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崖摩石壮国魂

              ——中国浯溪摩崖石刻仰胜

易先根

一

“浯溪胜概，雄冠三湘”。

“浯溪形胜满湘中。”

“楚地之胜首潇湘，潇湘之胜首浯溪。”

前人对浯溪的评赞总也离不开一个“胜”字，这个“胜”便是指优美、优秀、优良、优越之意，总括起来便是“优胜”。指优美的景物或境界的超凡脱俗，引人入胜，点明浯溪的胜境为湘楚之冠，是一处风水宝地，更是一处衣冠文物的宝库，素有“诗山、画山、书山”的美誉，堪称书法石刻、文学艺术的殿堂。

二

浯溪摩崖石刻自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杰出诗人元结于代宗、大历二年（767）开辟以来，历代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金石家慕名而至，题诗刻石，现有古代石刻505方，颜真卿手书《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饮誉中外，至今已历一千二百多年的风剥雨蚀，虽然满身满脸的历史沧桑，但仍然精神抖擞，气贯长虹，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表现了华夏文明的浩然正气，壮我国魂，为举世无双的“天球拱壁“。

浯溪摩崖石刻于1981年1月29日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3日，又被升格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4月再被列为湖南新“潇湘八景”之一，成为国家4A级旅游区，正式命名为中国浯溪摩崖石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以往称其为浯溪碑林是不确切的，因为浯溪只有石刻，没有碑刻。石刻古已有之，可以说它是人类鸿蒙的最先开启，是最古老的历史卷帙。在人类文明中出现的石器时代，那定然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用石头作为生产工具和战争武器，更用石头作为文化载体，用以纪事述志，远古的那些刻在石壁的岩画与后世镌在石头上的文字同样具有石器的意义，而且是十分荒邈又特别湛深的文化积淀与历史承载。古人常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寄托，与山水结下了宿缘。本来山石就像是铺开的纸，看上去只不过是多了些褶皱。于是懂得风水的文人与云游四方的高士，在名山大川的跋涉中，找一处灵性的崖石山水，它们多半在险道上、寺观旁或是可人而不可即的高险处，嘱人磨岩刻上一些文字，署下自己的大名，连同心中的寄意而流传千古，这便是摩崖石刻的历史起源与文化传递，其意义自然是非凡的创造与万古的流芳。浯溪摩崖石刻也是属于这样的文化遗产，不仅珍贵，而且神奇。

至于说到碑刻，那又是另外一番意义了。碑者，悲也，明清之际大学者钱谦益撰《初学记》曰：“碑以悲往事也。今宫室庙屋墓隧之碣镌文于石皆曰碑。”属古文中的同音通假。悲，即悲哀之意，与亲人的逝去，料理亲人后事，为亲人举行墓葬有关，寄托无尽的哀思。

其实，在古代碑是宫室、庙门前用以识日影或拴牲口的竖石，与祭祀有关。识日影指掌握时辰，取舍阴阳，而栓牲口则为祭礼取毛血，用以为祭神之祭品，杀牲取血，不免令人产生悲悯之情，也就含悲了，故此竖石，又名悲石，后取同意同音为碑，这是“碑”的最初含意。后来随着墓葬的改革，到了汉代由原来的不封不竖，改为又封又竖。封，封土，即坟堆；竖，立碑，刻墓主姓名、籍贯、身份、生卒年份及立碑者姓名。碑的名称从汉以后便广泛传扬开来，并大肆地引伸发挥，扩充内涵，造成多种多样的碑刻文化。

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圆首形的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后汉书·窦宪传》：“封神丘兮建隆碣。”李贤注：“方者谓之碑，圜者谓之碣。”东汉以来，碑碣渐多，有碑颂（功德碑）、碑记（纪念碑）、墓碑（墓志铭），用以纪事颂德，碑的形制也有了一定的格式，多有讲究，但到后世碑碣名称往往混用。

由于对亲人的不舍，便立石刻文以示纪念，此类石刻就是碑刻。因为碑刻有标识与记叙功能，将亲人生平事迹与功德用文字刻石以表彰，并可以作为墓葬的标识，便于后人查找，且具有不朽的意义，于是便得到引伸发挥，出现了作为纪念物或标记的纪念碑、功德碑、里程碑等等多种类型和用意的碑刻。但不管什么样的碑均为从山上采来的石料经过石匠打磨，然后刻上文告而成，再立于所需用途之地。因此，碑是刻石为用的一种器物。照此说法，以往称浯溪摩崖石刻为碑林是不对的，起码不确切。因为浯溪石刻是刻在一个生机盎然，山碧水绿的峭崖上，与山体同在，与林木同生，临流照影，风姿绰约，像一幅特大的画屏。其上亭台楼阁，石刻诗文，洋洋洒洒，汇成字的王国，诗的海洋，画的长廊，为天下绝胜之处，更是历史文化的荟萃之地！

三

浯溪位居湖南省祁阳县城湘江西岸，北望南岳衡山，南连九嶷八桂。这里依山傍水，峭崖壁立，古木参天，连绵三峰，半落天外，碧绿如画，秀色可餐，山光水色，氤氲迭起，气象万千。正如古人所云：“凝流绿可染，积翠浮堪撷。身临浯溪境，胜作瀛洲客。”

其实，浯溪原本是湘江之畔的一条无名小溪，其长不过5公里，水流瘦小而孱弱，只因得遇贵人，遂有惊世之望。原来，唐代杰出散文家、诗人元结，于广德元年（763）被任命为道州刺史，永泰元年（765）从潭州督府返道州，舟径祁阳阻水，泊舟登岸暂驻，被眼前胜景所迷，愿为所归。至大历四年（769），元结母丧辞职守制，因“爱其胜异，遂家溪畔”，命名浯溪，意在“旌吾独有”，即我的溪。溪畔江岸，皆经元结经营，遂成别有天地的胜境。元结撰《浯溪铭》，小溪从此万古流芳，他又撰《峿台铭》，将东峰命名为峿台，还在溪口的西峰之巅筑亭，曰浯亭，撰《浯庼铭》，延请书法名家季康、瞿令问、袁滋分别用玉箸篆、悬针篆、钟鼎篆书写，并摩刻石上，是为老三铭，世称“三吾”（浯溪、峿台、浯庼）。

浯溪摩崖石刻的灵魂，亦即核心在哪里？在浯台东岸的三绝堂，那里有被历代誉为摩崖三绝的《大唐中兴颂》，因文绝、书绝、石绝而备受世人赞赏。因此《大唐中兴颂》乃超凡入圣的神品，为浯溪公园镇园之宝，不知倾倒了多少的骚人墨客，为之层歌迭唱而风华百代

四

元结的《大唐中兴颂》是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异彩的奇文。颂文表面上是在歌赞“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中兴，实则是在讥讽统治者的昏庸与腐败而导致祸乱，几近亡国，给黎民众庶带来了惨烈的灾难与痛苦，颂文记下这一历史教训，借以告诫后人，不要蹈此重辙。由此可见，文章反映了元结“救时劝俗”的文学主张，反对歌功颂德的浮华虚空，提倡质朴畅晓的文风，是元结启手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鸿篇巨制，表现了匡时济世、瞻前顾后的浩然正气。

为了弘扬正气，张扬国威，以壮国魂，元结特地请来了他的好友，一代书法宗师颜真卿前来浯溪在峭崖摩石上振臂书丹。当时颜真卿已是63岁的高龄，其书法已达炉火纯清，可谓“人书俱老”。此件大作每字七寸，整幅一丈三尺见方，为颜书中一件罕见的大型作品，它充分体现了颜真卿的博大庄正、筋健骨雄的书风，倾注了颜真卿“复北碑之法，革行楷之俗”的创新主张。特别是他大胆地在这幅作品中简化汉字，创造了不少简笔字，如“万、驱、国、边、兼、于。”为了临崖直书，便于抬腕挥毫，他斗胆反叛，把自古从右至左的书写顺序一反而从左至右，创造了别开生面的新格局，不能不说是别裁的别趣，为后来新的书写格式开了先河。

“地辟天开，其文独立；山高水大，此石不磨。”

颂文刻在临江壁立的摩崖上，卓尔不群，挺拔不羁，表现了睥晲古今，高歌百代的雄伟与超迈，虽经历千百年的风雨，仍然是“石崖天齐，可磨可镌”，正是石绝的所在。由此，《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号称三绝。

“三绝”刻石在整个浯溪摩崖石刻中当属居中居首居要的精品力作，从形象上看，应称得上石破天惊的雄奇豪迈，浩气大度，旷世特立；从神韵上看，可谓端庄凝重，而又雍熙灏逸，达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那番意夺神骇，充满了评判的穿透性和谆谆告诫的感染力，其间字字句句皆为国脉所系，国魂所在，以正压邪，刚直不阿。从意趣上看，是“黄唐在独，落落玄宗”的精妙无比，更是“太华夜碧，人闻清钟”的悠韵无极。

如果说浯溪是国宝，那么三绝石刻便是国宝中的国宝，堪称至宝，像和氏壁一样不仅价值连城，而且是国魂的象征，传承国脉的伟力，用以扫邪归正，整纲饬纪，维护国家命脉。正如明朝诗人解缙《石镜》诗所说的那样：“水洗浯溪镜石台，渔舟花草映江开，不如元结中兴颂，照见千秋事去来。”其史鉴意义，多么深刻而又多么厚重啊！

由于元结与颜真卿在中国文学史与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浯溪三铭》与《摩崖三绝》迳传南北，名满天下，倍受世人的称重，深深地感动着历来的士大夫和文人墨客。唐朝以来的文学家、诗人、学者、书画家、金石家，无不慕名而至，他们围绕浯溪石崖观赏、揣摸、精研细读，久久不愿离去，有的还结庐暂住了下来，他们因崇敬而赞誉，因感动而自励，无可争辩而兴吟挥毫，终于结撰为诗，积案成书，刻石以传，把个偌高偌峭的浯溪石崖摩了个遍，刻了个满，形成规模宏大，气势非凡的摩崖石刻园林。这一支历史文化大军中有历代著名诗人刘长卿、皇甫湜、李谅、秦观、张耒、李清照、范成大、杨万里、张孝祥、陈与义、白玉蟾、文天祥、张栻、张养浩、王冕、袁枚等数百人；有著名书画家米芾、黄庭坚、沈周、董其昌、钱沣、何绍基、杨翰、吴大澂等数百人；还有著名的学者吴潜、解缙、顾炎武、王夫之等上百人。他们洋洋洒洒，抒怀泼墨，铸成摩崖石刻竟达七百余方之巨，形成了气壮山河的中国浯溪摩崖石刻。在风光旖旎繁星璀璨的浯溪名人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是宋代大书法家兼诗人的黄庭坚，他在《大唐中兴颂》石刻之下揣摸数日，心潮澎湃，浮想连翩，终于结撰而成一首激越的慷慨悲歌，用他那刚劲如剑的黄体书法，镌刻在三绝石刻之右，用以表达自己对元颜的由衷钦佩。由于他在诗中对安史之乱的因果抒发了不同的看法，竟在浯溪摩崖石刻中挑起了一场自宋代至清末长达八百年之久的学术论争。这八百年之久的论争诗文均刻在浯溪峭崖上，明证了那段历史的文化生气与命运。今天，让人读来，仿佛还能看到论争者当年面红耳赤的形象，给后来者提供了诸多的启示与鞭策。

五

浯溪摩崖石刻宝库中的精华，首推书法艺术，它有唐代罕见的篆书，这里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号称篆圣的唐代李阳冰所书的“溪园”，端庄凝重，大气磅礴，显然是难得一见的大家精品。另外如季康用玉箸篆所书的《浯溪铭》，是浯溪摩崖石刻的第一刻，也是元结为浯溪所写的第一铭，这两个第一，实为浯溪园林的开山之祖，具有开辟鸿蒙的始创意义，其书法的艺术价值甚高，宋代黄庭坚在《题浯溪崖壁》中说：“笔画沉稳，优于《峿台铭》也。”他又在《答浯溪长老新公书》中，盛赞此刻“笔意甚佳。”季康当时任道州文学，“掌以五经，教授诸生”，为元结在道州主管文教的幕僚，为唐代的书法大家。袁滋本是唐朝宰相，一代篆书名流，与元结友善，特来浯溪书《浯庼铭》，刻于浯溪南峰下，与季康玉箸篆的《浯溪铭》石刻左右相对，宋·黄山谷说：“滋，相也，他处未见篆文，此处独有之，可贵也。”同时代的瞿令问，亦为元结之幕僚，后出为道州江华县令。他是元结在永、道两州开拓石刻文化的得力助手，又是造诣颇深的书法家和篆刻家。他将元结《峿台铭》用其所长悬针篆刻于浯溪石壁，最见功力。宋·欧阳修在《集中录跋》中说：“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为可爱也，然来者安知无同好也。”对此刻的铭文与书法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瞿令问的书法，特别是悬针篆，可谓独具风格，别有创意。清代金石家瞿仲溶在《古泉山馆金石文编》中，评瞿令问的书法“结体遒劲，所用古文，皆有住所，无一字杜撰，以此见公篆学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李阳冰、季康、袁滋、瞿令问四家古篆为浯溪摩崖石刻肝胆相照，精气烛天，光焰四射。

世称季康、袁滋、瞿令问用古篆书刻元结的浯溪三铭为“大三铭”，清代金石大家吴大澂以篆隶书刻的自作浯溪三铭为“小三铭”。这一大一小交相辉映，展现了中国文脉书道的燃藜传薪，可谓情采灼灼、风韵楚楚，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洋洋大观的浯溪摩崖石刻中，不仅有罕见的唐代古篆与颜真卿鸿墨大宝的惊世之作，而且有以后的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佳品，还有与颜、黄主要流派的欧、米、赵、何等多家多派的众多墨宝，将浯溪打造成为中国诗书画之堂皇冠冕，激射文化渊薮的奇光异彩。

六

千年风雨过浯溪，几多精妙说沧桑。

浯溪摩崖石刻，依山而布，傍石而立，是我国古代一座典雅而神异的文化园林，它在自己起承转合的发展中，写就了我国唐以后的一部书法史、金石史与诗史，蔚为湖湘文化之奇观，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名贤俊彦，光照峭崖之壁，响穷潇湘之滨，绿了芭蕉，红了樱桃。

宋代诗人杨万里于绍兴二十九年（1150）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后，曾三次前往浯溪拜谒隐居在那里的抗金名将张浚，对浯溪山水与摩崖石刻钟爱有加，推崇备至，写成了昂然凝虑、神与物游的《浯溪赋》，激动着后人的心怀。

在杨万里的笔下，浯溪山水，可谓神韵交迭：“郯两峰之际天，俨离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萧然若仙客之鉴清漪也；其一蹇蹇谔谔，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镬也。”“际天”二字将浯溪悬崖之高峻险峭淋漓尽出，洒脱活现。“离立不倚”四字状写峿台、峿庼双峰并肩耸峙的昂扬恣放。峿台高逸，意欲凌空飞去，羽化而登仙境，何其超脱。峿亭雅洁，尽管风吹雨打，始终保持自身敦厚贤笃的气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纵然“蹈鼎镬”也不改初衷，保其名节的凝重。

在杨万里的眼里，浯溪“上则危石对立而欲落，下则清潭无底而正黑；飞鸟过之，不敢立迹。”其高险危绝的至境，已不言而喻。故“予初勇于好奇，乃疾超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窥。忽焉心动，毛发森竖。”“寒藤垂足”，“衰容心动”，“毛发森竖”，一连串的惊心动魄，流注笔端，泛漾纸面，集结“险”的骇浪，汹涌而来，令人深感浯溪山水的钟灵毓秀，人文庋藏的物华天宝，神韵迭出，意趣横生，汇成审美的激流，冲荡意气，朝着遥迢的天野奔淌而去，在白云深处发出厚重的历史回音。

如今，摩崖三绝的《大唐中兴颂》引领林林总总的石刻，经历了一千多年风雨的磨砺，依然矗立在浯溪的画山秀水之间，明镜高悬，通古鉴今，洞察忠奸，明辨是非，永远是我们国家雄强灵动的精气神，惩恶扬善，永葆青春，激励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我们事业的更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