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奔向井冈山

这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四月，和煦的风与明媚的阳光抚摸着车窗外的田野与溪流，桃树上的红英早已谢去，碧绿的树枝间缀满了指头大的青果，成对的燕子在屋舍檐前的旧巢边呢喃，牛犊在田边的山坡上啮啃着嫩绿的青草，犁铧翻动着春天的喜悦。

应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之邀，与《湖南师大学报》的吴家庆教授、《东北论丛》的王秀臣博士一道，前往井冈山参加学报编辑会议。我们带着当年孔子徒儿曾点那种“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心态，从长沙出发，沿着当年工农红军走过的路，开始了我们难忘的井冈山之旅。

面对窗外的青山绿水，面对田野里耕作的人们，撩开尘封的历史，寻觅心中的记忆，那些匆匆而过的镜头，那些似是而非的人物，让我浮想连翩，思绪万千。

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井冈山的向往由来已久。我记得大约在读小学时，语文课本里就好像有井冈山的故事，尤其是朱德的扁担给我们印象非常之深。当时，我尽管不知道黄洋界的路是如何的陡峭与险峻，也不知道朱德的军长官衔究竟有多大，但是，我想作为年长的朱德老兄，能身先士卒，与士兵一道到几十里以外的宁冈挑粮，这样的长官真是人民的好长官，一辈子能碰到这样的好长官那一定是前生的阴德。尔后，又读到了毛泽东于1928年秋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其慷慨激昂的文辞与那岿然不动的气度，不仅让我对井冈山里的工农红军产生一种敬仰之情，也让我对这地广人稀的井冈山区产生了一种向往之情。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的中部，四周地势险峻复杂。据史料记载，这里曾是一个“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穷山寨。也许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与物产的贫乏，朝廷的长鞭无法企及，于是，一些不甘寂寞的男儿，在被生活与政治逼迫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聚集起来、饮血为盟，或成为土匪山贼，或成为勇士英雄。从井冈山走出的最大的英雄人物，也许莫过于上世纪的毛泽东。

有人说是井冈山的灵秀才孕育了毛泽东的伟大；也有人说是毛泽东的英明才成就了井冈山的辉煌。其实，究竟是谁成就了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泽东与井冈山的完美结合，才有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才有天安门前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才有流行歌曲中的《东方红》。

我想，1927年的秋天，一定是个灾难频发、水深火热的秋天，一定是一个阴霾抑郁、销烟弥漫的秋天，一定是一个狼嚎鬼哭、横尸遍野的秋天。一群刚从劳作中稍稍轻闲下来的青年在毛泽东、卢德铭的带领下，相继从江西修水、铜鼓、安源起义，围攻长沙。然而，一路折兵损将，未及一月，5000人的部队左冲右突到达永新三湾时，就仅剩下了700来人。10月3日，毛泽东在宁冈古城召开会议，作出了联合井冈山里的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两支土匪队伍的决议，计划与他们一道开辟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于是，10月6日毛泽东前往茅坪会见了袁文才，并送给了袁文才104枝枪。尔后，又在大井村会见了王佐，送枪70余枝。从此，袁文才、王佐与毛泽东结成了铁杆兄弟。就这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袁文才与王佐的鼎力支助下，也由小而大蓬勃发展。

汽车由长沙到株洲，再经醴陵、攸县、茶陵，然后沿洣水河而上，下午六时左右到达炎陵。在路边的一个小店前停了下来，这时我们也感觉到有些疲惫，于是，下车活动了一下腰身，并在小店里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轻闲的喝了起来。向前方看去，一轮红日高挂在西方的天际，白云在远处的山前飘动，落霞向我们直泻而来，映在我们身后的一面破落的墙上，将那面原本灰暗的墙壁顿时照得色彩斑斓起来。从墙面上看，那座房子在炎陵一定是有些历史了。墙面有几个若隐若现的字，我戴上眼镜发现原来是“炎陵车站”。

吃完饭，天色已完全暗淡下来，街上已亮起了路灯。从炎陵而后的路，几乎以爬山为主，车子颠簸的程度愈来愈大，路边很少有灯火人家，天上也不见星星和月亮的踪影，好像我们在一个巨大的黑洞里潜行。胃开始鼓胀起来，晕车的渐渐明显，于是，为了缓和胃的不适，我只好闭上眼睛，斜躺在靠椅上，迷迷乎乎地睡去，但是又怎么也无法入睡。不断涌动的胃液似乎在集聚能量，要干一场翻江倒海的事业。因此，我心里只有盼着早点下车，默默地计算着剩下的里程与时间。

左颠右簸，终于在晚上10时左右抵达井冈山重镇——茨坪。茨坪是一座高山型城市，海拔在800米以上，因此，这里的夜晚非常清静，尽管霓虹灯在不停地闪烁，但街上的行人很少，只有几部载客的出租车在无目的的游荡着。

当我们来到下榻的宾馆时，发现另一路经萍乡、莲花，折道吉安，然后从吉安上山的我们学院的袁先友教授、王涘海先生，已先一个小时到达了宾馆，并为我们开好了房间。

二、茨坪

次日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袁先友教授已洗漱完毕，于是，我立即穿好衣服，稍稍洗涮了一下，便和袁教授、王涘海先生一道从宾馆里出来，开始了我们游历茨坪的旅程。

茨坪虽是井冈山的一个重镇，但地方很小，方圆估计不到十里，人口也非常稀少。四月的茨坪没有长沙那般暑气难耐，而是一股清凉。街道上的撒水车刚过，一阵阵清新的山风临面拂来，让人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与舒畅。两旁的路灯如似那上夜班的工人，在眨着疲惫的眼睛，懒洋洋地等待着收工的铃声。临街的铺面大多还关着门，只有几家做早点的铺子里，亮着灯，散发出一股热气。

我们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茨坪的街道上，路旁大多以柏树为主，从合抱粗的树杆与那斑驳的树皮上看，其树龄一定在五十年以上。当第一缕阳光出现在东方的天际时，沉默的树林中开始了鸟的啼鸣与雀的跳跃。

我们沿着车站前的街道往前走，约一百多步，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塔初建于1952年，后于1956年将在小井牺牲的红军战士的部分遗骨迁到塔前建成了一座烈士陵墓，但墓碑上没有名字，也许我们本来就无法寻得他们确切的名字。于此，我们只好向这些为革命捐躯的先烈们深深地鞠上一躬，以表示内心的一种诚意。

从烈士塔下来，再往前走，约数十步，便到了茨坪的休闲中心——挹翠湖公园。挹翠湖公园占地达8万平方米，位于茨坪的中心位置，左右与茨坪博物馆、毛泽东茨坪故居相连。公园里亭榭楼台沿湖而建，九曲桅栏蜿蜒曲折，湖中散布着一些零星小岛，岛与岛之间皆有小桥相连，有几只鸳鸯悠闲地栖息湖中，晨曦的霞光照在水面上，垂柳与小桥倒映在澄洁的湖水里，偶尔有几位漫步的游人从小岛的那边走来，轻细的脚步声惊醒了湖中的水鸟，随着水鸟的游动湖面很快荡起了层层涟漪，这情这景就宛若置身于江南水乡。在远处那空旷的草坪上集聚着一些劲头十足的老人，正在那里跳腰鼓舞。

我们环绕公园一圈后，来到了井冈山博物馆。井冈山博物馆建于1959年，馆名为朱德于1962年4月重上井冈山时所题。博物馆不是很大，但展出的内容却很丰富。我们走马灯似地稍稍看了一遍，但其中有几幅标语却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其一是“三项纪律与六项注意”。“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三项纪律与六项注意不过是为人的一些基本常识与基本公德，无需什么强调的。但是，在那个生死未卜、前途暗淡的兵荒年代，在那群腿上泥巴未干的革命青年里，当兵吃粮闹革命，大多是为了解决自己当下生活的温饱，而并非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马克思为何方神仙)，更谈不上要解救人世间那些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因此，在“人口不过两千，产谷不过万担”的井冈山区，一下子来了数以千计的愤世嫉俗的饥饿青年，其粮食的紧缺是可想而知的。有时，也许就是为了一个极不起眼的红薯，会刀枪相见，于是，为了缓和部队与村民的矛盾，调和党与百姓的关系，提出了这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三大纪律”与“六项注意”。

其实，与此相配的还有另一标语，即所谓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从这三大任务中我们所感觉到的似乎只是一种政权争夺的鼓动，并没有获得政权后的经济建设。邓小平先生曾于晚年明确地指出：革命与改革都是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许在革命的初期还不需考虑或无需考虑国家的建设问题。不过，从这革命的三大任务也不难看出中国千百年来政坛上争夺不休、更迭不止的病症所在。

譬如民国蒋氏王朝，在夺取政权之后，不是去发展生产改善百姓的生活，而是如清政府一样设法盘剥压迫自己的黎民，在外族入侵的时候，不是奋起还击，而是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的黎民失望，让自己的百姓落泪，最后，当天下的苍生忍无可忍时，只好再度揭竿而起，去革掉他的老命。这种历史的轮回与循环往复，也许就是黄炎培先生所提出来的“历史周期率”吧。可是，这种“后人哀之而不以鉴之”的轮回也就构成了中国现实的悲哀。

于此，我记起毛泽东的朋友仇鳖在建国初期给毛的一封长信中谈到：

“将照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个世界及另一个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及，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

也许这就是夺天下容易，而坐天下难。究其原因，仇鳖先生进一步分析到：

“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因腐蚀而发生障碍。”

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革命轮回的道理所在。回首看世界，东欧的崩塌，苏联的瓦解，萨达姆的没落，有几人不是自身腐败的原因所致呢？

从博物馆出来，横过挹翠湖公园，便来到毛泽东的茨坪旧居。其实，这里原是李利昌家的小杂货店。毛泽东于1927年10月来茨坪后，李利昌便腾出一半的房屋给毛泽东与他的警卫人员居住。毛泽东曾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井冈山斗争》一文的初稿。在毛泽东的卧室里有贺子珍与毛泽东的蜡像。毛泽东坐在一张竹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材料，贺子珍站在旁边，似乎在听毛泽东的讲解，其形象非常生动。看上去，贺子珍不仅个子高大，而且也很漂亮。

关于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贺子珍是在宁冈县的大仓村。也许是由于贺子珍漂亮，也许更是由于她年轻而有朝气，于是，贺子珍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因工作的原因时常接触，两人的关系便十分亲密起来。1928年5月，经袁文才与王佐的操持，毛与贺在象山庵举行了婚礼，从此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而此时的杨开慧正在长沙板仓从事地下工作，也许杨开慧女士至死也不曾想到自己的夫君此时已有了新欢。1930年10月杨开慧被军阀何健所捕，至11月14日在长沙识字岭就义，在杨开慧的心里一直惦念的不是她自己的生死，而是丈夫毛泽东的安危。

在《史记》好像有这样的论断：“大礼不辞小让，大行不顾细节。”对毛泽东这样一位干大事的伟人，当然是不会因妻离子别的情感所困，更不会因婚姻制度的条文所囿。他与贺子珍的结合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当然，后来与江青的结合更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在毛泽东看来，“革命”高于一切，婚姻不过是些“小让”与“细节”，顶多也只能算是“革命”之皮上的一根“小毛”。

不过，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情感确是深沉的，尽管他后来曾为江青所摄的庐山仙人洞照题写过“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杨开慧的情感却是后来几位夫人所不能比的。例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其实，毛泽东对杨开慧最情真意切的，莫过于1923年写的那首《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读毛泽东的这首词，让我想起了陆游的那首《钗头凤》，想起了陆游与唐婉的那种“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无奈情怀……

然而，在1928年5月而后的那些日子，在有贺子珍陪着的夜晚，不知是否还曾想起过家乡那位“凄然相向”的杨开慧？是否还曾记忆起那位“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恩师的女儿？是否依旧还曾“热泪欲零还住”地惦记着那位正在为自己抚养着三位孩子的母亲？于此，我们不得而知。

从茨坪旧居出来，前行约1000米左右，便是井冈山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里陈列了许多井冈山英烈人物的照片和资料，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地莫过于王佐与袁文才二人。

袁文才的那幅渗透着力度的面孔里，显示出一种武士的风骨。关于袁文才可以说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据资料介绍，他于1898年出生于宁冈茅坪马源村的一个贫苦人家，祖辈由北方迁居而来，属客籍人，深受当地土籍地霸的压迫与剥削，因此，与土籍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矛盾。但袁文才家里为了让他能有些出息，曾送他去吉安读过初中，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后因妻子被当地的一位土豪强行霸占而跳崖身亡，让袁文才非常恼怒。为了复仇，1921年参加了以胡亚春为首的“绿林马刀队”，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因他有文化有智谋，很快升任马刀队参谋长，不久就接替胡亚春成了首领。他那“杀富济贫”的行为，在宁冈、永新一带颇有些影响。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在龙超清同志的介绍下，竟于1927年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宁冈县农民暴动的总指挥。也是在龙清超的策划下，1927年10月7日，袁文才打开寨门，欢迎毛泽东部队进驻茅坪，并接受党的统一指挥。从而，由绿林好汉变成名正言顺的革命同志。然而，好景不长，1930年2月24日拂晓于永新被边界特委书记朱倡偕、永新县委书记王怀等人谋杀。

话说回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袁文才与王佐二人的鼎力相助与坦诚相待，井冈山根据地的营垒就不可能那般顺畅与坚固，工农红军的燎原星火也不会那般壮观与辉煌。

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个民不聊生的战乱时代，在那个革命口号十分高涨而武装力量又异常脆弱的年代，袁文才、王佐这样的革命勇士，不是战死在与敌作战的沙场，而是无辜地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下，这真是让人难以理喻。

也许王佐与袁文才那几十条生命对伟大的革命事业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想，他们毕竟已是同一条船上的战友，已是同一条路上的共产党人，都是为了同一个革命的目的呀？为何还要刀枪相见呢？再说，早两年的“八七”会议上也曾明确指出，只要实行土地革命，不管是不是土匪，我们都要争取，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兄弟。

然而，当中央红军撤出井冈山时，1929年1月4日，在宁冈柏露召开的会议上，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则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文件中说：“与土匪或类似土匪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过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进入革命队伍和政府中，是异常危险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队伍中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权范围之内……。”

从这巨大的反差中我们仿若感觉到了其火药味的原由，“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我们无法问及革命的本身是否存在逻辑的悖论，更无法问及革命是否也要讲求信义与忠诚。不过，这种与革命之初的信义相违背的行径，在中国历史上曾屡见不鲜。说杀就杀，昔日的朋友眨眼间则成了革命的靶子，这种没有信誉可言的游戏不知曾让多少人冷汗直流。

于此，我想起潘汉年于延安时的一句话来，大意是在白区与敌人打交道，虽然环境险恶，但游刃有余；而在延安与同志们打交道，虽然志同道合，但是常常心力交瘁、寸步难行。

后来，有人向毛泽东先生反映袁文才、王佐两人被取决的消息时，毛泽东曾极为惋惜地说：“这两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但是，究竟怎样处置才算符合政策呢？我们不得而知。我想，就是不枪杀袁文才、王佐，按照那份《决议》，他们后面的日子也必定是举步维艰。

在佛教里讲求因果报应，种什么因，必获什么果，这是命定的。杀袁文才、王佐的两位刀斧手在一年后的“AB团”事件中被同志们糊里糊涂地结果了性命。这也算给袁、王二人出了一口恶气。

不过，从袁文才、王佐的诱杀，到“AB团”的相残，再到延安的整风运动，再到建国后的反右、文革、与批林批孔……，几乎是一环扣着一环，环环都是手足相残、兄弟阋墙。

有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革命”也的确不是请客吃饭。它除了要求革命者端起枪来与敌人殊死搏斗之外，还要时刻想到奉献自己的肉体，供自己的同志做锻炼的靶子。

从烈士陵园出来，已是日午时分，太阳很大，我们回到宾馆，感到有些困顿，草草吃过午餐便上床休息了，但袁文才、王佐那惨死时的情景在脑海里久久不能离去，并且愈想愈觉得恐惧不安……

下午，我们参加了座谈会，但我一直琢磨着“革命”二字，会上谈了什么，脑海里一片空白。

三、水口观虹

会议的第二天，安排了一些考察活动，与会人员分乘三辆大巴前往水口、大井、黄洋界等地考察。我与袁先友教授、吴家庆教授、张文刚教授、翦伯象先生、陈卫华女士等在向导的带领下，直奔第一站水口景区。

水口位于五指峰右侧，从茨坪出发，约有9公里的路程。水口景区正在开发中，石级小路还没有完全修通。我们沿着溪边的迂回小路徐徐而下，两岸石峰对峙，绿树成荫，灌木丛中不时夹杂着一些茂盛而粗壮的大叶杜鹃，开着或红或白的花朵，一簇一簇的，给山野增添了不少生气。于此，我忽然想起白乐天的两句诗来：“人间四月芳菲尽，寺里桃花始盛开”。

杜鹃，在江南原本是一种极为平常的灌木，有的一到冬天叶子就落光了，秃秃的枝头在寒风中摇曳，给人一种斗寒傲霜的精神。在我小的时候，杜鹃不过是一种造火做饭的柴火而已。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月，春天里尽管山坡上开满了红红的杜鹃花，可谁也不曾去认真地观赏过一回。在我的印象里，杜鹃木是一种很好的柴火，它有很重的油脂，因此，用杜鹃木来烧火做饭，那简直是一种享受。燃着的杜鹃木在灶堂里喷射出一种亮黄色的火焰，并发出“丝丝”的响声，宛若一位仙女在音乐中舞蹈。在饥饿的三月，有时，我们在打柴休息的时候也去摘些杜鹃花来聊以充饥，拔去花蕊，送进嘴里细细咀嚼，有一种脆脆的酸甜酸甜的感觉。

后来，我在语文课文里读到了韶华的一篇《我爱韶山红杜鹃》的文章，文章写得很美，尤其是对杜鹃花的描述写得非常的富有诗意。也许就是从那以后，对杜鹃花的红艳朦朦胧胧地注入了一种人生旷味的情感。再后来，随着大学梦的实现，便别离农村来到了城里，也别离了家乡山坡上的那片杜鹃林。

几十年来，我曾游历过大江南北，从圣地韶山、书院岳麓，到神农架的原始林区；从江南的西子湖畔，到江北的雪域高原；从苍梧之野的阳明、九疑，到川北的藏区，见过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杜鹃，但是，井冈山的杜鹃似乎更让人留恋。

在林中漫步，有一种特别的舒畅。尽管在长沙的气温早已升到34度以上，大有盛夏的味道，而这里在20度上下，仍保持春天般的惬意，因此，非常清凉而舒适。越往里走，汇聚山间的泉流后，溪的水量越大。据导游说，这溪水里有国家珍稀动物娃娃鱼。但是，我们沿途觅寻，除了发现一种个头很小的鱼之外，并没有看到娃娃鱼的踪影。然而，在溪边的树叶上，我们倒不时发现成堆的蚂蟥在缓缓地伸展身子，懒洋洋地向四处观望。溪流的尽头是一处高达百丈的绝崖，溪水从崖口直泻而下，注入到一个深潭中，其形成的那条蔚为壮观的白练，真让人有一种“疑似银河落九天”的感觉。

水口瀑布有一个最大的奇观就是每当太阳直射之时，会出现一道绚丽多彩的七色彩虹，而且彩虹会随着游人的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真是井冈山里的一绝。

四、大井旧居

从水口出来，已是上午10时，我们原道返回，我们来到了井冈山里最大的一个村庄——大井。

大井在红军上井冈山之前，原是王佐的地盘。这里地势平坦、屋舍整然。毛泽东于1927年10月24日上井冈山茨坪时，第一站就是住在大井的白屋里。据导游说，白屋原是一位广东木材贩子的私宅，大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共有5个天井，房屋44间。由于整个房子是青一色的白墙青瓦，因此，也称之为白屋。

白屋的结构非常精巧，从外面看去，房房相连，仿若就是一栋房子。走进院子一看，才发里面如迷宫一般。房间不但采光、通气、防盗性能良好，而且天井阴沟的排水功能也非常优良，真可谓是江南民居的一绝。自从王佐在茅坪占山为王后，这里一度成了王佐的兵营。再后来，红军进驻井冈山，这里也就成了毛泽东的居所。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旧居的后面有一棵海罗杉和一棵凿树。听说这两棵树非常有意思，1929年2月，红军撤出井冈山后，白屋被国民党烧毁，只留下半堵残墙，这两棵树当时也被烧死，但让人奇怪的是1949年它们破天荒地长出了新叶，几年下来，根繁叶茂，茁壮如初。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这两棵树曾一度枯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又复苏过来。因此，有人将它称之为“感情树”。

当然，草木之物，无从情感可言。它的枯荣不过是顺其自然而已，然而，当它与人们的某些情感融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人文上的阐释。不过，从感情树的故事我们看出井冈山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与敬仰之情的真切与深沉。

在大井旧居后面的围栏外，有几丘水田。在水田里，我们看到一位面目清秀的老人正在细心地耕耘着他的土地。我们越过围栏，走到田边，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交谈中得知，他已是80高龄的老者，但身体还非常健康，也很健谈。他姓邹，家就住在白屋后面不远的地方。在1929年红军撤离井冈山时，他只有6岁，幸亏当时寄身在很远的亲戚家，才躲过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杀身之祸。他说，他们村里究竟有多少人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和国民党的烧杀中死去，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他家里就有五六人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下。1929年2月，国民党进驻井冈山后实行“山要过火，石头要过刀”的三光政策，使大量贫民百姓死于非命。

邹老是一位老党员，对党非常虔诚。他曾经见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江泽民来井冈山时也曾会见过他。当他说起这些往事，脸上浮现出一种幸福的笑容。他说，他本来是有生活津贴的，但考虑到国家还很穷，自己还可以自食其力，因此，谢绝了政府的补贴。听到这里，我对邹老的行为肃然起敬，并为井冈山里有他这样质朴的老共产党员而兴奋不已。

从邹老的身上，我寻到了人之为人的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与奋斗的精神，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这种精神似乎在我们的身上迷失已久。我们常常用计算器去计算着个人利益的点滴得失，而很少去真诚地奉献；我们常常只知道向社会无度地索取，而很少顾及它可以承受的底线，因此，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会，一天天在向沙漠的深渊走去。

从大井出来，已是中午12时，太阳当顶，气温陡升，我们感到有些炎热，便随车返回宾馆。用完午餐，下午参观了黄洋界、小井医院、龙潭等地，但我的思绪还一直停留在与邹老的交谈之中，仿若他就是我井冈山之旅中所众里寻觅的人儿，也是我井冈山之旅中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