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问”说起

元旦前夕，一位回县城省亲的老同志，面对登门探望的县乡干部，提了三个问题：一是现在交通发达了，为什么有的干部反而离群众远了？二是干部的文化水平高了，为什么做群众工作的办法反而少了？三是群众的生活条件好了，为什么对干部的意见反而多了？

　　老同志的“三问”，蕴涵着人生的哲理、“做官”的学问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道理，很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绝大多数地方干群关系也是好的。但也不可否认，确实少数干部在群众眼里走了形、变了样。尤其是有的乡镇领导，整天出出进进，很少到群众中去；学历虽高，讲话新词不少，但讲出的话群众不愿听；工作方法说起一套一套，做起来却简单生硬蛮横粗暴。

　　人民群众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认识和评价干部的。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没有车坐，少有马骑，然而行军路上的家常话，战场上的一句“跟我上”，便使官兵亲密无间；作战间隙，干部战士走村串户，帮助群众突击生产、打扫卫生，便使军民亲如一家。正是靠着这种情感凝聚的力量，战胜强敌，迎来胜利。全国解放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同志文化水平不高，凭着一片赤诚，把人民群众紧紧吸引在党的周围，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现在到农村走走，仍然可以听到人民群众形容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干群关系的生动说法，即五十年代摸干部的脚——同睡一张床，六十年代握干部的手——亲密无间，七十年代听干部的话——家家有广播，八十年代看干部的脸——催耕催种，九十年代吃干部的灰——坐车到村边转转。坦率地说，我们不应该事实上也没有要求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都像战争年代那样，与群众一道吃尽苦头，但是，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我们应该牢记，应该提倡，也必须坚持。

　　交通条件的改变是生产力发展的体现。群众并不反对使用先进的交通工具，群众反对的是在肥沃土壤中日益滋长的惰性和与群众的疏远。毋庸讳言，现代的交通工具，一方面为我们深入基层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早出城门、晚归宾馆提供了可能。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把现代交通工具节约出来的时间，是用在农民增收、工作增效上，还是用在个人的吃喝玩乐上。现在不少地方就是因为交通条件的便利，导致着乡镇干部“走读”现象日趋严重。乡镇主要领导的家几乎都不在工作地点而在县城，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晚上在家还邀上几个朋友玩牌娱乐，究竟玩到几点钟才睡？第二天什么时候去上班？只有“天老爷”晓得。那么大一个乡镇，哪有早晨、晚上不出事情的。农民有了事情，找不到相关的干部，就会对乡镇政府失去信任并对主要干部产生意见。制定铁的纪律和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上解决乡镇干部吃住到村、工作到户这个问题，应该是当前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

　　有文凭、有知识，当然是好事，但文凭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真才实学，科学文化知识代替不了一个人对待人民群众的感情。过去做农村工作“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的方法已经不能再用，现在做群众工作，既要讲理论，又要讲实际，既要讲道理，又要讲感情，你做的事情要想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就必须自始至终把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使自己的主观意愿与群众的意愿相吻合。我们应善待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以情感凝聚人心。同时，还要善于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的方法同群众打交道，用民主法制的手段处理事务，用提供服务的办法推动工作，只有把党的意志真正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的工作才能越干越顺，事半功倍。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部分群众还致富了，他们从心眼里感谢党感谢政府。但群众始终认为，收入多了，温饱解决了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乡镇干部却很少给他们出主意，谋良方，探寻发展路子，他们工作的第一要务似乎就是催收催缴。农民群众还特别对那些名为调整产业结构，实为侵害群众利益的形式主义做法更为深恶痛绝。不仅如此，他们对当前大部分干部视工作为负担，以娱乐为正业，把群众当愚民，唯利是图等等作风问题十分不满，意见很大。群众评价干部是全方位的，看官职也看官德，看水平也看人品，看工作也看情感。群众不会因为生活改善了就对某些不正之风视而不见，更不会对少数干部形象不正、作风不实、办事不公听之任之。群众需要的是干部的诚信，政府的诚信，需要的是给予他们全方位的尊重、关心和温暖。

　　老同志的“三问”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再不引起高度重视，任其发展蔓延，必将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致富奔小康步伐，必将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必将影响干群关系危及社会大局的稳定。要想实现十六大确定的二十年内我国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的所有干部必须痛下决心转变作风，急为群众所急，想为群众所想，为群众造福，为群众谋利。深入实际，扎实工作，只有这样，广大农村才能早日致富，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才能如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