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台湾（一）

杨金砖

一、飞抵台湾

由于我们搭乘的是早晨6时20分由马尼拉至台湾的航班，按照惯例，搭乘国际航班必须提前两小时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于是，我们于4月22日早上4时左右，便起床洗漱，然后收集行李，下到宾馆一楼大厅等待上车去机场。可是，直等到5时10分，才见到导游引领司机来到宾馆。大家心中甚为不快。

导游歉意地说：“实在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不过在菲律宾干什么事，都是这样，很少有准时的。机场航班也是一样，迟到晚点是经常的事。你们不着急，这里离机场不过十分钟的路程，登机手续已与机场内线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他将带你们进去。不会耽搁你们的行程。”

来到机场，差不多已是早上6时，天色已大亮。立即办理行李托运与安全检查，然后匆匆赶到候机厅，果真发现去台湾的航班已晚点了，推迟至7时左右。时间还有些许充裕，于是，大伙打开导游为我们准备的早点：一个面包，一根火腿，一瓶矿泉水。数量不多而味道的确不错。

飞机于7：20分离开机场，徐徐上升，10分钟后，电视屏上显示已到达海拔7000米的高空，舷窗外是菲律宾的山地与湖泊，并能清晰地看到湖泊里四处围起的渔具与网箱。大约半个小时后，飞机升到11300米的高空，机下是一片凸凹不平的棉絮状的白云。这云彩或如千里雪山，或如碧海波涛，或如俊马腾空，或如孤树独立，或如绝崖峭壁，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8时20分左右，进入台南的上空，大海、沙滩、田园，以及耸立的山峰，看得非常清楚。飞机一直沿着西海岸前行，9时左右到达台北上空，电视屏幕上显示距桃园机场38千米，飞行高度为11300公尺。随后便开始盘旋式的下降，9时10分在桃园机场平安着陆。

桃园机场是台湾最大的两个机场之一，可以停降波音767、空中客车这样的大型飞机。从飞机舷梯上下来，踏进宝岛台湾的土地，我们都有一种说不清的亲切、兴奋与激动。几十年的隔海相望，几十年的梦中寻觅，几十年的唇枪舌战，几十年的相互诽谤，几十年的雾里看花，今天终于得以腿踏实地的零距离的亲身感悟。我们团的一位老画家说：“从香港到马尼拉，从马尼拉到台北，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路程，可是就为这三四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却走了整整57年，这是何等地来之不易！这是何等地艰辛与艰难呀！”映入眼底的巨幅广告里彰显的全是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鼓动耳膜的是亲切的家乡话语，一样的文化基因，一样的话语符号，一样的民族血统，虽然政见不一，旗帜有别，但并无隔膜之感，因此，走进台湾，又如走进故乡一般的兴奋与激动。

由于大陆与台湾双方政见上的不一与制度上的差异，三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对两岸的交流与往来造成极大的不便。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旅台人数控制甚严，导游告诉我们，通常每天不会超过1000人，并且还必须有团队的统一管理才能得到以批准。其实，来自大陆的游客已成了台湾旅游经济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活性因子，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因此，台湾人们对三通有强烈的期盼，普遍认为“迟通不如早通，少通胜过不通”。

进入桃园机场，在导游王先生的引领下，一一填写出入境表，其手续似乎要比菲律宾复杂得多，这里使用的不是护照，而是台湾特别通行证。

从桃园机场出来，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来到了台湾的第一大都市――台北市。台北市北邻基隆，南接桃园，是台湾人口最为缜密的地区之一。高耸云天的大楼，繁富华丽的街市，秩序井然的交通，来去匆匆的行人，植被繁茂的山地，清澈见底的河流，让我们感悟到了这里生活环境的整洁与生活气息的浓烈。

二、故宫博物院

穿过台北市区，我们来到“国立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原为中山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基隆同北岸士林镇外双溪的半山上，始建于1962年，竣工于1965年夏，其时刚好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它占地面积1.03万平方米。黄墙绿瓦，飞檐斗拱，尽现中国宫廷的建筑之美。尤其是广场前耸立6根石柱组成的牌坊，气势宏伟，典雅庄重，非常富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在牌楼的正中间悬挂着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四个方方正正的大字，且每个字的大小一样，这与大陆许多地方的“天下为公”匾在书写上有些许差异。我在南京中山陵与广西梧州中山公园都见到过“天下为公”的匾额，但是在大陆常常将“天下”二字做得很大，而“公”字写得很小，为此，我曾请教过书法界与政界的朋友，他们多会心一笑，并没有予以明确地解释，从而，我便认为孙中山先生原来写的就是如此。今到台湾才发现也有“天下”与“公”一般大小的写法。

我们拾级而上，由于正是中午时分，太阳直射而下，石板路上腾起阵阵热浪。在围栏边的空地上静坐着十余位修炼法轮的老人，汗从他们的脸上涮涮地往下流淌，太阳将他们烧烤成古铜色，但是他们依然纹丝不动。其精神、其毅力、其行为也实让人敬佩，同时也深感到宗教力量的巨大。

博物院的门前铸有一尊“至圣先师孔子造像”。祥和的面孔与智慧的双眼，让我们深感到儒家文化的温敦厚实。

博物院共四层，库存文物约70万件，共20多个展厅，每半个月至三个月更换一批展品，但是据导游说，全部轮换一遍，需要20年的时间。因此，台湾的博物院总是人山人海，络驿不绝，今已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国史教育基地。

关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相比较，其文物藏品在构成上刚好互为补充。据资料显示：运台故宫文物约60万件，其中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册，善本书籍近16万册，器物书画5万余件;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余件。北京故宫原有明清档案800万件，善本特藏50多万册（件、块），器物书画100万件，总计达960万件。1980年明清档案划出，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将包括部分宋元版书在内的14万册宫廷藏书拨交国家图书馆及一些省市和大学图书馆。现北京故宫有藏品150余万件，其中1949年后征集24万多件，80%以上仍为清宫旧藏。

站在这庄严肃穆的展柜前面，凝视这琳琅满目的国之珍宝，让我由衷地为中华民族有如此灿烂的文明而深感自豪，但同时也为战火的销烟与人为的破坏而心痛不已。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深蒙耻辱、遭受摧惨的一百年，但也是豪杰辈出、热情高涨的一百年。强弩之末的满清王朝与后来的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从敦煌石窟到热河行宫；从沈阳故里到北京圆明园，能搬动的国之瑰宝不是被相继而入的外来列强所掠夺，就是被自己的贼子所偷去。于是，一些原本是中国的文物却常年被收藏在异国的博物馆里，使其文物的生命在其颠沛流离的迁徙途中消解殆尽，沦为人们脑海里仅有的几点印迹。譬如：敦煌文献虽然在大英博物馆得到了很好的珍藏，但它毕竟脱离它的母体，离开了它得以维系的文化圈，于是，它的文献的价值也就无法得以充分地展现。然而，在痛心之余我也深感迷惑，假若这些文物没有运出大陆，在后来的“破四旧”中不知又是何种命运？我们谁也不能保证它不被革命的闯将们砸个稀烂。

其实，这批文物得以在台湾保存，里面不知蕴含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据导游介绍说：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长达300年之久的满清王朝寿终正寝。但是当时末代皇儿傅仪仍闲居紫禁城中。在那段时间，由于管理的疏忽与措施的不力，溥仪与太监们私下偷运和贩卖了许多故宫里的珍宝。后来，冯玉祥将军于1924年进驻北京，将儿王帝宣统赶出紫禁城，才将故宫的全部东西列为国宝加以保护起来。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人在卢沟桥发动大规模军事挑衅，蒋中正先生认为中日之战已在所难免，为了保存这批文物，便作出将北平故宫等地的稀世珍宝及重要文献资料南迁的决定。在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的主持下，经过挑选、造册、编号、装箱，迁走故宫博物院古物约20万件，先是寄存上海，抗战前夕一度运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南京，1948年又从南京转运至台湾。于此，可喜的是在长达20年的辗转迁移途中，尽管战火连天、道路险阻、匪贼四起、人心不古，然而这批文物却完好无损。从这件事足以看出当时文物管理人员的尽职尽责之心。

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展品中，有三件是镇馆之宝则是从不撤换的。这就是“青铜器馆”的“毛公鼎”、“玉器馆”的“翠玉白菜”和“东坡肉”。

在“青铜器”馆的入口处贴有“邦国重器”四个大字。“毛公鼎”被置放在厅的中央， 通高53.8公分，腹深27.8公分，口径47.9公分，腹围145公分。重量为34.54公斤。鼎腹部内壁铸有长达32行、共计499字的长篇铭文，是目前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从铭文上看，不仅字迹规整，而且笔力遒劲，且字与字之间都有方格相隔。据专家考证，“毛公鼎”为西周重要宗庙祭器。

博物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道：铭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是追述周初文、武王开国时，君臣相得的清平盛世。二是以感怀时艰的语言，指出国家的形势并不宁靖，进而宣布册封毛公以治理国内外，及周天子家室内外的重任，并给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特别申明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预告臣不予执行；继而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重赏毛公以仪仗、车马、兵器等器物。三是毛公对此感恩戴德，铸鼎以纪，还要子子孙孙永远宝之。

“毛公鼎”最早于清代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出土，随后在民间流传近百年，1946年收归中央博物院，1948年迁转台湾。其间的风雨历程与艰难曲折，已深深地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站在“毛公鼎”前，我们的目光在时间邃道里恍惚，透过斑斑锈蚀的铜绿，走进历史的长河，穿过漫长的狼烟，但是我们的脚步却无法触及西周的岁月。于是，只能从这遗存的文明碎片中感受当时社会步履的踉跄与春秋前夜的迷惘。

在“玉器馆”的入口有这样一行文字：“比上帝还精巧”。进入“玉器馆”，虽然展品多不胜数，但最亮人眼睛的，要算“翠玉白菜”与“东坡肉”。“翠玉白菜”是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雕琢而成，白色的部分雕刻成根茎，绿色的部分雕刻成菜叶，在菜叶上还隐伏着两只小螽斯虫，长长的细腿，真是活灵活现、鲜活欲滴、栩栩如生。据说：“翠玉白菜”是当年瑾妃娘家送的陪嫁品，瑾妃于光绪十四年与妹妹珍妃同时被选进宫中成为光绪帝的妃子，当时瑾妃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由于她工于诗画且又目光忧伤而深得光绪王帝的喜爱。“翠玉白菜”是她娘家特意奉送的嫁妆，其白菜寓意着清白与无瑕，而螽斯虫寓意着多子多福。因为《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但是，调动我的全部思维与想象，怎么也看不出其多子多福的寓意，反而感觉这潜伏的虫子给我一种钻心的隐痛。因为生怕这株鲜活的白菜，在这虫子的捣鼓下，给它糟蹋了。但反过来一想，也仿若有所醒悟，这爬在菜芯上的虫儿何尝不是对宫廷生活处境险恶的一种写照。人常言“伴君如伴虎。”“庭院深深深几许？”在那高墙碧瓦之中，瑾妃与珍妃这样的鲜活的“白菜”在慈禧与光绪这两只虫儿的蚕食下，也的确在一塌糊涂中渡过了她们那不堪回首的一生。

而“东坡肉”虽是一块质朴的半生不熟的天然玉石，但是，其色泽纹理、样式质感，看上去仿若就是一块五花腊肉。其“肉”的肌理异常清晰、毛孔隐约可见、肥瘦层次鲜明。一位同伴玩笑说：“若不看标牌上的说明文字，真想将这‘东坡肉’与‘翠玉白菜’一起炒了下酒。”我想，自然界有如此精巧之作，也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出来，忽然想起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道士塔》里的那种复杂的矛盾心情：当看到“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的敦煌文物，“没有运向省城”，而是“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时，余秋雨先生真想“拦住他们的车队”。目睹国内过去一百年的残酷现实，让文学大师余秋雨先生一下子犹豫起来，“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于此，对蒋介石从北京故宫的大量文物搬运来台的行径，我也说不清这是一种功德，还是一种罪过。

三、台北半日游

从故宫博物院出来，已近中午一点，我们在导游老王的带领下来到台北的一家餐馆，第一次感受台湾的饮食文化。中餐虽然较为简单，但菜都十分可口，与大陆没有明显区别。

吃完饭，我们原本计划下午有两个小时的空余时间准备拜会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女士，秦厚修女士于1919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32年毕业于周南中学初中部，是地道的湖南老乡。但因金明春先生在衔接方面出了问题，秦厚修女士有事无法安排会见时间，从而，只好往后推至27日下午。于是，我们便改变计划去参观“士林官邸”。

据导游介绍道：“士林官邸”位于中山北路五段460巷，为国民党总统蒋中正的官邸。在日本人占据台湾时这里是总督园艺所用地，光复后改为士林官邸，现已由台北市政府收回，除总统蒋中正的“正房”暂未开放外，其余皆已悉数对外开放。官邸共占地约5.2公顷。这里种植着各类盆景、花卉、以及药用植物，尤以兰花、玫瑰著名。从椰林道进入，右为中式庭园，南侧有凯歌堂，左为欧式花园，官邸周围为福山山系所环抱，不仅安全，而且空气清新，置身其中，仿若就是世外桃源。蒋总统中正先生于民国三十九年五月从草山迁居此处，直至民国六十四年病逝，在这个官邸度过他人生最后的26个春秋。漫步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彩蝶在花草间任意飞翔，而且还不时发现有小松鼠在林间穿梭行走。

但是，在“士林官邸”最让我难忘的一是停车坪上的那辆台湾惯称为老总统蒋中正先生的“凯迪拉克”座车，在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它依然油光发亮，仿若就是新车。我站在车边的红地毯上，似乎感觉车主离开还未曾多远。“士林官邸”第二处让我难忘的是蒋中正先生的所谓的“正房”。“正房”门前的围栏上虽然挂着一把大锁，把我们严严实实地隔在外面，但透过围栏，从外观上看这两层楼的“正房”也并不显得奢华。灰绿色的墙体，从远处看，与茂密的林子几乎是同一个颜色；从近处看，也与普通民宅无多大差异。

从“士林官邸”出来，我们先后参观了中正纪念堂、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统府大街，以及台北标致性建筑101大厦。

在参观中，与台湾民众有了一些接触，从他们的言语中发现他们对中正总统、经国总统无不敬佩有加。认为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的胆识与艰苦卓绝的工作，对于一个地贫人众矛盾多的台湾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景象的。尤其是对蒋经国先生几乎是众口一词，引为自豪。他们说：是他在生命的第后一个春秋，放开了报禁，使台湾有了今天这样的民主与自由；是他对李登辉的赏识，于是使家天下的政权得以在党天下中平安过渡，再进而为后来的公天下选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他在最坚苦的岁月主持修建横贯东西的中横公路，使台中、台东得以拉通；是他的系列改革，使台湾的经济于十几年间跃居到世界前列，成为亚洲最活跃的四小龙之一。

屈指一算，经国先生去世已有20个年头，中正先生逝世已达33个春秋，经过如此漫长的时光之涛的荡涤，在民主氛围十分昌盛的台湾，黎民百姓对故去的两位总统仍存有如此由衷地敬慕与发自肺腑的自豪，这绝非是国民党的喉舌鼓噪的结果，一定是其人格魅力的使然。于此，我想起臧克家先生《有的人》中的一句话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蒋氏政权虽然早已灰飞烟灭、随风远去，但是他们在台湾的建设过程中所留下的那些感人的故事却依然鲜活可亲。

我们于下午4时左右，从中正纪念堂穿过街道，来到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楼前。这时偏西的阳光正好斜照在党部大楼的徽标上，使其显出一种庄严与肃穆。这座金碧辉煌的大楼共16层，其中地上12层，地下4层。门前有一个不太宽的广场，进门是一个可以容纳500人的大厅，中间安放着孙中山先生的塑像，门楣上书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门口服务台后的楼层指南清楚地标示着国民党中央的各个部门分布在哪个楼层，党主席马英九和5位副主席就在11楼办公。7楼建有党史馆，陈列了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蒋经国的一些用具和书籍、手稿等等，还收藏了许多档案典籍。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从6月份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将迁至新址八德大楼办公。这里以23亿新台币卖给了台湾长荣集团，因此，将成为长荣集团的地产。我问其何故？他说，自2000年“总统”选举被民进党挫败之后，国民党中央一直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民进党多年来以“追为不当党产”为名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央还楼于民；二是国民党内部也发出声音要求中央党部搬出这一豪楼去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之决心。从这件我仿佛看到了台湾“党天下”的时代已不复存在。

总统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遥相呼应，漫步走来，也不过几分钟的路程。这座在台湾人心目中占居着重要地位的总统府，原是由日本建筑师长野宇平冶设计，自 1912 年 6 月 1 日开工建造，到 1919 年 3 月竣工，总工程费用高达日币 181 万。但在二战期间，该楼因遭到轰炸而损毁严重，后于1946年得以修复，名曰“介寿馆”。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后，更名为“总统府”。整个建筑结构呈“日”字型，从外观上看有些像美国的五角大楼，只有五层，并不雄伟。其楼身一部分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一部分为砖石砌成，外墙的雕饰也非常简洁，但在夕阳下显得十分典雅庄重。

总统府前是外交部。导游老王风趣地说：“目前台湾人们不叫它外交部，而是断交部。你们大陆人不要当心台湾与多少地区或国家建了交，其实很多是在地图上找不到的，而原来找得到的又大多在近些年与台湾断了交，所以百姓常戏称台湾现在的外交部为断交部。”王导的话引得我们菀尔一笑。

我们匆匆在总统府与外交部前的大街上照了几张照片，便直奔101大厦观看台北的落日景观。

101大厦位于台北市信义区。据资料介绍：大厦竣工于2004年12月31日，地面为101层，地下5层，共计106层，总高度为508米，是目前世界上的第一高楼。屈居第二的是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石油双子星座大厦，楼高451.9米；排名第三的是位于美国芝加哥的西尔斯大楼，高度为443米；排名第四的位于中国上海的金茂大厦，楼高420.5米；排名第五的是位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楼高为420米。这也的确是一件引人自豪的，世界上的前五栋高楼，有三栋分别在台湾、上海和香港，没有经济上的实力，显然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101大厦的室内观景台设88层，五楼有直达快速电梯，只需37秒便可到达88层的观景厅中。听说这是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并创下吉尼斯纪录。

在观景厅中向外俯视下去，静静流淌的淡水河与基隆河宛若两条玉带，飘落在台北这广阔的田园和屋宇之间，远处的青山如黛，近处的屋宇林立，车辆与行人仿若就是小蚂蚁与甲虫一般，在蜂窝般的巢穴间来回穿梭。扶在窗台上，明显地感觉到整栋大厦在前后排动。这时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太阳如一面似圆非圆的镜子悬挂在西方的天际，但撒落在江面的霞光愈来愈淡，愈来愈少，最后浓缩成太阳四周的一层红云。

当我们从大厦中出来，整个台北已是灯火通明、霓虹闪烁、车流如潮。我们缓缓地穿过台北市区，然后直奔桃园。晚上8时左右，终于到达了我们入住的宾馆——桃园假日大饭店，结束了我们在台湾第一天的游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