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香港

（一）

在1997年6月30日午夜，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徐徐降下，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并迎风飘扬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像部分朋友那样载歌舞式的狂嚎，但心中的激动与喜悦却是难以言表。

经过150年的漂荡，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多么的自豪与兴奋。我想香港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撩起它那神秘的面纱，窥视它那繁荣的玄奥，寻觅它那富足的原由，翻读它那自由的思想，体悟它那陌生的民主，于是，我许多个夜晚都在与电视为伴，观看回归的盛况，憧憬着有朝一日也能去游览一回。后来发现，寄香港的信邮资依然还是原来的港台价格，打香港的长途依然按国际长途计费，更有甚者去香港依然需要护照，并且还要经过海关检查，这与回归前并无二样区别，于是，让我的热情渐渐降温，并逐渐淡忘了。

香港在我的印象里，它不仅仅是富人的摇篮，更是明星的天堂与文化的重镇。从《镜报》到《大公报》；从“凤凰卫视”到“娱乐电影”，从“武侠小说”到严肃文学，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

其实，香港的可用资源并不丰厚。从地图上看，香港位于珠江口东侧，由香港岛、九龙、新界、大屿山几部分组成。包括附近海域，其总面积为1101平方公里，不到内地一个县的面积的1/2，而常居人口达到673万，几甚一个地级市的水平。更有甚者，在这110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一大半是不可开发的山地和海洋，然而，又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却成就了一个国际都市，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商贸中心，每天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各自的心态投入到香港的怀抱。其辉煌的成就也着实让我着迷不已。

在临近香港回归十年的日子，终于因去台湾的机会，而折道在香港作了两天的停留，对香港的社会、文化、习俗、市景有了第一次的零距离的接触。

我们于4月19日下午2时左右，从深圳皇岗口岸进入香港，路边山坡上零星地建着一些规模不大的房子，导游说是这就是香港农村的民房。在回归以前，香港虽然归英国管辖，但是，当两个文明发生剧烈碰撞时，常常不是按照达尔文的“优生劣汰”的方式演绎下去，而是在习俗成规的洪流中不断地对外来文明进行溶解与解构，然后形成一种自己的杂合共荣的多元文化体系。在香港农村并不完全按照大英法律行事，而是保留着不少大清律令。因为百姓认为这些大清律令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于是，也就保留下来了。譬如，按大清法律规定，农村里的男丁到18岁后，每丁可申请到80坪米左右的建房用地。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香港，竟然存在这种公民权利上的性别歧视，的确有些让人有些不可理喻，但是，在这里的百姓看来，却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再往前走，前面的山坳里出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导游说这是政府盖的廉价房，用于出租或出卖给那些收入低微的工薪族，每套面积在20－60平米之间。在香港，由于人口密度大，土地面积狭窄，从而，地价通常贵得出奇，房价居高不下，50－60平米的住房，其售价常达数百万之多，普通的工薪阶层几乎是穷其一生之力，才能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缓解百姓购房困难，香港政府出资在城郊开发了许多廉价房，供普通百姓租住或售购。从这方面看，资本主义制度也并不纯是我们教科书里所渲染的那种“血淋淋”的剥削与压迫，也有人性的一面，虽然他们没有高扬“三个代表”与“共产主义”这些绚丽的旌旗，但是其“执政为民”的理念似乎已深深地植根于这一土壤之中。

在香港最高的山就是大帽山，海拔为957米。山上绿树如荫，小涧流密布，的确是登高远望的好去处，也许正是这一原因，香港政府将它辟为“城门郊野公园”。山的东边有许多外表华丽的白色建筑物，这就是有名的香港中文大学。我对香港中文大学的了解，主要是从金观涛、刘青峰等主编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开始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以纯学术的视角回眸百年中国，评说科技文化，杂谈历史掌故，探讨人伦道德。许多优秀的文章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更给我们以人生的思考。

下午4时左右，我们来到黄大仙庙。黄大仙庙位于黄大仙上村，庙宇依坡而建，面积不是很大，但在香港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因此，来这里烧香礼佛、求神拜圣的人络绎不绝、川流不息。香港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表现在宗教信仰上也是一样。就如这黄大仙庙，就将儒、释、道三教合在了一起。道观、佛殿、文庙一字儿排开，这种文化融合与渗透的现象形成了这里的最大特色。菩提树下，佛祖像前，青烟缭绕，信男善女，虔诚至致。虽然我在内地，也曾去过一些庙宇，见过一些香客，但如这般潮流涌动的场面却很少见到。

我随着人流，来到“盂香亭”前，默默地吟诵着亭柱上的对联：“眼前瀛海成三岛，壶里乾坤自一亭。”登高而望，茫茫南海之中，香港三岛环列眼前，物华竟茂，百舸争流，好一派繁华景象；看来去匆匆的行人，看流动不息的云彩，想世间变化的人事，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永无定数，而唯有那壶里乾坤依然故我，从不听凭世事的纷扰，这是多么高大的境界。于此，我想起另一幅对联“一粒米蒸世界，半边锅煮乾坤。”

我拾级而上，进入亭中，亭内供奉着“南无无上上燃灯圣佛”。我双手合十，闭目内视，作虔诚状在佛前祈祷，然而，这时我内心一片空白，真不知该向佛祈求些什么？也不知佛真能给我些什么？于是，只好挣开双眼，对佛轻轻地说了声：“佛，我今天不为自己求什么，只求您将福赐给天下那些需要幸福的人。”

从黄大仙庙里出来，我一直思考着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香港为何还有这么多的人信仰那虚无的宗教？我想这其中一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宗教的东西并不如某些教科书里说的那么反动、那么虚伪。

（二）

从九龙过海底隧道，便来到香港岛。香港岛由柏架山与太平山构成。山南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的东边是深水湾，再往前走便是浅水湾。这里山势陡峭，能用来开发建房的地方非常有限。再加上它倚山临海，空气新鲜，于是，在深水湾海边或太平山顶，地价几乎比金子还贵，从而，只有富甲一方的业界巨子、政界要员、艺界名流才敢染指这些风水宝地。

导游指着路边一栋很不起眼的房子说：“这就是董特首的私宅。”这个宅院虽然是围墙高耸、铁门紧闭，但是面积并不大，房子从外表看与普通民房并无多少差别。然而，导游说：“别看董特首的房子简简单单，可是价格不菲，没有上亿的银子是绝对盖不起来的。”一座几百平米的房子造价达到亿元，这真是让我们无法想象。在大陆，一个亿的银子，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全年的财政收入，不知可盖起多少座学校？多少套民宅？

由于香港地价的原故，普通百姓要想快速拥有自己的房屋，只有按揭。按揭，对购房者来说，的确是方便了许多，只要支付部分房款就可以享受这套房子，方便了生活，同时也激刺了消费，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然而，按揭，对房地产公司来说显然是存在风险的。譬如一旦发生大面积经济危机，一旦出现较多的劳工失业，一旦普通百姓的收入忽然降低，房地产公司就会因大量房款无法收回而迅速进入到危机状态，使其产业链遭受破坏。

香港经济的繁荣，除了地产，就是物流。它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自由港，每年有数以千万吨的物质从这里转运到世界各地。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快捷、最方便、最先进的交通运输系统。

同时，香港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都市，这里的人们最讲究消费。从房子到车子，从衣服到首饰，从街市到家庭，无不奢侈至极。因此，他们练的最大的“功”是“钱功”。对金钱的崇拜几甚超过一切。许多家庭都有烧香礼佛的习惯，但是神龛里供奉的多是“财神”。认为钱是最实在的，虽然它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它却是万万不能的。于是，香港年轻人为了多挣铜板，只有拼命地干活，有时还要兼做几份工作，活像一部赚钱的机器。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用李白的这一句诗来形容香港人的生活的确再恰切不过。香港人领到薪水后，第一件事是支付按揭的房款，然后便是尽情地挥霍。在香港，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他们个个都是发钱能手。尽管他们看起来并不绅士，然而打扮起来却非常舍得花钱。钱，在他们手上仿若就是随手可取的泥沙。男人的穿着，女人的打扮，以及各式各样的新潮总是此伏彼起地吸引着人们变着花样紧跟上去。导游也总是说，香港的游玩，其景观与设施远没有内地丰富，但是，这里是购物的天堂。你走进一家商场，那极富特色的陈列，那珠光宝气的装点，那暗香浮动的色调，那热情温馨的笑面，那蜿蜒曲折的通道，那扑朔迷离的摆设，那若有似无的出口，让你一进入商场便迷失了方向，非让你在里面转个够不可。并在迂回曲折的行进途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商场的氛围所感染，而让你出手阔绰地购进大量并不急需的东西。也许是由于海边人，千百年来高风险的海上作业所养成的一种习性，香港人大多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愁上头”。

我问及导游，钱花光了，一旦生起病来怎么办？导游说：“香港好就好在医疗、教育、保险制度健全，不用百姓操太多的心。譬如：在香港生病住院，若没有钱，没关系，出院时只需签个字，就可走人，无须多说什么，会有部门前来为你埋单。就是自己有钱，在公立医院也很便宜，五年前，我爱人生小孩难产，需要剖腹，只好上手术台，交了500元港币，出院时还退了100多。”“哇噻！这么便宜！”车上后排的一对刚刚结婚的青年大为惊奇。“在内地感冒吃药，也常要几十元，而这里做个手术才只用了300多元，真是不可想象。”

正说着，车子已到了浅水湾。这时已是下午5时，太阳开始西斜，但阳光照在身上，仍有一种火辣的感觉。我们从岸边狭长的人行道向海滨走去。细软的沙粒，碧绿的海水，荡漾的波涛，将你的视线由近而远，极目而去，大海茫茫，水天一色。海浪不停地翻洗着岸边的沙滩，有几位游人在沙滩上拾拣着那五彩斑斓的贝壳。我伸手抓起一把湿漉漉的沙子，细心地把它装到矿泉水的瓶中。一位朋友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想把这儿的沙子带些回去。他忽然笑了起来，笑声打破沙滩的宁静……

（三）

从浅水湾折道返回，沿太平山的山道而上，直达山顶，然后，再沿山北盘山路而下，从车窗望去，维多利亚海湾两岸的风景尽收眼底。车子在一观景台作了短暂停留，我们下车拍了一些照片。

在停车处，路边的电杆及树上挂满了法轮功的图片与书籍，游人可以随便取阅。旁边还有一台液晶电视，播放着法轮功的影片。在电视机的不远处站着一位身体肥胖的中年侦察，他对法轮功的这些宣传似乎熟视无睹、视而不见。这让我们从内地过来的人有些不解。在内地，法轮功早已被当作邪恶组织给处理掉了，但在这里却依然故我的大施张扬，同是中国的土地，为何是是非非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异？

我问及导游，导游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你能阻止得了吗？香港这地方，自由的程度很高，只要你不妨碍别人的生活，你信什么功都行。香港人认的只有‘钱功’。假若我失业了，也会去做法轮功的雇员，因为那里有美国人给钱。”这里我们无法证实导游所说的是否可信，只当呵呵一笑。从中东的教子主义，到俄罗斯的黑寡妇；从美国的大卫教，到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都被一种精神所驱动着，而不仅仅是金钱的诱惑。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打开一看，是一条短信。“法律规定：男人23岁才能结婚，可是18岁就能当兵，这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杀人比做人容易；二是过日子比打仗难；三是女人比敌人难对付。”读后恍惚中若有所悟，并引得几位同伴捧腹大笑。

从太平山顶往下看，高楼如竹笋一般，密密麻麻地在维多利亚海湾两岸的狭窄的空间里向上疯长。如似蛉虫般的车辆在屋宇之间的间隙里往来穿梭，太阳拖着疲惫的身躯，在遥远的天边缓缓坠落，湿润的海风送来丝丝清凉。人开始如蜂般地奔向自己的巢穴，街上的霓虹次第亮了起来。

从太平山下来，我们在香港会展中心边的君悦酒店用晚餐，这也是我们来香港的第一顿饭。这里用餐的人非常之多，不仅要预约，并且还要排队，仿若就是内地1958年时的大食堂的情景。服务生来回穿梭，上菜上饭、收集碗碟、清理桌面，非常麻利，然而，这里的饭菜质量却不敢恭维。一是菜的品质与内容很一般，二是菜的口味也很不合我们的胃。譬如一碗海贝汤，几乎就是一碗洗锅水，没有油星，只有少许几节葱花，可谓是清澈见底、一览无余。幸亏我们团的老画家欧阳老带去了一些贵州辣酱，小郭夫妇带来了湖南产的鱼香豆鼓，才让大家草草地吃了几口饭。

（四）

从餐厅出来，在香港会展中心的前面便是香港回归纪念广场，在广场的中央高耸着一朵高达数丈的由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的紫荆花。在射灯的映照下，它与身后的会展中心相映成趣，显得十分的富丽堂皇，金黄色的花瓣真可谓是流光溢彩，精美绝伦。许多游人争相取下相机，摄下这人世间最名贵的一枝紫荆。

晚上8时左右，我们团队在导游的引领下上了游船，开始了维多利亚海湾的海上漫游。游船不是很大，共五个舱，分上下两层，能坐200-300人。

夜色笼罩下的香港，华灯闪烁，霓虹飞舞，尤其是那高楼里的灯光从临海的窗户间漫射出来，香港就宛若一只通体透亮的翡翠，让人惊叹，更让人沉思。

我与《湖南作家》杂志主编曾祥彪先生、零陵区政府刘翼平主任，站在船尾的甲板上，审视着两岸那鳞次栉比的高楼，欣赏着这人类科技带来的繁华，凝视着这风平浪静的海面以及那富庶幸福的香港民众，遥想那翻云覆雨、波涛汹涌的过去，香港既经受民族的苦难，又开启了国人的心智。

由于满清皇朝的腐败无能，英国商人用鸦片掠走了中国的白银，又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并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香港漂流域外，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在那长达150年的历史中，说它苦难艰辛，这里却孕育了不少民族运动的先声，最早沐浴了现代文明的洗礼；说它幸福繁荣，它却曾长期寄人篱下，受异邦人的蹂躏。因此，民族主义至上的我，总是对香港有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香港”一词，好像是在语文课本里闻一多先生的那篇《七子之歌•香港》：

我好比凤阁阶前守夜的黄豹，

母亲呀，我身分虽微，地位险要。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

啖着我的骨肉，嗳着我的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不应。

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这首血泪并注的诗，曾给我幼小的心灵以极大振荡。再后来，在历史课本中对“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了解，更增添了我对帝国主义的愤懑与仇恨。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指望拥有一把大刀，直向鬼子的头上砍去，以解放我们那受苦受难的同胞。

再后来，随着国门的开放，随着外来信息的传入，发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的人们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苦难深重与水深火热，他们在西方文明的熏陶下反比我们过得更愉悦幸福，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情感的狭隘，自己见识的鄙陋。

其实，哲人早已告诉过我们，人类社会的前进并不是按照某一固定的单一模式去发展，私有制不是万恶之源，公有制也不是万民皆福。公有制的理念虽好，但是现实之中，掌勺人不仅私分了大锅饭，而且更有甚者还私占大饭锅，结果导致社会更大的不公与不均。于此，我也理解了那些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白领阶层，却想方设法地要移居海外，成为别人篱下的门客。

这里我忽然想起去年暑假去上海，与徐焱、向前等朋友在外滩上游逛，一位车夫对我们说：“看上海有两种看法，一是百年沧桑看外滩，二是十年巨变看浦东”。我们站在黄浦江边环顾四周，无论是过去的外滩，抑或是今天的浦东，无一不是洋人的天下。只不过是称呼上发生了变化，旧时叫租界，今天叫开发区、保税区而已，本质并没有变化。至多“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木牌换成了“衣冠不整，严禁入内”的安民告示。“城头变换”的“王旗”并没有改变苦难百姓的厄运。

正沉思间，刘翼平先生掏出相机，说要我给他拍个夜景，我便分别以九龙尖沙沮与世界贸易中心为背景，给他照了两张。从数码相机的取景框看，这夜景的确有些撩人心扉。

游船二楼的贵宾舱内传出的正是20年前邓丽君的歌声，缠绵婉转，如诉如泣，让我们完全溶进在她的情感里……

这时，一位老者过来问道：一样的民族，一样的天地，一样的日月，为何会有这样大的差别？香港这么繁荣，老区那般贫困，这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国民不勤奋？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抑或是我们官爷不作为？假若我们不出来，还真的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我们媒体所说的那般没落腐朽、十恶不赦呢？弄不明白的是，我们那样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府，为何要容忍媒体睁眼瞎说，蒙骗国人？为何不能直面人家的先进文明？

面对他的提问，我茫然一笑。只是隐约地记得北大一位学生在香港回归的那年曾在网络上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大意是“假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比我们差，为何还要让我们的同胞饮辱负重，回归之后还要忍受一国两制的痛苦；假若我们的制度不如香港的优越，本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好好地向他们学习才是，为何还要死抱自己的不放？”我想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纵观所有社会形态，其治国制度无外于民主与独裁两种，除此之外，别无其它。台上的人没有不喜欢独裁的，因为这样既可以使自己的行为不受制于人，又能集全民族与国家之力去完成个人的图谋。而台下的人则无不钟爱于民主政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有发言的权力，才能保证劳动果实不致于一夜之间成为别人桌上的美餐。

不过，在集权社会里，民永远是卑微的。尽管我们在小学课本里就读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是翻阅历史才发现，在集权的国家，任何朝代，黎民百姓都无权过问“国家兴亡”这样的大事。就是偶尔广开言路让你言说，那也不过是政客们饭饱后的游戏，你绝对不能将它当真。因为棍子、棒子、帽子全在他的手上，要收拾一个平头百姓，几乎像踩死一只蚂蚁般的容易。所以元朝张养浩曾悲愤的指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只有一个“苦”字了却平生。

想到这，心里不由得打了一寒颤。这时，游船也已靠岸，我迷迷乎乎的随着人流，舍船登岸，再过海底隧道，来到了九龙闹区的凯悦宾馆，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一天的游程。

入住宾馆时，导游并一再提醒我们，在香港与内地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在宾馆里，拨打所有电话无论通否？只要有记录，就会在电话费之外加收5－40元不等的手续费。电视也是一样，有许多收费频道，无论你看不看，只要点击就会收费，而不是按时间长短收取费用。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

（五）

第二天清晨，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温柔的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我起身眺望窗外，昨夜那闪烁的街灯已经入睡，车水马龙的街市呈现出白天的繁华。打开电视，荧屏上正在重播昨日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在福建老家祭祖的盛况。

上午8时左右，整理行李，准备离店时，总台告知：“你们团里有位旅客打了两次本港电话，需要补交10港币的电话服务费。”经查，打电话的是一位老者。老者说：“是的，昨晚我是打了两个电话，但都没有打通。”服务员说：“对呀，没有打通，所以才只收服务费，而未计电话费。”老者无奈，只好交了10港币电话服务费。从这件事看，香港的行事规则的确与大陆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同时，也证实了导游所说不假。

离开酒店后，我们直奔宋王街的一家职工餐厅用早饭。早餐更为简洁，几只馒头，一碗稀粥，两点腐乳，一个鸡蛋，馒头做得特大，而味道却很一般。

吃完早饭出来，街上气温已升至摄氏30度以上，柏油路面上犹如炒热的沙锅，沸腾的蒸汽直往外冒，人行其中，热浪滚滚，感到非常的闷热。

随后，导游接二连三地向我们宣介：“香港是一个购物的天堂，接下来的任务是要带大家到香港各类购物中心享享眼福、开开眼界。所谓出来观光，就是要把该看的景点看光，把要花的钞票花光。”并不断的强调“香港的黄金戒钻、玛瑙吊缀、水晶项链、名牌手表、录相器材、电子设备，都比大陆要便宜许多许多，机不可失，大家可任心挑选……”

尽管我们在开始之初，领队金春明教授已与导游打好招呼，说我们这个团与其它团不同，主要是去台湾进行文化交流而不是购物，并且我们团里的许多人已多次出国，对购物也没有多大兴趣，因此，一再提醒导游不要抱太高的期望。但是，导游并未理解我们领队的意思，而是一味地领着大家不厌其烦地从黄金行、珠宝行、钻石行一家家的往下走。当从第二家商行出来，发现大多数人手上仍然空空时，导游开始沉闷起来，表现出一脸的不快。

当车子开到第三家商行门前，车上一位80高龄的老画家欧阳老先生提出不去商场，想在车上休息时，导游几甚横蛮与命令的口气说：“不行！必须下车！”导游言语的横蛮惹火了车上的所有老同志，于是，互不相让的架势使车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仿若“以巴”冲突，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这时，幸有几位同道进行调停，才免了一场口角是非，但是导游的脸色更难看了。

我们团的曾祥彪先生是一位非常机敏而慈善的人，他为了缓解我们团与导游的矛盾，向我们提议还是买点什么？这时我们发现这里的手表的确还可以，于是买了几块手表，总价值可能在10000港元左右，这时导游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后来，当我们来到一家摄影器材店，大家发现这里的录相机与照相机发生了兴趣，一下子买了7台录相机、8台照相机，再加上其它配件，估计其总码洋应该早已超过5万。当导游看到如此大的买单时，跑前跑后，笑得满脸阳光灿烂。

其实，我们也理解作导游的不易。因为他总得维护他的利益，黑眼睛永远最喜欢白银子，你袋里的钱不去购物，他永远无法分到一杯羹。因此，他为了这杯羹，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囊中的钱快快花光，以达到他的最大收益。可是在目前这个已日趋理性的时代，有谁还任凭听从你导游的胡乱瞎吹？不过从这一件事上，我也的确看到了香港人的真真切切的“实在”。

（六）

中午我们依旧在宋皇街的这家职工餐厅用中餐，吃的是颇具特色的盆菜。听说这道菜曾是南宋的最后一个小皇帝逃难香港时吃过，于是，也就是成了这里的名菜。

所谓盆菜，其实不过是将鱼、肉、青菜、豆腐混装在一起而已，这与广西全州一带的火锅无多少区别，只是盛装的方式不同而已。盆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还算丰盛，有满满地一大盆，但当用筷子去挟菜时才发现，被蒙骗了，原来盆底是向上凸起的，其实只有边缘的一圈。十个人一盆，其份量对广东人或香港人来说，也许的确已经够了，因为他们平常吃得很少，一小碗饭，需要不了多少菜。可是对我们能吃的湖南人或是北方人来说，那的确是显得有些寒碜。

用完餐已是下午2时，导游笑容可鞠地继续引领着我们去他们旅游公司定点的商行里逛游，不停地向我们宣介他们的人生理念与消费观念，并一再的提醒我们，只有在香港买的东西才能带回大陆，在台湾买的东西过海关时是要被查处的，出来一次不容易，要想购物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其意图很明显，是要我们花完身上最后一个铜板。

下午3时左右，我们从商场出来，几位朋友提出要导游引领大家到“百老汇”看看。导游说：“香港机场规定，必须提前2小时进行安检，我们乘坐的是下午6时的航班，那么必须下午4时前赶到，而机场在大屿山北面的东涌湾，要过青马大桥，这刚好有一小时的路程，因此，去“百老汇”只能等你们返回的时候再说了。于是，我们上车直奔香港国际机场。

在机场，我们很快办理了登记与安检手续。进入候机厅后发现，我们乘坐的菲律宾航空公司的飞机因故晚点，需要推迟1小时。闲暇无事，便到机场的书店看了看，这里有许多大陆根本无法买到的图书，譬如：《红都女王》、《胡耀邦传》、《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等等。我随手拿了一本，翻开读了几页，兴趣不是很大，便离开书店，回到候机室的座位上。往窗外眺望，机坪上停满了带有各类标志的飞机，跑道上来来往往，甚为繁忙，几乎每隔一分多钟就要升降一架。

香港国际机场的确很大，占地面积达到1225公顷，拥有2条长达3800米的跑道，80多个登机口，102个停机位，57万平方米的候机大楼。每天平均起降750架飞机，高峰时每小时可达53架次，就是全球最大的商用飞机A380型空中巴士也可以在这里升降。目前已开通了140多个国内国际城市的航线，年运载旅客达4500万人次，货物达300万吨，业已成为世界十大航空港之一。

至19时10分左右，我们陆续检票登机，飞机很大，分上下两层，共有95排，最宽处可坐11人。我们也许是登记较晚的原故，被安排到了最后一排。19时40分，飞机被推车推出停机坪，徐徐进入跑道，然后在两翼上的4个大功率的引擎的推动下，这个庞然大物有如离弦之箭，腾空而起……

我回头频顾，繁华富丽的香港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渐渐模糊、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