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高山寺

李长廷

一个人的一辈子，虽是行色匆匆，不断地在赶着路程，但总有几处落脚地，最后成为你人生的驿站，当你蓦然回首时，必定不能够忘怀。譬如我，就对宁远文庙、零陵高山寺有着深深地眷恋。我如今回顾自己一生，觉得很是奇怪，我一个庸碌之辈，怎么竟与寺庙之类有着如此紧密的连系？1970年，我匆匆忙忙走出农村，去县文艺宣传队谋了份工作。县文艺宣传队居所即原县祁剧团所在地，听说这里原是城隍庙，后来不知为什么演变成了剧团的地盘。县剧团当时已被谴散，文艺宣传队理所当然替代了剧团的一切功能。不过没过多久，政策松动，剧团得以恢复，我于是被调到县文化舘任文学专干。文化馆馆舍在文庙内，我于是顺理成章由彼庙进入此庙。文庙即孔庙，宁远人称学宫，是集中华文化之大成之所在，占地10282平方米。如此庞大的文化建筑，自然逃脱不掉“文革”巨风的狂扫。有时晚上我去庭院中散步，时而就有一只猫或一条蛇从脚下一蹿而过，似乎是在向我显示一种荒凉和落寞，而后高高的飞檐上，忽地一只什么鸟发一声怪叫，惊慄之余，似乎意识到这或许是发自历史纵深处的一声呐喊，使我惊骇万分，从此对于中华文化，逐步地有了深入而全新的认知。

后来我来到了零陵高山寺。

这是1984年的冬天，天气并不寒冷，高山寺对我这个冒失的文学爱好者显示出一种难得的宽厚和亲切，毫不犹豫地将我揽在了它的怀里。开始我有点惶恐，当我一个人在那条洒满绿荫的小径上漫步，用心感触到怀素柳宗元从遥远的唐朝投射过来的目光，心中既充满了惊喜又充满了畏惧，那时，我感觉我的脚步有些紊乱。

其实，自我和文学结缘之后，我就一直认为，高山寺绝对是我心目中的一种久违的企望和境界，那里有我的向往，有我的追求，当时，我和我的同道们，毫无疑问成了高山寺的常客，我们曾不厌其烦地争相在那条崎岖山道上攀登，争相在鸟语和蝉鸣声中享受只有在文学中才能享受到的愉悦。

在高山寺的那条山道上攀登，其实也就是在文学的山道上攀登。曾经有人说，文学也是宗教，那么我们无疑就是文学的忠实信徒。而高山寺，无疑就是我们心目中文学的殿堂。

高山寺以怎样的一种精神气质吸引了我们呢，它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地区的唯一文化景观或曰文化磁场呢？我想大家心中绝对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这就是文化所必然产生的能量。我一向认为，高山寺（即目前所指东山景区）是永州古文化的最早集结地，这点应该是毫无疑问，但以我的笔力，无法将此说得透彻，后来进入到我们所亲历的这个时代，高山寺曾一度沉寂，直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因为时代发展的规律，永州文化又开始在这里集结，先是文艺工作室，后分而为文化馆，文联，戏剧工作室，进而加上文化局，这里堂而皇之成了永州的“文化大院”，而当时因“文革”下放的省里一些文化名人，也都相继成为这里的成员。诸如李青、叶蔚林、朱之屏等等，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之大成，使高山寺自然而然担当起永州广大文艺工作者活动中心的重任，真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它当时的热闹，至今仍历历在目。其中有一道特殊的景观，我想文学界的朋友绝不会忘记，这就是浓浓的树荫下，知了孜孜不倦的歌唱声中，一个高个瘦削的老人一丝不苟阅读作者来稿的身影。这位老人就是李青老师。我曾经说过，他是一位真正的老师，他的生存的全部意义，似乎就是为永州的文学奠基，凡永州的文学爱好者，只要你向《潇湘文艺》投过稿，你就必然收到过他的回信，有作者说，李老师的回信，有时比他的稿子篇幅还要长，由此可见，李青老师是以一颗怎样虔诚的心，来对待作者，来对待文学。有一次，李老师正在聚精会神看稿，一条蛇悄然游弋到他所坐藤椅下，有人见了，忙告知他，他慌忙中蹦跳而起，差点摔跤，但手中的那摞稿子，却没有丝毫散乱。

在广大文学爱好者眼中，李青老师是高山寺一道亮丽的风景，有的作者甚至说，何止是风景，简直就是一位文学的慈父！李青老师早已作古，然而当我们在追赶时代的行程中，偶尔一次回望，似乎仍能在高山寺那片丛林中，见着他的身影。李老师在病中，我曾去长沙看望他，交谈中，他说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永州，是高山寺，是一个个他熟知的作者的情况，我知道，李老师心中永远有一个高山寺情结。

心中同样有一个高山寺情结的是大家所熟知的叶蔚林。蔚林先生对永州文学提携多多，贡献亦多多，不少作者或在他的作品中，或在和他的交谈中，得到了一些文学创作的真谛。如果说李青老师是引导，那么他就是诱导，他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诱导到文学中来，使你骤然开窍。他喜欢和作者交谈，而且交谈非常之随和，在相互的交谈中，作者有所得，他也有所得，真正的互利互惠。

叶蔚林是高山寺的又一道亮丽风景，惜乎斯人已去，难免叫人扼脆叹息。记得他去逝的头一年，还曾有过一次永州之行，那一次我和他有过一次长谈，他想去一次高山寺，然后与一些熟悉的作者见见面，可见其永州情怀之深，后来由于时间紧迫，这两个愿望未能安排实行，如今想来，可谓懊悔之极。

毫无疑问，高山寺是李青老师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蔚林先生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但它又何尝不是永州文学的一个重要驿站呢？当我跻身高山寺时，蔚林先生已去长沙，不久，李青老师亦去了长沙，但二位先生影响仍在，高山寺风景依然，作者们对文学的虔诚亦没有丝毫减弱，那条贯通闹市的林间小道，仍不时有文学的信徒上上下下，为高山寺增添了不少人气。我现在来回望高山寺，其实质不过是在回望一种生活，回望一段历史，当然，这段历史是关于永州文学的。我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那一代，对待文学的态度实在太过认真，太过虔诚，太把文学当回事，最后反而落得一事无成，以目下的经验看，弄文学其实是可轻松一点、潇洒一点的，是可以一边喝点小酒，一边谈论女人，讲一些黄色段子为自己助兴的，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时常都要作阶段性微调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可同日而语。

我如今来怀想那段历史，心中自然有非常多的感慨，最为感慨的就是我的两个搭档。这两个搭档一是汪竹柏，一是郭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汪竹柏是永州市文联的元老级人物，他目睹了文联的诞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他是一个实实在在文化人，诗文均有造诣，后引领永州书法走向兴旺发达。他又是那种把他人引上敞途并送上一程之后，便退至一旁为之鼓掌加油的人，而他自已则再不出头露面。如今，他在弄点书法之余，仍未忘却为原文联大院种花种草，甚而打扫庭院，文联已搬至冷水滩，七十高龄的竹柏先生作为文联坚定而唯一的守望者，我每常思之，便肃然起敬。而对于郭明，我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前不久的一天，我在一个卖旧书的地摊上看见一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杂志，随手一翻，头条便是郭明的一篇小说，我当时愣了一下，立刻便觉两眼酸涩得难受，赶紧起身离去。这个晚上，我辗转难眠，想起了和郭明交往的许多往事。我调地区文联后的第二天，是郭明带我去逛街，找到当时买煤的所在，反复交待我买煤、运煤、打煤的一些细节。在文学创作上，在办刊宗旨上，在如何培养作者上，我们都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期望，我们一心一意，想着如何把刊物办好，如何把创作抓上去，作者一篇来稿，如果可用，我们交换审阅，反复达五次之多，一次是初看，二次是文字删削和润色，再加三次校稿，可以说一字一句，了然于心。郭明的近视很厉害，看稿非常吃力，可他从没有因此而稍有懈怠，直至后来几乎视而不见，才没有上班。郭明的追求文学，似乎比我还要执着，他追求了文学一辈子，最后文学并没有带给他什么，但我相信，年届三十的《潇湘》，应该铭记着他付出的心血。

在众多文学作者心目中，高山寺曾经是一种象征，是一杆标尺，但是历史总是在不断前进着，时代总是在不断发展着，随着文化局搬出大院，文联亦已搬出大院，原先冠名的所谓“文化大院”，现已是名不符实，但那一池鲜活的蛙声犹在，满山的鸟语蝉鸣犹在，难以数计的古树圈定的悠久历史氛围犹在，古人和今人留下的精神气质犹在，丛林间丝丝缕缕扣人心弦的木鱼声犹在，一切的一切，均证明它仍是一座文化的绿岛。

何况，曾经视那里为中转站，如今在人生路上走得顺畅或不顺暢，小有建树或并无建树的当年的文学信徒们，我相信会有人像我一样，时不时地回望一眼高山寺，因为那里毕竟是文联的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