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母亲

每当孩子们亲昵地叫着妈妈的时候，每当儿女们携家带幼走向母亲怀抱的时候，都让我陷入沉重的思念。因为，我的母亲离我而去，她在遥远的天国已经三十四年了。

　　我母亲郭氏凤英出生于1933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她是九渡水瓦屋里人。她去世时我才17岁，正值初中毕业那年。母亲是患心脏病死的，死时只有38岁。母亲的心脏病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发性的我概不清楚。我只记得在我10岁左右，母亲的病情就越来越重。到母亲死前的一两年，虽然家里也隔三差五为她治过病，我和父亲用摇椅作担架，曾抬着她去过白水医院住过院，但却每况愈下，母亲生活得非常艰难，非常痛苦。让我记得最深的是，她的心脏在说话、走路，甚至从坐式中站起来，那贴着胸口的衣服都像煮沸了的锅盖，上下跳动得十分厉害。母亲经常是一只手捂住胸口，一只手无力地搭在我的身上，脸色苍白，目光无神，嘴巴张得很开地喘着粗气。尤其是在1971年快要死的前夕，洗脸、洗脚、喂饭、上厕所都由我陪同和护理，想起那一点点，一桩桩，让我哽咽，让我泪流不止。

　　母亲是在农历二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左右逝世的。她已经有六七个月未在床上好好睡一觉了。在她住房的床前放着一个“团炉”，生了一点木炭火，母亲就连坐带卧地躺在火桶上。母亲临死前很平静、很木然，也很难过。她把我拉住，有气无力、语齿不清地说着，大意是她恐怕就要走了，留下的大弟14岁，二弟8岁，小妹4岁，除父亲外，主要嘱托我要把他们抚养成人。她还说，我们的家境贫穷、弟妹很小，以后会有大苦吃。听着母亲的嘱咐，我一边号啕大哭，一边点头答应，并安慰母亲要坚持住。我慌不择路，一口气跑到公社卫生院，待我把医生请到时，母亲已从火桶上跌倒地下。我们忙把母亲扶起，仰坐到火桶上，又是扎银针，又是掐人中，药已灌不下去，施展各种医术，她只是用力地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下，然后两手一松就什么都不管了。顿时，霹雷阵阵，风雨交加，山在哭泣，水在咆哮，父亲呆若木鸡，我们兄妹抱成一团，哭成泪人。

　　母亲端庄文雅，眉清目秀，身材窈窕，一米五七的个子，非常匀称得体。她是山里人，吃雾露水长大，脸上有红有白，很有几分姿色，是典型的“小家碧玉”。但结婚以后，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身体才每况愈下。母亲虽未读书，但却懂得许多朴素的道理。常常教导我们：“幼儿学，壮儿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钱在黄柏树，不苦不得来”，“种田种地为大本，老老实实是根本”，类似这类警句她随口就来。记得有一次，那是“出秧”时节，我们随着母亲去种豆子，远处传来了布谷鸟的叫声，母亲触景生情地说：“孩子们，阳春三月莫误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你听那布谷鸟说得多好，不勤快的人就是‘懒叫化婆’。”这一年，母亲带着我们在房前屋后、坡上种的豆子收了约两百多斤。我觉得母亲不仅是慈祥的亲娘，而且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

　　母亲虽是山里人，能插田，能割禾，能种菜；会做鞋袜，会缝补浆衫，会拧麻纺纱；喂猪、蒸酒、熬糖、做豆腐，煮饭、煮菜、待客、持家样样能干。在我的心中，母亲就是一尊大佛，有她在，我们的破家干净整洁，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兄妹懂事相处和谐。母亲最擅长山里活，什么扯小笋、扎粽叶、采蕨菜，摘茶叶，样样都是她的拿手好戏。我跟着她做，始终没她那样麻利。尤其是拾捡柴火，对门院子的菊英婆，满妹子，街上的梅子，腊香婆都没有我母亲快，捆柴也没有她捆得好，只是爬山、挑柴她就没办法了。我常常爬到高处将柴抛下，让母亲就近捡拢；母亲把柴集好，由我捆扎；挑柴时，我尽量多挑一点，让母亲挑少一点。并且，每次我都如箭般冲到前头，再返回来接应母亲。

　　母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却为家庭，为我们兄妹操尽了心。俗话说：“猪多无好糠，人多无好汤”。我们家庭不仅儿多母苦，何况那时农村普遍困难。母亲常常为了一斤米，一餐饭，一点布而费尽心思。我们虽然懂事，但还是饿了要哭，冷了要吵。在我五六岁的那些年月，母亲为了让我吃饱，经常把她钵子里的饭加给我，她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禁不住掉头偷偷哭泣。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我因为身体虚弱而不好带养，母亲毅然背着我，随着朝拜阳明山的人群，用来回十来天的时间，步行去向七祖佛爷求福。就在我十五六岁母亲病入膏肓时，也经常为我的读书、牧牛、出工、打柴忙这忙那。母亲似乎就是一座大山，一个港湾，一个活灵活现的观世音菩萨。更像一只母鸡，总是耗尽全力，张开翅膀，为我们这些幼雏晴天遮阳，雨天避风，让我们过得无忧无虑。

　　母亲病逝后，我遵照嘱咐悉心地照顾弟妹，体贴父亲。我学会了筛米酿酒做豆腐；学会了煮菜煮饭待客，学会了许多女人能做男人不会做或不愿做的事情。因此，村子里的人都说我能干，叫我“半男半女”。直到几年以后父亲娶进了继母，我上了大学才离开这个家。

　　如今母亲离去已三十四年，母亲没有给我们留下遗像、遗物，留下的模样也渐行渐远。但母亲留下的伟大的母爱，伟大的情怀，伟大的人生哲理和生活勇气将与江河同在，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