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到沧桑语便工

——李清照词忧患意识之我见

龙国庆*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永州 425100）

摘  要：对成就清照词的核心元素，历来见仁见智。纵有论及其为忧患意识者，亦多将清照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将忧患意识归之于后期，造成了清照词在内容上人为的“前轻后重”。本文侧重分析清照前期词的忧患意识的成因与在作品中的表现手法及效果。

关键词：古代文学； 词； 李清照； 忧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1-     

中国古代文坛一向是男性的天下。虽有汉代卓文君、三国蔡文姬、唐代鱼玄机及薛涛等人组成的女性军团先后冲击突围，终未能动摇男性作家的“一统江山”。时至两宋之际，女词人李清照横空出世，举座皆惊。一向瞧不起女性的男性文人对李清照不吝褒词，“若并诗中论位置，易安居士李清莲”（谭玉生《论易安词》绝句）“姿才俊逸由天授，太白东坡比高秀”（樊增祥《题李易安遗像》），把李清照推到了“九百年来一词后”的顶级地位。

做为一介弱女子的李清照为何突然发力，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呢？历来评家众说纷纭，说她“自撰新语”者有之，说她“妙用典故”者有之，说“含蓄蕴藉”者有之，说“花多”“酒多”者亦有之。余以为方家见仁见智，成岭成峰，各有其道理，但是促成清照成就“词后”之名的“内力”是忧患意识。

其实，说易安词中包含有忧患意识者早有其人，但学者往往把清照分为明显不同的前期与后期，认定前期的清照活泼开朗，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浓浓的爱情与淡淡的离愁，不知忧患为何物；后期的清照则成为国破家亡的嫠妇，其作品悲凉凄楚，竟日愁情，满纸呜咽，这才具有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样，人为地就形成了李清照创作的“前轻后重”难免有割裂作家之嫌。

事实上，从人们接受的程度看，易安前期词与后期词并无“轻”“重”之分。主要是因为忧患意识如一条红线，贯穿了易安词的颗颗珠玑。“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前期的李清照亦呼吸并感受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本文将侧重就李清照前期的忧患意识、清照作品表现忧患意识的方法及效果进行分析。

一

一提到忧患意识，人们往往能想到是屈原杜甫，是“忧国忧民”。这当然不错，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忧患意识的内涵外延要丰富得多。

忧患意识是人类一种自觉的痛苦，是悲剧的心理基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指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易经的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一期）孙云先生也指出：“忧患意识，亘古于今，延绵不断。它是主体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出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凡有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就必有忧患意识的发生。”（孙云《论忧患意识》载《广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三期）

北半球同纬度的国家与地区中，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最为严酷。忧患意识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民族代代相传的心理结构，成为民族基本性格与精神的重要特征，影响到中国文学的总体风格。正如丹麦的勃兴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特种基调。”

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力。《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说：“《离骚》之为屈原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诗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哭泣于《红楼梦》。”忧患情结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这些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忧患文学传统。

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生命的威力，就在于他它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美学》第一卷）几乎所有重要的古代文学作家，都受到了忧患意识的滋养。李清照焉能例外？

从大的方面说，忧患意识可以分为对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忧患与对人的生存本体的忧患两种。忧患意识表现形式则不拘一格，它可以是胸怀宏愿，忧国忧民，如杜甫的《北征》、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也可以是感叹宇宙永恒，人生短暂，如曹操的《短歌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还可以感叹身世坎坷，情场失意，如阮籍的《咏怀》、李商隐的《无题》等等。

二

李清照的忧患意识产生于她的前期，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

封建社会是男性中心社会，这个社会对男人与对女人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男人要关心国事，为自己建立功名，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女性婚前则在家里修炼“妇工”、“妇德”、“妇容”，婚后则相夫教子，完成自己的生育与抚养功能即可。当国家与个人命运遭遇危机时，男人的痛苦、焦灼乃至忧患是题中应有之义，对女性则没有这种要求，也就是说女性不会也不需要有男人那样强烈的忧患意识。

李清照却是个特例，李清照非同凡响的人生，造成了她非同凡响的忧患意识：

从“天时”方面来看，李清照生活在十二世纪的宋朝，统治者“重文轻武”，其文化表现出一种人的解放、人的精神。

从“地利”方面来看，李清照出生在济南，从小受到主张“入世”的孔孟儒家为标志的齐鲁文化的熏陶。

从“人和”方面来看，李清照生活在诗礼簪缨之家，“父为元祐党人最，母为祥符状元裔”——父亲是北宋重要正直集团元祐党人，是著名的“后苏门四学士”之一；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工词翰”。

古代的大家闺秀深锁重楼，所见无非是室内的锦衾鸳枕，室外的飞蝶啼莺，主要活动无非是抚琴品茗，梳妆凭栏而已。但李清照从小天资聪颖，博览群书，通达开朗。李格非并不按礼教的要求束缚女儿，而是为女儿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对她寄予了“中郎有女堪传业”的厚望。

李清照十几岁就与当时的文坛名流张耒、晁补之、米友仁等有诗文书信往来，还常引古代充满忧患意识的高士为同调：“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多丽》），并可自由地去欣赏街景，到郊外踏青，湖中泛舟，踏雪寻梅，东篱把酒，甚至醉耽莲丛，视野见识大大超过了当时的闺阁女性，助她养成像男性一样的兼济天下的情怀。

李清照对自己的容貌亦颇为自负：“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浪淘沙》“素约小蛮腰”）“绛绡缕缚冰肌莹”（《丑奴儿》“晚来一阵风兼雨”）“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轻”（《菩萨蛮》“归鸿声渐残云碧”）。李清照对自己的才华也充满自信：“独把新诗诵奇句”，“盐絮家风人所许”（《青玉案》）；“造化可能偏有意……此花不与群花比”“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她对前辈男性词家的诸多批驳，“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宋胡仔语）。

李清照的性格是高傲而进取的，尊重自己的价值，尊重自己的存在，绝无古代女子的怯生生、“见人矮三分”的“痼疾”：“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鹧鸪天》“寒日萧萧上琐窗”），“金尊倒，拼了尽烛，不管黄昏”（《庆清朝慢》）——纵是拼酒，豪气也不输于男儿。

即使对自己的丈夫，清照亦绝无奴颜媚骨。她把丈夫仅仅当作一个倾诉感情的虚拟对象，丈夫的形象却从来没有出现在她的词中。甚至在思念丈夫的《小重山》里，也对丈夫说：“归来也，蓄意过今春”，是那样的坚决果断、几乎没有商量余地。清人冯金伯在《词苑粹编》中惊呼：“第世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也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沈曾植也在《茵阁琐谈》中极力称赞“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苏辛”！这样的女子拥有男子般的忧患意识，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

李清照前期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人的生存本体的忧患，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对朝政风云变幻及李、赵两家命运的担忧。

北宋末年，朝中党争趋向于白热化。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与公爹赵挺之分别为两个对立阵营的骨干。党争使得李清照无可避免地卷入到斗争的漩涡之中，无论哪方得胜，或是两败俱伤，李清照都要受到极大伤害，这使她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李清照的咏梅名作《玉楼春》的下半阙就透露了这种心情：

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挽阑干愁不倚。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

词人赞梅，更忧梅，梅花生长在冰天雪地，风刀霜剑之中，处境险恶，生存随时受到严重威胁，作品里那种及时赏梅的紧迫感，分明隐藏着对两个家族前途的重忧。

第二，情感生活之忧。

1103年9月，朝廷诏令元祐党人子孙不许与赵氏宗室通婚，也不许元祐党人子弟居住京城。

李清照同犯二禁，被迫回明水原籍居住，经历了一年的独居生活。新婚之别使19岁的清照刚尝过情感之蜜，又要吞咽相思之苦，这也使这桩似乎是“天造地设”的“金玉良缘”经受着几方面的煎熬：

首先，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夫妻之别。《醉花阴》诉说的就是这方面的情愫。词人用“瑞脑金兽”“玉枕纱厨”“东篱把酒”等众多美好事物，“以乐景写哀”，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孤独凄凉，孤苦无依，情真意切，被人称为“声情双绝”。

其次，是对丈夫政治前途的担忧。《行香子》借对阻隔牛郎织女的银河的咏叹，隐隐抒发的正是对政坛风雨的担忧：“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再次，是对自己婚姻状况的担忧。

李清照是一个学识渊博，端庄秀雅，品格高洁，目下无尘的女子。一旦爱上谁，必定是身心相倾，生死以之。做为清照爱情唯一所系的赵明诚是否会“报之以琼瑶”呢？不一定，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指出：李清照的“思念对象做了她非常不喜欢，根据礼教要求又不能说出来的事：赵明诚纳妾了。”（马瑞芳《话说李清照：云中谁寄锦书来》齐鲁晚报2001年3月30日）研读李清照词作，我们可以得出马瑞芳教授的论点并非空穴来风的结论。 

李清照存词50首，表现轻快欢愉之情的只有《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等五首，其余基本上抒写忧思愁苦，甚至怨怒之情。

《多丽》通过咏菊，表达了对摧残菊花的环境极度不满，作者连用“贵妃醉脸”，“孙寿愁眉”“薛令偷香”等近十个典故，尤其是“汉皋解佩”“纨扇题诗”分明指男子有外遇与痴情女子被抛弃。

《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中也有“念武陵人远，烟锁重楼”之句。“武陵人”是迷恋桃花源而忘归之人的代称。“烟锁重楼”暗示自己最担心的是成为被弃的弄玉。

再看清照独居青州三年，与明诚久别重逢时写的《感怀》。词中竟以嘲讽的口气要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中的“子虚”与“乌有”先生成为知友。肯定是明诚另有其人，清照受冷遇所致。

那些认为前期李清照快乐、天真、浪漫、不谙世事的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没有前期充满忧患意识的词作与议政之诗，后期充满责任感与批评精神的《夏日绝句》、《永遇乐》、《声声慢》等作品，能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凝神审之，前期的“人比黄花瘦”与后期的“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前期的“云中谁寄锦书来”与后期的“雁过也，却是旧时相识”，分明脉理相通、一意贯之。

四

如前所述，忧患意识，可分为对国家命运的忧患与对人的深层本体的忧患两大类。清照前期词的忧患意识侧重于前者，后期词的忧患意识则侧重于后者。为了表现其忧患意识，易安体主要呈现以下艺术特征：

（一）对比映衬，增其深度。

李清照在《词论》中批评晏几道：“苦无铺叙，”主张词的书写要展开，尽可能写得细腻、曲折，讲究辩证美和和谐美。

在《一剪梅》中，作者用了“才下眉头”与“却上心头”形成对比。“愁情”与“相思”是无形之物，词人却变精神为物质，“按下葫芦浮起瓢”，让它上下运动。这里不仅是“上下”的对比，又是“表”与“里”“显”与“隐”，浅层次与深层次的对比，“才下”的“后退”是为“却上”的更大一跃蓄势，对比中呈现出一种递进式的加强。

《永遇乐》中的“融合天气”与“次第”“风雨”，《武陵春》中的“也拟”与“只恐”都具有这样的作用。

（二）词中有画，增其韵致。

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李清照从小就工于丹青，并把中国传统的绘画技巧运用于词的创作。

读易安词，不管是景物描写还是人物刻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而浓浓的诗意蕴含在画境其中。易安词中有精雕细刻的“香脸半开”的工笔寒梅，有淡墨素描“玉骨冰肌”的银杏，有大笔泼墨写意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还有皴法与湿润渲染法描绘出来的“乱山平野烟光薄”。

人们往往惊艳于清照的名句“应是绿肥红瘦”， 该句究竟好在何处？从色彩学上看，“红”和“绿”正是“花”与“叶”的基本特征。用“红”与“绿”代替“花”与“叶”，不仅不会产生歧义，而且把“花”与“叶”上升到绘画色彩学的抽象层次，形成一幅春天绿色大背景下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海棠憔悴图”。从这幅图画中，使读者能够更加直接地感受那种红颜易老、越是美好的东西越容易被损毁的忧患意识，令后人“我见犹怜”，百读不厌。

（三）妙用叠字，增其沟壑。

清照运用叠字的句子约占四分之一。叠字的作用可分为两类，一是用来描写事物的，如《清平乐》中“潇潇两鬓生华发”；二是用来抒情的，如《怨王孙》中“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而《声声慢》对叠字的运用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

《声声慢》一开篇就连用多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寻者，找也；觅者，更仔细地找也。“冷冷清清”，指一个人孤独相处，但孤独者并不一定都很痛苦。“凄凄惨惨戚戚”三组词，连续递进，挤压催吐出人间至哀。与词的内容相适应，各词组音调上由平入仄，由仄转平，一波三折，吞吐往复，层层透露出深沉的忧郁。《声声慢》这些叠字两字一拍，多用开口度不大的齿音，先放而后收，先扬而后抑，形成特有的长叹间杂短嘘的效果，催人泪下。词的结尾又用叠字“点点滴滴”与开首的叠字相呼应，使沉郁悲凉之气笼罩全篇。

（四）寻常之语，抒弦外之音。

《永遇乐》一开篇就问：“落日熔金，慕云合璧，人在何处？”这里的“人”，是指抒情主人自己，更是指南宋朝廷君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是关于“人”三个永恒性的命题，也是李清照这里要问的内容。你们是谁？你们是已经亡国的北宋子民；你们从哪里来？是从被金人侵占的中原逃过来的；你们要到哪里去？应该收复汴京，以雪靖康之耻！你们“人在异乡”，是“丧家之犬”，有什么资格在此“直把杭州作汴州”？眼下熔金似的落日、玉璧式似的暮云、“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元夕美景，不过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回光返照。为了进一步点醒统治者，李清照更明确地指出：“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不思进取，苟且偷安，时局变幻就在瞬息之间；亡国之祸，当在不远。

两个似乎自言自语的句子之中，透露出不可抑止的忧国患民意识。

五

忧患意识的进入，使中国古代的“闺情词”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古代的男性作家有一个“癖好”，就是替女子代言。曹丕所作中国古代第一手文人七言诗《燕歌行》便属此例。曹丕的弟弟、号称“才高八斗”的曹植写了《美女篇》，也以美女的年长未嫁来喻怀才不遇。唐人朱庆馀要张籍为他审阅文章，却偏要以《闺意上张水部》命名……自从词这种文学体裁诞生后，这种倾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为代写“闺情词”的男人所独霸。

这些作者大多从男性狭隘的角度与不甚健康的心理出发，塑造出来的是精美的高阁闺房里孤独寂寞，怀着一腔幽怨，默默等待着男人的出现的美女，虽然香艳细腻，却难免“作妮子态”的虚构模拟，矫揉造作，甚至有不少对女性的扭曲与狎弄的成分。

与男性作家自以为是塑造出来的模式化的妇女形象不同，清照前期词中的抒情主人公没有“懒起画娥眉，照花前后镜”的慵懒，也没有“黛娥长敛”“盈盈粉泪”的怯懦，而是柔中有刚，头脑冷静，善于分析判断。清照透过抒情主人公表达了相思的愁苦及对时序变迁、青春易逝的珍惜，富有哲理性，体现了知识女性共有的忧患。更可贵的是后期的李清照经历了男人们无法经历到的国破家亡夫死无嗣等人生坎坷，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她把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相结合，曲折地反映了动荡的社会，抒发了忧民忧时的爱国情操，成为那个时代的歌手。

孔子说：“情欲信”，也就是说只有真情才能给人以实感。作为女性，李清照“深于闺恨”，根本不需要像男人写女人那样去隔靴搔痒，虚构模拟，只需“自吐肝胆”、“我手写我心”，即可直达人心。这与男人“雌声学语”的做作自不可同日而语，也使词第一次走进了真正以女人情趣进行创作的全新境界，一举收复了“闺情词”这块被男性“借用”已久的失地。

人生忧患识字始，话到沧桑语便工。由于特殊的地理与历史条件，中华民族是遵循“忧灾患难”、“忧生患命”、“忧国患民”、“进亦忧，退亦忧”等理念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是在忧患意识的土壤里并出的花朵。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无论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忧患意识是其作品是否脍炙人口、沾溉百代的试金石，也是提升作家层次的支点与杠杆。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作家李清照的成功，就是一个这样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