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诞生

——关于理论批评

    胡宗健

一、         张扬与逃避

写文章可以说是一种痉挛，一种病，一种血液的扩散与徘徊。所以，写作者多数人脸上没有血色，一眼就可以看出严冬一般的悲凉和忧伤。当然，写文章也是很有些快感的，但那是血管崩裂般的快感，当然，也是遣词造句和某种思想升华后获得的快感。而在那快乐的背后仍然可感到那深藏着的疲惫。我想说的是，任何写作者都渴望上升到一种个性化和自我化的境界。同时，因为写作中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群体律令，写作者又不能舍弃群体而独尊自我。既要富于个性，又要隐匿个性；既要独创，又要时时谋求与周围世界的沟通。写作者注定要陷入思想和运动的“两难”之中。思想是一只不安分的鸟。在这种时候，有人则渴望行动，因为行动比思想更能把我们从自身引开。

行动在这种时候，从骨子里来说也就是自我逃避。那么，这种逃避真的就是痛苦的么？我以为，即或是痛苦的，那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写作中逃避自我，它有助于人性缺陷、个人私欲和主观膨胀的扬弃，有助于思想和精神的升华。很多的写作，作者都要调动起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把自己生命的情致和天性烙印到他的文字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的逃避也就是让自己从写作对象中寻找到自己的声音与时代、人民的声音的契合点，矫正个人情绪中错误那些东西，以此获得与历史与人民共同振荡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积极的自我逃避也就是自我人格的重塑。何必要固守自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自我而走向客观的深处？而且，强调文章的个性化，并不是脱离写作对象和研究对象来鼓噪写作者的自我意识与个人情绪。有的写作者十分迷恋自我扩张的个人主义，并利用自己的思想优势和语言文体特色，在文章中大谈自己的哲学观、社会观、人生观，甚至自己的隐私经历。这种自我膨胀实质上丧失了对客体研究和批评的功能，妨碍它取得较为纯粹的对事物的论断。对于这种文章，托尔斯泰曾毫不客气地说：“批评家借着评论别人作品的机会经常廉价地、毫无意义地大肆宣扬与该作品很少联系的自己的思想，那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借评别人的作品极力宣传一己的情欲，并用西方某一哲学家的思想体系让自己的人生观念显得合法化。有鉴于此，写作者显然应该逃避自我的狭隘偏见和私欲，加强自身思想人格的重塑！

人格，是任何一门写作的内核和灵魂，是写作者从事写作的根本动力和内在依据。没有一种闪亮而强健的独立人格，写作者就很难按照自己的知觉去感知和把握对象，也就无法发现事物的独特的意蕴，所以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说：“莱辛之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

所以，人格就是一篇文章诞生的力量。

所以，好的文章必须张扬个性——但要逃避膨胀的个性。

 二、         酝酿和选题

人格是文章的力量，酝酿和选题则是写作的起点。虽然酝酿和选题还不是写作的物质化和行为化的关键步骤，但它制约着写作的全过程，虽然酝酿要消亡于写作的实践，但它究竟是一篇精彩文章的先驱，它的死，导致一篇文章的诞生。

酝酿，是一腔激情和欲望的烈火，是一团混沌不清的场景和概念，它催动着写作者之笔将其内心的勾勒变成现实，将潜在的描绘变成事实上的文章。

酝酿必须触及到选题。

酝酿有时先于选题，也有时后于选题。酝酿所揭示的实质上是对象所给予我们的激动和愉悦。譬如李白的诗《早发白帝城》给予福建评论家林兴宅的激动和愉悦是什么呢？林兴宅写道：“这首诗对于信奉庸俗社会学的批评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它表现了哪个阶级的感情？政治上的微言大义是什么？实在很难说得清楚。但它却实实在在具有永久生命力、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喜爱。我们吟诵这首诗，仍然会被带进三峡那险要奇异的幻觉世界，仿佛经验到飞驰前进的速度感而达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满足。”在这里，作者显然告诉我们，满怀一腔激情和欲望的酝酿与自己的审美感受密切相关，而对这种审美感受的提炼和概括，就是选题的确立。而对着“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四句诗，写作者应该提炼和概括出什么样的题旨呢？是概括出诗人政治上的抱负，抑或是概括出诗人作为封建士大夫和叛逆者的某种思想感情？林兴宅的选择不是这样，他抓住了他读这首诗所产生的激动——也就是那种速度感所引起的激动，来确定了他的题目——“速度的审美”。

对于一个写作者的选题，敏锐的审美感受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因素。所谓审美感受力，是以体验为基础，以情绪和情感的酝酿为动力，以想象和幻想为主要方式的一种活动。对于李白《早发白帝城》这首诗，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这样说，读了这首诗，他产生了一种类似晕船的感觉，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独到的体验。而这一体验，仍然是想象中的速度感引起的。因此，林兴宅的体验，决不是个别的一己的情况，而是代表了别人心中所有但笔下所无的东西，这就是人们共有的对速度的向往。这是人类征服大自然的一种最本质最普遍的心理。正由于这样一种心理，所以人们从速度的审美中获了一种普遍性的愉悦。

所以，选题的核心，只能是通过审美感受对艺术对象进行审美价值的揭示和把握。而且，必须有独到的感受，才会有独到的和新颖的选题。例如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那篇《韩少功近作三思》，其中第一“思”就显得新颖一些。第一“思”的命题我用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我想，只有用这样一个选题才能概括出韩少功小说中那些陌生化的人物和场景。他用这样的人物和场景来打破读者与作品的情感交融，以便让理性的思考单刀直入。用这样的选题角度切入作品，我自信更能适应和迎合特定的文学对象。

选题当然还要考虑时代性和倾向性。譬如分析《红高梁》这部电影我们怎样选题？我们既可以通过“我爷爷”、“我奶奶”的肉欲追求和一系列放荡不羁的行为来赞美一种人的血气、活力和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并指出它是对压抑着我们的儒家文化和中庸之道的对抗；也可以说它是丧失理性的人的本能和原始情欲的饱胀和发泄，是法西斯强权逻辑的精神鼓吹——杀夫劫妇就是这一强权逻辑的付诸实施。用当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来看这两个选题，应该取哪一种好呢？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选择前者。

写作者的任何选题，都必须以充分酝酿为前提，以笔力扎根于知识的厚土为前提，这样，在那冥思苦想的境界中，我们的创意就被诱发出来了。

三、构架和概念

   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形式，不仅是文体的运用，而且更是写作者整个人格结构和审美心理结构的物化实现。作者的心灵赋予文章某种相应的结构框架，文章则说明着写作者的整个身心及其体验，感性和理性的，意识和本能的。它要求写作者除了具备敏锐的感受和思维能力以外，还必须对文章自身有高度驾驭能力。只有这样，写作者的主体意识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文章的构架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写作者对特定事物认识的具体表现形式。

构架是文章的总的框架，有如一幢大厦。这幢大厦的构成，除了地基这个要素外，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水泥、砖瓦等物质材料。一篇文章构架的设定，也无法脱离它的物质材料。构成一篇文章特别是文学艺术研究方面的文章的基本材料，是概念和语言，如果语言可以看成是大厦的地基的话，那么概念则可看成大厦的砖瓦类型了。概念是文章的总体构架的骨骼和联结点。譬如拙文《故事：时间生活与生活》（《作家》90年10期），文章总体构架是论一篇小说的故事构成，而竖起这个故事的构架和大厦的，则是“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这两个具有支撑意义的概念。就是说，任何一个故事，都必须充满时间性的日常生活，从故事到文本，必须是作家主体经验在时间中的编码，它无法超越一段特定时间流，因此，任何小说的故事，都不能舍弃时间生活。但在好的小说中，必须包含价值生活。换句话说，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并利用故事可能包孕的思想容量，或超越故事而呈现出相应的寓意，即读完故事以后，打动我们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所释放出的氛围、意趣和各种难言的信息。这篇文章根据这一概念，列举了苏童的小说《一无所获》、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叶兆言的小说《枣树的故事》、徐晓鹤的小说《野猪和人》，指出这些小说，一方面故事已成了它们的基本面，另一方面，这些小说的最高要素又不仅仅是故事本身，而是小说的意蕴。起码，它没有传统小说清晰的人物、背景，一连串因果相承的故事，明确的人物行为动机和顺理成章的情节结构以及一眼让人看穿的作品主旨，而更为重要的是故事后面的种种意义和意味的效应。

概念确实是一个值得摆弄和玩味的思想符号，它可以抓住任何事物的本质和要谛，并且把写作对象的精华凸现出来。它虽然无法在形象思维上与艺术匹敌，但它最拥有概括、抽象和思辨的特权。这是人类的精神寄托与逻辑思辨能力的自我训练和自我测验，表现出思想深刻的层次和程度。议论文章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显示出它的高贵和价值。它时时在激励着人们更高地去审视和把握人类艺术的思想的和精神的现实。虽然，在文学艺术这个鲜活生动的艺术生命面前，一切概念、逻辑的分析都不免黯然失色，但是，就像“全部《红楼梦》论著加起来也代替不了一部《红楼梦》这个事实并不能否定红学存在的价值”一样，用概念和逻辑构成的文章也不应该被抹煞它自身的价值。

也许正因为了概念的这一价值，人们既抱怨概念的贫困导致了整个批评的贫困（可参见《读书》85年第10期李陀的《概念的贫困……》），又抱怨生造概念的狂轰滥炸现象。乍看意思两相对立，但实际上都在呼唤尽量丰富一些也尽量得体一些的文章概念。所谓尽量丰富一些，就是不要停留在真、善、美、典型、真实、悲剧、喜剧、意境、人民性等概念上，而应该有合符规律和逻辑的自己的创造——当然不是随心所欲的凭空臆造和生造。根据中西文化的交互借鉴与交流，以及在写作实践中的实际操作情况，下述这些概念的运用当是得体的，如心理积淀、文化积淀、集体无意识、生活流、陌生化、反讽、情结、心理结构、情理结构，原型格、原型价值、心理时空、自然时空、等等。

三、         激情与草稿

激情是奔泻的，草稿也是奔泻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激情与草稿成了孪生的一对。

激情是把握研究对象的一个前提。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很高的悟性，就不可能有那种精妙、高远的艺术评鉴！也不可能捕捉到一些潜含而微妙的底蕴！从一些低档平庸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知，失去感觉的引领和激情的伴随，鉴赏的目光就将迟迟不逮，理论探讨就将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感情。感情在艺术中总是以湿润的、朝气蓬勃的、多少有些颤抖的形式出现，相应地，当然也要求艺术研究者同样拿湿润的胸怀坦诚以待，才有资格去碰撞一个丰富的灵魂。我这样强调作者的激情和情感，并不是像英国作家兼评论家劳伦斯在《乡土精神》一文里所说的，“批评决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首先，它太囿于个人好恶；其次，它所关注的那些价值是科学所忽视不问的。在这里，试金石是感情，不是理智。”我同意他对感情的强调，但不同意他对理智的否定。我所以强调前者，就在于在一种湿润的感情气候中插下理性的枝条，这理性的枝条也就没有理由不茁壮成长；我所以强调后者，还在于使那探索的脚步走向对象的深处，而不致影响到理解、领会水准的提升和把握以及评判的尽可能的准确。

激情奔泻下的草稿，它一方面容易成为具有真知灼见的理性评判的深厚土壤；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失控、无节制、个人化，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它作出理智的审视，然后动笔加以修改。经过修改，才能有效地剔除由于失控而出现的狂想、偏激和非理性的表达。修改是对主观膨胀的压缩，是对群体和外界的某种协调、迁就和迎合。譬如对《红高梁》这部电影，如果我们使用一种偏激和非理性的表达的话，我们尽可以说“我爷爷”、“我奶奶”在高梁地里的肉欲追求，“我爷爷”当众撒尿的本能发泄，是对压抑着我们的儒家文化的强有力对抗，是一剂痛痛快快的烈性酒和清醒剂。如果要做这样一种表述的话，我们可以在稿纸上写得淋漓酣畅，甚至可以写得欲仙欲死。但是我们不能为所欲为，我们需要作理性的过滤，并把我们的写作置于时代、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综合框架之下来进行思考和修改。如果我们这样来思考的话，那么就会发现，这部影片通过它的形象、画面、空间、节奏、音响、旋律，创造出一个极具发泄功能与煸动功能的情感氛围，并把感性、娱乐性（如颠轿、野合）与理性、严肃性（如打鬼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它、欣赏它。它千方百计地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得太窝囊了，太受压抑了，正是一切集体的道德规范造成了我们这样的处境；要过上真正人的生活，就必须象“我爷爷”那样，以原始生命力的冲决，去打破传统道德的束缚，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在生存竟争和男女竞争中痛痛快快活一场。我们可以认真思量一下，这样做行吗？我们能够像“我爷爷”那样以征服者的姿态去征服男人和女人吗？我们能够像“我爷爷”那样抛弃一切理性去为所欲为吗？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每个观众都可以有他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有千差万别，此处不作赘述。

因此，对草稿的修订，就是理智的升华，是理性对非理性的取代，是极端个人化和主观化的悬崖勒马，是个人对外部世界的妥协和投入，也是写作者人格的重塑。

四、         概括与判断

艺术的写作可以使人不朽，理论的写作也可以使人不朽。虽然艺术家宣称他的作品一是不能完全被重复，二是不能完全被解释，因此他对理论的介入有着本能的反感。但是，艺术理论由于对人类最重要的感性活动进行理性的思考，并作为先前创作的事后反省而显示出精神的完美性，所以，即使艺术家公开否定理论对创作的意义，艺术理论也无须悲哀。所以，真正的理论仍然是不朽的。

艺术理论之所以不朽，主要在于写作者根据自身的美感体验，揭示出艺术作品的内在韵味和作出独到的判断。马克思这样说：每一种以科学为依据的判断都是我欢迎的。

我们不能偏狭理解科学的判断。对于艺术和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凡是如实地反映了事物的断定形式和概括形式，就应当是科学的判断。按照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见解，理解先于释义而又包含释义，有了理解才会有释义，而释义又反过来加深理解。这里的释义就是指对艺术对象进行准确的概括和判断。准确的，也就是科学的。所谓“科学”，就是指它终极的目的达到审美的合理性。文学艺术研究文章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样的科学性呢？因此，文学艺术研究文章的科学性，就是指涉到作品所构成的深层层次和作家深层的心理结构。不过，即使作品的构成和作家心理的构成被写作者指涉到了，他的概括和抽象仍然要舍弃一些生气勃勃的东西，特别是那些潜在的混沌、朦胧的意味，是难以用某种观念形式加以表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完全无法对研究对象作出卓越的洞悉和概括。例如王蒙把王安忆与张辛欣作了一番打量后说，王安忆是怀着“善”来写“恶”，用善来照耀恶；而张辛欣总带着“恶”来写“恶”，她好像怀着某种以恶对恶的报复心。再看看吴亮怎么给王蒙下判断的。他们说王蒙“清醒异常，又不时被自己的聪明善变和说话技巧弄得神魂颠倒。没有别的文人比他更懂得善于自我保护同时又尽量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又说：“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每一种色调都涂抹在他斑驳的身上，这就是他如此喜欢杂色的原因。”还说：“他的理论见解从来是不确定的，他喜欢把观点讲得面面俱到，这种辩证法的娴熟运用常常无懈可击，结果仍然让人一无所获。”“他领略事物的能力太强也太快了，所以他涉及的事物虽广但总是被草草掠过。”再看看青年评论家龚曙光怎样概括吴亮的：“吴亮有那么一点超凡脱俗，他那很高很高的心气无法容忍自己的平庸。他要用那些苛刻的言辞、讥讽的口吻和赌博式的预言铸造一个形象……这形象成了折磨吴亮的恶魔，因而他总是焦躁不安步履匆匆，仿佛被谁疯狂地驱赶又仿佛和谁死命地较劲。”上面这些判断之所以好，一方面，研究者以敏锐的审美感知力，对研究对象作出了不是干巴巴的枯燥结论，而是以机智、鲜活和兴味丰饶的色调出之，因而具有深味和异彩，非感受剀切，哲思深刻、独至者莫属。——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概括和判断；它必须呈现出内在的生气，情感和灵魂，它必须是自己笔下所有，别人笔下所无的“洞见”，而不是平庸的“浅见、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