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的贾谊

洋中鱼

元月六日，长沙飘着毛毛细雨。虽然离立春还有二十多天，但是古城已开始绽露春的容颜。

客居长沙的我感到十分寂寥，于是撑了一把雨伞，钻进大街小巷寻找古城的心迹墨痕。雨水从伞沿滴下来，围成一道水帘，现代都市气息在水帘外渐渐淡隐而去，小巷的青石古道皱成一级一级台阶，将我引向湖湘文化的精神殿堂--贾谊故宅。

迈进位于长沙市太平街的贾谊故宅，我的心海再次涌起两个字：寂寥。此时此刻，寂寥穿越时空，令我与两千二百年前的一位国士执手相牵，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颤。

故宅是刚修葺过的，规模不大（据说今后还要扩大），仅一祠一殿一草堂，外加一井一碑一长廊而已。猴急的人，叼一支香烟可能还未吸完就已经到各处转了一圈，而我却花了整整半天时间，从上午八点二十到下午一点。

整整一个上午，故宅内只有我一个游客，连照一张相还得请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帮忙。没有人干扰，我在故宅内反复行走，认真品读，细细寻觅。我在品读那段历史，我在寻找贾谊其人。

太傅祠内，只有贾谊正襟危坐的铜像，不见其灵魂；太傅殿内，只有贾谊的生平事迹，不见其身影；至于寻秋草堂和古今咏贾诗碑廊，更只有后人的唏嘘与哀叹。那么，贾谊究竟在哪里呢？

当我再次踱步到墙角的贾谊井前，俯瞰那一泓幽深而滢澈的井水时，我蓦然醒悟：贾谊在井底！

是的，贾谊在井底。他不是人们所说的井底之蛙，而是一只孤独的井底之蚌。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口幽深而苍茫的井，那么我现在就像一只蚂蚁沿着井壁溯游而上，缓缓接近水面，去探究井底的秘密。

这口井很深很深，井底长满了藻草，水中有一些小虾小鱼，它们或悠然自得，或来回穿梭，仿佛离我十分遥远。每当风起水动时，我才看见藻草荡开之后的井底有一层褐色的鹅卵石，上面沾有细小的螺，而贾谊就像一只硕大的蚌，静静地躺在那里。因为外表颜色与卵石相差无几，一般人很难发现，更别说联想到他蚌壳里所蕴藏的珍珠了。

或许是彼此心灵的感应，当我如蚁接近水面时，井底的贾谊忽然张开了蚌壳，让我看到了他那闪烁着仁者智慧的珍珠光芒……

贾谊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生于河南洛阳的孟津县，18岁就闻名河南郡，被太守网络到门下，后来又推荐给汉文帝。汉文帝也十分喜欢他，先封他为博士，稍后又提升他为大中大夫。为报文帝知遇之恩，贾谊在政治上积极进取锐意革新，他建立礼乐修改法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过秦论》、《论积贮疏》等文，结果触犯了保守派周勃、灌婴等老臣的利益，被他们联合起来围攻。刚即位不久的汉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采取了丢车保帅的手段，将24岁的贾谊贬谪到长沙来做年幼国王吴著的太傅（老师）。

从公元前177年到公元前174年，贾谊在长沙任太傅仅三年多时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铸就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峰巅，代表作《吊屈原赋》、《服鸟鸟赋》就是写于此期间。正因为他到了长沙，死后又不知葬于何处，后人才将他与亡于汨罗的屈原并论，合称“屈贾”，并由此衍生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派系——湖湘文化。

濒临湘江面对岳麓山的贾谊故宅，两千多年来不知经历了多少兵燹之灾。建筑屡建屡毁，惟有那一口他亲手所凿的古井，如一块由良铁淬炼而成的精钢，一直顽强坚守到如今。两千多年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帝王将相乃至中外政要来此参观凭吊过。这些人到此一游，基本上都是发出一阵天妒英才的叹惋，有的文人骚客还由此吟出千古流传的名篇，如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戴叔伦的《过贾谊旧居》，等等。当然，也有别出心裁和唱反调的，如李商隐的《贾生》、王安石的《即事》，还有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贾谊》，等等。惟有我瞻仰了贾谊故宅这座湖湘文化的精神殿堂之后，真想放声大哭，为贾谊，为自己，更为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

我哭贾谊，不为他怀才不遇和英年早逝（其实汉文帝已够重用他的了，他忧郁而亡也许跟他的胸怀和气量有关），而为他的一些先进思想和智慧被炎黄子孙冷落了两千余年。我想，如果我们把他的一些先进思想（尤其是政治主张）变为现实，这比修缮他的故居更令他感到欣慰和瞑目。

我哭自己，可惜自己不是帝王将相，不是诸侯，否则，可以实践先贤的明智主张。

我哭中华民族哭中国历史，是因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没有明显改变，以自我自私为主体的儒家治国理念缺乏反思与兼容，这也许就是中国至今还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根本原因所在。

重温历史，让人心痛不已。两千二百年前，我们的贾太傅就已经为我们总结了一系列治国的策略，很多被后人衍化至今仍未落后，可惜我们明知道它的好处，就是不肯去落实和实践，反而让外国人所采用并由此赶超中国，这与火药最早是中国发明，却被外国人衍生出洋枪洋炮用来侵略中国是何等地相似！

贾谊继承和发扬了荀子所倡导的“阳儒阴法”的政治传统，提出了立法制、明等级、礼法结合的治国主张。他认为礼和法就好比芒刃和斤斧，礼侧重于教化，使人为善，以“防患于未然”；法侧重于惩罚，使人畏惧，以惩戒于后。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既不能片面追求强权法制，也不能太宽容忽视教化作用，只有软硬兼施两手均硬才行。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两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前身吗？

贾谊最热心倡导“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他指出：“故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其国必亡矣。”“故自古及今，凡与民为仇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夫忧民之忧，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这不是“以人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母体吗？虽然后人新瓶装旧酒，将他的思想和理念换了包装在高举在高喊，问题是真正做到了多少？

还有，贾谊在《大政下》中提出了一系列选择官吏的标准：“故夫民者，吏之程（准）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之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尽管中国在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原始性质的民主，但我认为，贾谊提出的这套选吏标准可谓科学至极民主之极。可惜自西汉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没有一个皇帝和政治党派去实践它，否则，中国早就富强了！对比当今一些西方国家（比如美国）的民主选举，他们那些全县人民拥护你你就做县长，全州人民拥护你你就做州长，全国人民拥护你你就做总统的选举方式，不正式贾谊官吏选择标准的翻版吗？

贾谊的农本思想也十分先进。他在《论积贮疏》中指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认为国家既要抓住农业这个根本，更要重视积贮这个环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备战备荒的目的。这一点，毛泽东学得最好，他曾发出过“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可惜到了当今市场经济时代，中国竟变得前所未有的浮躁。人均拥有量本来最低的一些人类基本生存资源（如煤炭资源、金属矿藏资源、林业资源等），我们不仅没有贮存，没有留给子孙后代慢慢享用，反而杀鸡取卵超前消费，甚至将这些稀有资源出口国外换取眼前利益，对比日本进口中国的煤用集装箱装好沉到海底变成煤田慢用，进口中国的原木做一次性筷子，筷子使用后回收造纸，纸品使用后再回收造成二代纸品出口到中国，人家是多么聪明，而我们是多么愚蠢！如果我们牢记贾谊教诲，由国家统一规划和分步开采、贮存矿产资源，会有现在这么多矿难和资源紧缺吗？贾谊在教育理论方面还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倡尊师重教，并率先提出胎教，这些思想至今还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唉，贾谊，井底的贾谊，可怜的贾谊，寂寥的贾谊。贾谊不仅寂寥在汉文帝时代，更寂寥了整整两千二百年。

或许宋相王安石曾与他有过心灵上的共鸣，因而发动了一场政治革命（变法）。可惜宰相不是皇帝，变法以失败告终。生于长沙浏阳的谭嗣同，更是血荐轩辕。这两个人也许让井底的贾谊曾经有过一些感动。

站在贾谊井前，我既伤心，又迷惘。

让我感到迷惘和痛惜的是从韶山冲走出来的那位伟人，在他手里错过了提速中国发展的机会。他早年在长沙求学，第一师范与贾谊故宅相距咫尺，他熟读《二十四史》，对中国的帝王之术了若指掌，我想他一定早就接触和了解贾谊的一些优秀的政治主张。作为一代开国领袖，为何在发出了“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的感慨之后，却对贾谊的政治主张（尤其是民主思想）熟视无睹？甚至还发动了令中国倒退的“文化大革命”？

有时候想想，觉得中国人在某些特殊年代真无聊，常常制造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比如，贾谊的一些先进思想，被人们冠以封建，而他那些封建思想却又被人们当作先进的东西在继承和发扬。举个例子，我不太赞成贾谊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而策划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偏偏现在我国就在效仿这一点，省、直辖市和地级市越设越多，官僚队伍日益膨胀，导致不少地方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

历史是幽深的，井水是清凉的，它能醒人思绪。也许，井底寂寥的贾谊会反思自己从前的过失，毕竟时代不同了，中国和历史都需要着眼未来并吐故纳新啊！

离开贾谊故宅时，雨已经停了。走到大门口，蓦然回首，我发现贾谊井里喷射出一缕珍珠的光芒。一个恍惚，那珍珠之光竟变成了金色的阳光。也许，井底的贾谊，不仅仅是一只含珠之蚌，更是一轮沉沦的太阳。只要你走近，就会感到他智慧的光芒和历史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