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阳明大爱》随想

胡宗健

永州本土作家韩立军，勤奋笔耕，短短几年，先后出版诗集、散文集、作文指导专著各一部，长篇小说四部。近期，正在创作30集大型电视剧《阳明大爱》，因为师生加同乡关系，我有幸先睹了电视剧初稿。

韩立军的电视剧《阳明大爱》，大写作品主人公邓云莲的传统舜德精神和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即她持之以恒实行舜帝诚信待人、乐于助人的大爱和雷锋用春天般的温暖帮助困难者的大爱，确乎让我感慨万千。因为最近我正在写一篇题为《人性或国民性问题》的随笔，想从理论和历史、现实的结合上对人性的善与恶做一些探究。从理论上看，我注意到中外先哲们这么一些论述：

《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苟子则说：“人心性恶，其善者伪也。”

曾经被马克思称道过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说：“人性本恶这一基督教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又在《历史哲学》中说：“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自觉却使那位任性任意，具有无限自由的‘自我’，离开了‘意志’的，离开了‘善’的纯粹内容——‘知识’就是取消了‘自然’的统一，就是‘堕落’；这种‘堕落’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精神’历史。”

从历史和现实层面上看，众所皆知，虎毒不食子，可是历代皇帝父子相残的事还少吗？武则天就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孩子。

司马迁因替李陵败于匈奴一事辩解（李陵提兵卒不满五千，深践有亿万之师的疆胡之地，“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而触怒汉武帝刘彻，使其下狱，并采用了“宫”刑。“宫”刑不仅仅是把人的“根”废了，在当时没有麻醉，没有消毒也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逮住司马迁，剥去裤子，割下生殖器，那份痛苦，远比一刀砍去脑袋要痛苦得多，痛苦得久。他要长期忍受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更要承受无与伦比的羞辱。

除了这些，还有明朝的朱元璋成千上万地杀功臣，文字狱、剥皮，什么残暴的手段均可用上。

新时代到来，也就大学雷锋的时代，张志新由于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在杀害她的时候由于怕她发出真理之声，不惜事先割掉她的喉管，这完全类似于刘彻使用“宫”刑和朱元璋施以剥皮的罪行。文革中，类似于张志新的遭遇者大致不止于此吧。

不过，这种种“大恶”大都源自极权，很少来自民间。

韩立军的“大爱”，正是来自民间，来自阳明山那样的灌注着舜德之气的土壤。我和作者正处于同一个家乡。记得孩提时期。祖辈和父辈经常提起，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往阳明山拜佛。拜佛的虔诚之态，令人心动神摇。而且长辈们不光是拜佛，他们回到村里，总是担当“大爱”的角色，比如用自己的杉树和劳动为公家架桥铺路，用自家的粮食救济贫困的人们。

从民间和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内质坚韧而强大的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仍是我们最基本的生存状态的写照与价值理念的来源。由此，对于农民的书写，对于从乡土文化土壤中走出来的邓云莲的书写，都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民间的很多人来说，他们身上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其中不少人的真诚、正直与可爱却是我们时代值得珍视的品质。像邓云莲的既为小学教师又为农民的父亲，曾几何时，我们对之久违。这个人，几乎就是优秀传统中国农民形象的缩影。

不久以前，中央四台多次播放台商刘竹承无偿支助151个农村贫困学生上学或读研究生的事迹，刘竹承先生原是台湾农村的一位孤儿，他的大爱不仅为151个学而有成学生感恩戴德，也为所有的人深受感动。

邓云莲和刘竹承的大爱都是源自民间，民间社会的大爱对极权体制的大恶形成了强有力的对比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