无章，从整体上却能发现这些自由意志的行为中有一种规律性的、缓慢和漫长的发展进程，这是“大自然的隐蔽的计划”。“大自然迫使人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并以此达到各共和国家的联盟的“永久和平”。康德指出，迟早将支配每一民族的商业精神，金钱利益而并非个人道德，才是促使战争消失、实现永久和平的根本动力。

我认为，康德的历史观是人类学视角的历史观，他把这一缓慢而漫长的符合规律性的历史分成两部分，一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康德看到历史不但是争斗和冲突的场景，而且是加深不平等和压迫的场景；二是历史又是“大自然的隐蔽的计划”，它不会让争斗和冲突，让不平等和压迫无休止的重复下去，弄得全军覆没。如果将这种了无尽头的争斗、战争视为历史的“铁的规律”，那人类的历史还会有光明的未来吗？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康德的睿智之处就在于他所追求的普遍性。这一普遍性因为建构在社会运行的真实基础而非头脑设计的秩序上，而极富有现代性和前瞻性。今日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现实，可以作为解读康德所追求的普遍性的真实基础，而法治基础上的世界公民社会和个人禀赋的自由发展，则可以看作康德对全球未来的理想性展望。

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如何走出争斗、战争困局的核心观念上，马克思开出“共产”的药方，以为通过道德建设能彻底根除人的私欲，实现共产主义。而康德则相反，认为历史只能顺应人的“私欲”而不是根除“私欲”，提出只有商业精神，金钱利益而不是个人道德，才能促使战争消失，实现永久和平。人类近两个世纪历史的进程证明，康德是正确的。

这就回到了前面提出的“问题”：历史何以与伦理背道而驰？单单就“个体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阶段而言，应当是一个不确性和必然性的辩证过程。这也就有了历史变化的命运。因为“命”有着未来被注定了的意思，意味着必然性；而“运”又意味着改变“命”的机会，意味着不确定性。这，也许就是“历史变化的逻辑”与“历史变化的命运”同时兼而有之的缘故。

中国从东周以来便形成了循环性轨道固定的框架结构。在以皇帝的宝座为轴心的循环性旋转文化结构中，改朝换代的方式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暴力”；士大夫的精神安顿之处也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以武力夺取宝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其诱惑力无与伦比！因而，在抢夺皇位过程中，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呈现出历史变化的逻辑：往往越无法无天，厚颜无耻，残酷无情，反而越能成功。在这种历史定势之下，谁若是企图寻求各派政治对治，以及非暴力变革之路，要么像李贽一样死于非命，要么成为“丧家狗”。

也许，这就是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或者说，命运总爱捉弄人，善人并非得善报，恶人并非得到恶报，只能如司马迁一样，徒发“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之叹了。这也与康德关于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相一致。纯粹理性如我们说的科学理性，实践理性是信仰、宗教、伦理，二者不能僭越自己的疆界。历史接近纯粹理性的范畴，而伦理接近实践理性范畴。然而，我们也大可不必过于悲观，康德不是还看明白了“大自然的隐蔽的计划”么？人类学视域中的历史，仍然是值得向往的历史，光明的历史。不可否认，社会是一个极坚固的组织，坏的制度从来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它需要更多的有理想的人们为之努力。也正因为许许多多的人们的不懈努力，让我们确实看到了一拨拨由坏制度向好制度转型国家的例子，多少令我们不那么悲观。

                           2011.12.16于桂林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