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韩柳话民本

——韩愈、柳宗元民本意识之比较

龙国庆*

（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自唐末韩柳并提以来，比较其二人就成了文坛的热门话题。宋代以后，对韩愈的评价远高于柳宗元；清末以来，对柳宗元的褒扬又盖过了韩愈。造成其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究竟何在？本文拟从“民本”的角度尝试进行探讨。

关键词：韩愈；柳宗元；民本

韩愈和柳宗元是我国古代文学中并峙的“双峰”，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两大领袖，其政见、文风有同有异，又互相推崇钦佩，堪称知友。历来对韩柳有文体之比、文风之比、史观之比、佛学观之比、文学理论之比等等，而对于两人思想中的重要元素——民本思想，却鲜有其比。本文侧重于此，抛砖以引玉。

一

民本思想不会孤立地产生、孤立地存在，它与属于世界观、社会历史观的两大命题密切相关，让我们先来看看韩愈与柳宗元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异同：

第一，关于“天”和“人”的关系

韩愈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还停留在商周时期把“天”当作高踞于人类之上的“人格神”的阶段，认为“天”有意志，能决定人的贫富祸福并能够赏善罚恶，把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范晔等史家的不幸，归纳于“人祸天刑”，坚信“人生由命不由他”（《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

柳宗元却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人相分”的学说，提出了“天人不相预”的观点，把“天”比作没有知觉的“大瓜蓏”。这一比喻新颖、生动、朴素，更体现了柳宗元唯物主义者的勇气。“瓜蓏”乃农家用粪水浇灌培育而出的日常菜蔬，在“谋道不谋食”的儒家眼中，属等而下之之物。据《论语》记载，樊迟曾向老师孔子请教怎样种菜，孔子说自己不如“菜农”，并斥之为“小人”。这一比喻抹去了多年来统治者涂在“天”上的种种神秘的油彩，闪耀着柳氏特有的幽默与智慧的光芒。

第二，关于国家的产生及政权的更替。

韩愈一口咬定是尧、舜、禹、汤等圣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与国家，说他们“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抑）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原道》）而柳宗元则认为国家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解决人民之间争夺生活物资纠纷而产生的。

韩愈认为一个王朝的建立、存亡关乎天命。他支持宪宗封禅，并赞之以“巍巍治功，宜定乐音，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闻，明尔得意。”而柳宗元却是唐代反对封禅的“孤军”。他明确指出，朝廷更替，“非圣人之意，势也。”（《封建论》）国家最高统治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贞符》）。

在以上两个问题上，韩愈囿于前人而缺少创新，柳宗元却敢于突破，标志着这一观念在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上限。有此雄厚的基础，子厚在“民本”意识方面超出退之，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柳宗元的“民本” 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吏为民役”。

这是柳宗元民本思想的核心。

柳宗元认为，天下的官吏都是老百姓养活的：“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送薛存义序》）。“民养官”，这本来是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但由于不能说、不敢说、或者故意反过来说以谋利等种种原因，这个简单的事实被颠倒了几千年。是柳宗元第一次揭穿了这个“皇帝的新装”式的谎言，把官员从“父母”的尊位上拉下来，按在“仆役”的座位上。

第二，官吏应以感恩之心报答老百姓。

国家权力是为了适应处理财产纠纷等事务所产生的。老百姓养活官吏，不是出于崇拜情节或是别的什么义务，而是出于“司平于我”——有一个公正的、认真的办事人员的现实需要而已。“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也？”（《送薛存义序》）。官员以感恩之心报答老百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第三，老百姓有权惩罚渎职官吏。

如果发生了官吏“受若值，怠其事，又从而盗之”的情况怎么办？柳宗元用当时社会上公认的主人有权“黜罚”不称职的仆人的案例，推定老百姓拥有监督与惩治贪官污吏的权力。

第四，勿扰民，实现“民自利”。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讲的是一位形体扭曲的驼背大爷，种的树无不“硕茂蚤实以藩”。人问其秘，则答之为“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文章的深刻性就在于不是一般性地揭露贪官的掠夺，而是揭露“能吏”的“勤政爱民”，“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空喊“利民”不行，采用过多的“利民”措施也只能是“扰民”，“民本”思想的高境界是“民自利”。官吏要相信老百姓，尊重他们自由劳动的权利，自觉退出生产领域的指挥位置，让老百姓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人”，开辟一条合乎经济规律的良性循环之路，得到真正的长远的利益。

“吏为人役”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从这一立场出发，柳宗元对官吏提出勤政廉政的职业要求。他一方面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对贪官污吏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主张任人唯贤，热情歌颂尧舜“举贤”“禅让”的美德，描绘了一幅官吏上下流动不息的吏治图景。

柳宗元还在其文章中积极塑造了“官为民役”的正面形象。例如：严惩暴徒贪官，拒收贿赂的段太尉，“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的县令薛存义，实行仁德政治以复“乳穴”的刺史崔简等。在《牛赋》与《瓶赋》中，柳宗元借“常在朝野”“利满天下”的耕牛与“利泽广大”“清白可鉴”的井瓶来热情歌颂他理想中的“以民为本”的廉吏形象。

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面对“通津达道者税之，蒔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旧唐书·食货志》）的现实，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一文中，刻画了几代人死于蛇吻反而有某种优越感的捕蛇者蒋氏。蒋氏因捕蛇抵赋，“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故而沾沾自喜。作者对这种苦恼人的笑，痛心疾首，“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呐喊脱口而出。该文是对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观念的延伸与超越，中国古代同类题材作品无以出其右。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是精密的、系统的，带有根本性的。他提出的官吏为百姓所雇佣，应该对百姓负责，由百姓来实施监督与处置权的论点是对传统的官吏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官吏为天子所任命，只有天子才对他们有监督与处置的权力的观念的大冲击、大颠倒，包含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某些成分。他提出的“民自利”“勿扰民”等观点也与现在的“责任承包制”、“按经济规律办事”“少搞政绩工程”“可持续发展”等举措暗合，客观上体现了极为杰出的前瞻性。

孙昌武先生评价柳宗元说：“像柳宗元这样的人是学识渊博、聪颖绝伦的卓越人物。他的许多认识里是具有真理内容的，有些是超前的，是后人不可替代的。”（《在第三届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载《柳州师专学报》第20卷第一期）仅从思想方面说，柳宗元当之无愧，韩愈是不能当此评价的。

韩愈的民本意识主要包含下列内容：

第一，重新界定儒家“仁”的定义。韩愈在《厚道》中开篇提出“博爱之谓仁”，这在其他儒家人物中是尚无先例的，也为他的民本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二，“利民”。韩愈推崇“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利民也深”（《对禹问》）。在《平阳路工神道碑铭》中，韩愈认为，作为小民的父母之官，理当“利人”。为同情被迫为奴“鞭笞役使至死乃休”的百姓，韩愈上《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为同情“寒馁道涂，毙踣沟壑”的百姓，韩愈上《论天旱人饥状》；为同情“老少奔波，弃其业次”、并有“断臂脔身”之危的信佛百姓，韩愈冒死上《论佛骨表》。

第三，反对对百姓盘剥过甚。

韩愈任监察御史时，就上疏“极论宫市”，德宗盛怒之下，贬值为阳山令。也有人说韩愈被贬为阳山令不是因为“极论宫市”，而是因为反对赋税过重。在《策别》一文中，韩愈多处严厉抨击了赋税繁重、民不堪重负的弊政。韩愈还对“聚敛之臣”及“盐铁官营”等与民争利的行为深恶痛绝。

但是，韩愈的民本思想始终建立在“君本思想”之上。他在《进士策十三》中说：“圣人之于人（民），犹父母之于子。”在《原道》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段话为韩愈遭来了不少批评，有的干脆斥之为“诛民学说”。也有学者指出其中的“诛”字，应当“惩罚”解释。无论怎么说，韩愈的民本思想，于仁政爱民之外，还有责罚性质、镇压民众的成分。他的博爱是有“等差”的，他的民本思想是“鸟笼式的”。与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理念相比，不但没有发展，甚至有停滞与倒退之嫌。与柳宗元“官为民役，民为主体”的思想比较，相差何止道以里计！

三

如何实施民本思想？那得靠亲身亲历去实践。行动往往超出思想。若从对民本思想的践行的角度说，韩柳之间的差距就远没有理论上这么悬殊了。

柳宗元一生最轰轰烈烈的事件莫过于参与永贞革新。“永贞革新”伊始，有柳宗元作为骨干的“二王”集团连续发布黜官市，禁五坊小儿掠财，取消额外赋税，惩办贪官污吏等利民举措。

皇甫湜在《韩文公墓铭》中称赞韩愈：“前后三贬，皆以疏陈治事，适议不随为罪”，韩愈一生中最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上《论佛骨表》。

唐代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凡京畿上田美产，多归浮屠”，与之相对的是国库空虚，农民破产，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宪宗派人将法门寺中佛骨迎入宫中供养三日。王公大夫奔走膜拜，甚至毁损自身来敬佛。百姓“自朝至暮，转相仿效，老幼奔波，弃其生业。”韩愈针对此事，冒死以批龙鳞，所上《论佛骨表》以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佞佛劳民伤财，有百害而无一利，几乎被杀，后被贬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的潮州为刺史。

韩愈在潮州位上开办州学，投文驱鳄、祭神祷晴，兴修水利，仅八个月，凋敝的潮州生机重现。

柳宗元被贬柳州任刺史期间，禁止巫术，种植草药，推广医方，垦荒打井，造船栽树。“柳州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没为奴。宗元设方计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庸视直是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钱助赎。”（《新唐书》卷169）柳宗元的成功经验被推广至贵广各州，以此法赎出奴隶千余人。

韩愈在袁州任刺史，也将知交的经验小试牛刀，赎得奴隶700余人，也算是与子厚殊途同归了。

细品韩柳话民本，厚“厚”退“退”事有因。

韩柳并举始于晚唐小杜，宋人虽对韩愈“汲汲于功名”多有异议，但对退之的钦佩之情远超子厚，王禹偁甚至称韩愈为“唐之夫子”。并非因为其文，而是因为其道。

近人章士钊云：“子厚之道，崇民至上，断唐之受命不于天，于其民，已为中唐所接受不了，于宋人何望？”（《柳文指要》卷6）自清末严复指斥韩愈“诛民学说”之后，形势陡转，批韩之潮一浪高过一浪，至今尚无人把此案彻底翻转过来。

造成两位好友身后大起大落的关键元素，乃民本思想也。如论及文学成就，实在是春兰秋菊，难分轩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