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识愁滋味

洋中鱼

一九八0年九月，我刚读初中的时候，每天上学和放学都要经过永州市朝阳岩附近玉女山一带的石灰窑（今已辟为公园）。那时候，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七个生产队都在那里建了石灰窑。大队还投资一两万，建了一个特大的。

我们这些学生经过石灰窑时，最害怕的是遇上打石头的人放炮。由于有些烧石灰的人胆大，那边放炮他们在相距不到七八十米远的地方依然工作。当零碎的石头如雨漫天飞洒时，他们可以仰视根据石头的落向而挪步躲避。当然，这样十分冒险，稍有差池，就会头顶开花。要知道，除了炮手，那些烧石灰的人是没有安全帽的，最多戴一顶草帽或斗笠遮一下阳光和雨。所以，我们经过时，都要问下熟悉的大人：“现在有没有放炮？”

除了害怕放炮，我倒觉得烧石灰挺好玩的。我父亲在生产队也是烧石灰的，他们一般七个人为班，每班烧一个月，有时候是两个月。父亲烧石灰的时候，轮在家里装窑或出灰时，偶尔会带我去玩。那时候，父亲挑一担箩筐（装窑用）或奋箕（出灰用），带上一把小改锤或者月钩，再加上一只小铝锅。锅里装了米，还有豆子浆和鸡蛋、油渣之类的菜。轮在家里的人为了节省时间早点完成任务以便下午提前回去可以干一点家务，所以，一般中饭都是在窑里吃的。装窑之前，就去河里淘米，拿回窑坑里煮。窑里火大，几分钟就可以煮熟，而且我觉得在窑里用铝锅烧出来的饭特别香，就连城里餐馆的饭也没法比。

星期天，我偶尔会跟父亲他们几个外勤放船进城挑煤渣。那时烧石灰，为了降低成本，大家都是到城里的一些有锅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挑别人烧过的煤渣，等于义务帮他们清理垃圾。方法是不管好坏先全部挑到河边，然后用筛子过滤，细的灰尘不要，粗的带黑色的就是可以再燃的，将它们用船运回。

一般情况下，进城挑煤渣的人六七个小时就可以往返。但是，如果是炎炎夏季，则要十一二个小时。并不是工作量增大，而是天气太热，人受不了。所以，中午以后的那三四个小时，大伙都要休息一下。要么去看电影，要么在船上睡觉或者打牌。

因为自己无知，只看到了烧石灰的一些表面现象，所以觉得好玩，而根本不知其中的艰辛。所以，当我八二年三月独身逃往广州养成了逃跑的习惯以后，只要班主任训得厉害，我就会逃学。每个学期总会有那么两三次。我逃学的时候，父母一般都不知道，因为我还是象平时那么早出发，只是我未去学校，而是随烧石灰的叔伯兄长们进城去了。那两年，永州市酒厂烧锅炉的老唐（人称“唐专员”）每次见到背着书包的我，就会用手点着我的鼻子教训我：“你小子不听话，父母送你读书你却逃学！”

一九八三年七月，我未考上高中。同年九月，父亲通过关系，送我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双牌县一中读书。可惜我不争气，读书的时候又逃到广州去玩。父亲气得够呛，要我在家认真务农。

开始，我跟村里的大人进城挑粪便。虽然，至今我不认为丢人，但那确实是最脏的活。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跟着大人往城里的每一个公共厕所里钻，有时候还像做贼一样翻围墙，将大粪一桶一桶地递出来，那滋味确实不好受。父亲说：“你现在知道害羞啦？拉不下面子，就去烧石灰吧！”

于是，一九八五年夏天，未满十七岁的我子承父业，到那个我十分熟悉的地方——朝阳岩的玉女山去烧石灰。自己亲身参与之后，才知道烧石灰不仅不好玩，而且苦涩至极。

我们那一班也是七个人，就是我年纪最小。虽然个子比好几个人高大，但骨头最嫩。加上初次介入，所以干起活来就十分吃力。进城挑煤渣时，他们挑着一担一百五六十斤的湿漉漉的煤渣，可以大步流星，而我则象一只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蜗牛缓缓而行。即使有两个兄长乐意帮我，但我极少领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分了任务的，再说我已是一个大男人了呀！大伙知道我倔，于是就放慢步子陪我。或者，他们干完了去看电影交待我一个人慢慢地干。我完成任务之后，就去书店或邮局买来一些书报，坐在船上一边看一边等他们回来。

最令我难忘的是铲市酒厂的煤渣，真是太吃力了。他们厂有规定，一般不准外人进厂。所以，我们只能钻地沟进去铲煤渣。那地沟高一米，宽一米，长约七八米。从厂外的墙角，直通到锅炉下。每次，酒厂的锅炉工出了炉渣，用水随便淋一下盖上铁板就走开了。我们这些人就从外面的地沟钻进去，蜷着身子用短柄锹将煤渣铲进箩筐，然后一筐一筐地递出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两个人下去，一个人负责铲，一个人负责搬运，其他人在外接应。反正是轮流来的，大家都有份。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象矿工一样劳作，这可苦了我们这些高个子。好几次，我钻进去铲煤渣时，发现那煤渣并没全部淋湿，下面有些还是红彤彤的火。由于刚刚淋了水，地沟里热气腾腾的，再加上顶部盖了水泥板和铁板，视线不好，干起活来很困难。有时候，红彤彤的煤渣是贴着自己的下巴和胸膛转倒箩筐里的。尤其是夏天，下沟进去铲渣的人连内裤都会湿透，身体差的还不敢下去，怕窒息昏迷。

轮到在家出灰和装窑，也不好受。出灰的人，要将燃烧正旺的石灰从窑洞里铲出来，挑到外面倒成一长条，待稍凉以后就将石灰选拣出来，然后将灰渣清除。出灰的时候，奋箕经常会起火，要不停地浸水。而出灰的人身上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简直象刚出土的兵马俑，鼻子里哼出来的口中吐出来的都是一团团粘乎乎的灰。若是夏天还好，虽然炎热，但可以到窑前的河里洗个澡。到了严冬，那被灰尘长时间包裹的味道真不好受。装窑，看似轻松，其实不然。我烧石灰时，那些打石头的人已不再拿固定工资，而转为卖石头，以担计算，月底结帐。开始是两毛钱一担，后来又加至二毛五，三毛。只要你有力气，不管你挑多大的箩筐或奋箕，都一个价。那时候，我们挑一担石头，一般都在二百斤左右。加价以后，领班要求我们拣大担一点。有一次，我勉强挑了一担很大的石头，咬紧牙关，双腿发颤地往窑上走，快到目的地时，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忽然“哇”地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邻窑的人见状，责怪我要钱不要命了，他下去拿秤来称了一下，那担石头重达二百六十一斤。

如今，我们村（原来的大队）已没有几个人烧石灰了。即使有，也采用了机械化。因为象我们以前那样烧石灰，确实是太辛苦了！但是，在那个年代，为了生活，我们又别无选择。所以，每当我领到烧石灰的工资时，心中就不禁感叹：生活原本就是这样，只有你先付出了，才能得到她的回报！

           （原载：《湖南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