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竞不出“人物”

王田葵

有学者哀叹，当代中国了无“人物”，尽管知识分子数量庞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中，刘梦溪指出，清末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陈宝箴等雄才大略的知识分子，跟乾嘉学术的繁荣密不可分。可是当代中国却了无人物，没有一个气象宠大，风范高标的人物群体，社会就没有风骨和风气。同时还指出，尽管知识分子的文化反省意识越来越强，但是反省的能力、资源的积累还相当不够。

类似的学术访谈录还有对余英时、杜维明、金耀基、史华慈、陈方正、傅高义、狄百瑞的访谈。他们对“人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刘梦溪先生对“人物”作了三条界定：积累、责任、能力。“人物是既有充分的文化积累，又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还有承担能力和操作能力。三者俱全才是“人物”。余以为三条中缺少最重要的一条“良知”。没有“良知”的人物，顶多只能算“看家狗”，算不上“丧家狗”。刘先生开出的清末人物名单中，基本上都属于缺少良知的清王朝“看家狗”，而像魏源、龚自珍、梁启越等，才真正称得上既符合三条标准，又有“良知”的人物。笔者同意杜维明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化的重建需要文化资源的积累，要经过三代人的积累，才能成为传统。他呼吁中国出现公共知识分子，而公共知识分子不仅具有上述三条，而且具备“良知”这一必备条件。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在对话中明确表示不想涉及出版事务，原因是没有适合的干才。他说：“要达到真正高水平的出版，不仅香港，连内地也缺乏好编辑。好编辑不能单靠经济条件培养，他的才干是基于文化理想积累起来的。”摩罗先生叹道：“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人都在没有文化的氛围中成长，思谋者操作者皆无所谓‘文化理想’，所以一时断无‘人物’可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读书》2007（11）P38）

“人物”的淡出与困境正是在权利的消失与市场竞争双重转向中出现的。

所谓“人物”，必须满足积累、责任、能力三个条件，即有充分的文化积累，又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还具有感召能力和操作能力。

“人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单凭金钱从国外引进的，“人物”得靠中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培养。没有了众多大师级师资的存在，没有人文的“育人”环境，大学很难培养出一定数量的“人物”来。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第一件事就是确立了大学办学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到校的第一次演讲就明确要求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针对学生以 拜于官员门下而非学者门下为荣的习气 ， 他规定到北大兼课的政府官员最高只能聘请为讲师。也正是因为这条规定，供职教育部的鲁迅在北大任课时也只是讲师头衔。

蔡先生到北大做的第二件事是选拔“人物”，唯才是举，不问出身。当时陈独秀既无博士学历，也无任教大学经历，只是一个区区中学教员，但慧眼识人的蔡元培决心破格聘请他为北大文科学长。梁漱溟更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蔡先生读了他的文章之后，决意聘请他来北大教授印度哲学。只要有学问，无论是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袁世凯洪宪闹剧的刘师培，还是主张新学、观念激进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新旧两派在社会上都有很多反对者，作为校长，蔡先生凛然回答：“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为了清退不合格的外籍教员，蔡元培更是顶着极大的压力，甚至在英国大使出面的情况下也没有买面子，气得大使直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正因为蔡元培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如何保住校长的位子，所以他的行事标准十分简单，那就是有利于学校的学术发展。为了反抗当局对大学的粗暴干涉，蔡元培曾经数次辞职，并发表了两篇掷地有声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他愤怒地抗议：“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做的第三件事是把北大办成一所“育人”的大学，他的“美育救国”思想如雷贯耳深入人心。

梅贻琦，他与胡适、陈独秀、蔡元培同时，表面看似乎没有前三位那样名声远播。但在确立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和务实精神上绝不与前三位逊色。他一生丢下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言受到蔡元培的赞扬。蔡任北大校长正是按此言立校的。

梅贻琦在任清华大学校长的1947年，陈梦家、邓以蛰、梁思成等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艺术史系”。梅先生在给教育部打的报告中这样陈述他的理由，“我国以积弱之余，唯历史之艺术品，尚能引起世界之尊敬。”他讲的“历史之艺术品”实际上指“艺术史”，有此，才能使理工科的大学成为“育人”之大学。

正因为有梅贻琦、蔡元培这样的大学校长，才有清华北大这样两所“人物”荟萃之大学；正因为有如此众多“人物”之师资，才培养了众多“人物”之学生。

再看今天的中国高校，情况与梅蔡二校长的清华北大已大不相同，反差之大令人忧虑。今天的清华北大之钢筋水泥建造的“大楼”已今非夕比，而师资中的“人物”与培养出的“人物”则远远落后于夕日，究其原因，梅蔡校长的办学理念已经丧失了。

魏剑美在《我们为何对母校失去了敬意》一文，尖锐地指出高校奔竞之风的种种劣迹。“我亲耳听某教授炫耀他一个在京城做博导的亲戚，其门下招的不是高官就是富商，批课题、拉赞助、出专著，无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该教授言语间那副得意洋洋、仰之弥高的神色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教育者的无耻。”

他进而写道，“高校官僚化建制体系事实上是一切弊端的渊薮，在以部、厅、处为衡量标准的评价模式中，作为专业权威的‘教授’成为一种身份标签更多的贴在了‘书记’、‘处长’们身上，而真正的学者大都在核心权力和核心利益之外。怪不得有人感叹说，以前是教授做官，现在是官做教授。对官本位者来说，大学的职位和其他任何机关的职位一样都只是一种权力来源，最重要的是理顺上下级关系，而不是追求某种出世的独立精神。正因为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之下，为了讨好党政领导而邀请其来学校做兼职教授、博导就成了高校的流行风景，副省长、副书记甚至厅长、市长们就这样鱼贯而入，一个个‘仕而优则学’了。”

今日中国高校不出“人物”的另一个原因是丧失了人文育人环境。程星先生一篇论及上世纪末美国高等教育中网络教学“泡沫”化的文章，题目叫《网上的莎士比亚》。作者谈到，美国许多一流高校无视当年“函授热”的失败，在互联网带来新的一轮商业竞争的时候，看着许多商业机构以“制造产品”的方式设计出来的“远程教育”方案，不禁眼红，也花巨资投入所谓的名校名教授的网络课程计划，想象着求知者从世界各个角落蜂拥点击，从而一本万利，但实际结果何止相差万倍！在大学网络教育纷纷在美国关门的时候，这位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是教书育人”的，这样的网络也许可以“教书”，但是能否育人呢？

目前中国高校实用主义取代了人文精神的培养，高校成了名符其实的“教育产业”，蔡元培研究型大学已被视为不合时宜。现在要办什么彩票专业、高尔夫专业、桑拿洗脚专业，即便毕业的“高材生”将来出去杀猪，学校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解释为“顺应市场需要”。你研究“高深学问”到哪里混饭吃？人家产业化处理得好的大学，像刘翔巩俐式的明星学生不但不用“研究高深学问”，就算从来不去学校上课，还不照样拿博士硕士学位？还有一系列批发学历的所谓联合办学、远程教育、学位班，还不是只要如数交足学费就包你过关！

有需求就有市场。当学术成了沽名钓誉的诱饵时，学术的价值消失了。在此种风习之下，跑课题、跑项目、跑职称、跑学位、跑导师头衔……不需要水平，只看谁勤于跑，善于跑、谁的人情关系网硬，就心想事成。如此投桃报李，你来我往，很快奔出个官学一体，学术腐败。

“人物”已被扼杀社会创造力的“个人专政”制度和基于每个人外在特征的市场竞争双重打击下消失了，社会已经没有一个气象宏大，风范高标的人物群体，有的只是丧失三个条件的趋炎附势之徒。中国的院士“好处”太多，所以社会奔竞之风甚炽，甚至官居部长副部长者，也凭借权势和影响加入奔竞的行列。社会何来风骨和风气。

杨绛说：“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钱钟书集• 槐聚诗存》）与此相反，当下各种媒体中自称或相互捧为“大师”者层出不穷。试问：若钱钟书先生都不敢称大师，还有谁够大师资格呢？回答应当是：自称大师或互捧大师者，都不是大师，而是“大师”的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