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山坳人家（下）

１．６ 爷的草鞋

我在两个爷，一个是父亲的父亲，我的亲爷爷，一个是我过继后养大我的爷爷。这位爷爷在我家祖辈排行第四，家里人叫他四爷。母亲说，在我三岁时，我的后面又多了两个小妹妹，家里兄妹太多，无法过日子了，这位四爷无子无孙，看中了我人长的俊秀，经常抱着我到他家里吃饭、玩耍。母亲也看穿了四爷的心思，就请族长做中间人，托四爷收养我。四爷一听满口答应，过继那天四爷还请一席酒，请族长用红纸写了过继书，于是我就名正言顺的成了四爷的孙子了。

我已过继，妈妈教我，以后不再叫四爷了，要叫爷爷。

四爷也是劳苦农民，只老两口过日子，家有五亩二分自耕田，收多收少不用交租子，只要还完皇粮，余下的都是自己的。遇到风调雨顺，还有些节余粮食。日子比我自己家好过多了。

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目不识丁，除了作田里活只会编草鞋。爷爷编的草鞋，除了自己穿还卖，卖的方式不是串村走巷，而是挂在家里堂屋的木壁上一双一双的排列得整整齐齐，给家里增添了一道工艺风景。爷爷编的草鞋，既结实，又便宜，村里村外的人都喜欢买他编的草鞋。爷一有空，特别是寒冬腊月或月明的夜晚就坐在堂屋的二人凳上搓着稻草，弯着腰，全神贯注地编草鞋。有时我蹲在旁边，或帮他拾稻草，或问他一些莫明其妙的事。有一次，我问爷爷为什么种田人要穿草鞋，有钱人和他们的“公子少爷”穿布鞋（那时我们村里没有做官的财主，看不到穿皮鞋的，只有穿布鞋的富人）。爷告诉我，因为草鞋是稻草编的，便宜；布鞋是布加上针线做的，贵得多，穷人家买不起，穷人的布鞋留着过年过节才穿。草鞋是我们穷人的传家宝。这天晚上月明星稠，奶奶在一旁纺纱。爷爷回答我的问题后，奶奶插话说：“雨仔（是我乳名），你看天上圆圆的月亮里隐隐的黑影子是一棵树，树下坐着一个老头，那老头也在给穷人编草鞋。”奶奶在故事里告诉我，在月亮里面那树下编草鞋的老头是神仙，神仙编的草鞋比地上凡人编的草鞋穿着更加舒服，而且冬暖夏凉。那时的我对这个神话信以为真，做梦也想着月亮里的老人能送我一双神仙草鞋。有一天晚上，我真的梦见月下老人送我一双草鞋，我一穿上，手脚一动，竟能像小鸟一样能走能飞，待我飞上天时，风把我穿的草鞋吹落了，我就掉下地来，吓得我大喊一声，惊醒了爷爷奶奶。奶奶走到床边，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回答月亮老人送我的草鞋被风吹走了。奶奶说：“傻孩子，月亮老人编草鞋是祖祖辈辈一代一代传说的故事，爷爷编的草鞋穿在脚上什么大风也吹不掉。”听了奶奶讲的故事和那晚做的梦以后，我小小年纪也跟着爷爷编草鞋，但编的草鞋松松散散，一穿在脚上没几步就散架了。爷爷再也不准我编了，他说：“你不能编草鞋，长大了有出息了会有布鞋穿。等你有了布鞋，爷爷也不会再编草鞋了。”

真没料到，爷爷讲完这番话的第二天他便脱下了草鞋，躺在床上喘大气，说心闷胸痛，再也起不了床。晚饭没吃，水也不喝，深更半夜，不知什么时辰与世长辞了。第二天早上爷爷编的草鞋沾着泥土还整齐的摆在床前。

１．７ 奶奶的腊味

我称呼的奶奶是我过继来的养我疼我的慈母般的四奶奶。她个高苗条，是个裹过脚的小脚女人，典型的封建时期的女性。这小脚奶奶做起家务活来还很精、很细、很干净；养鸡、养猪、种菜一些中等重活也很麻利；洗衣做饭、清洁卫生整治得有条有理。她还有一手绝活是做腊味，她腌制的腊八豆剁辣椒一开坛子盖，香气就飘满了屋子，用来下饭，胃口大开。每天早餐，都是吃奶奶腌的菜下饭。尤其是奶奶做的腊肉，腊鸡鸭、腊鱼，色香味俱全，在方圆几十里村庄颇有名气。腊肉清香爽口，肉质细腻，咸淡适宜，吃在嘴里有一种醇香的味道，令人回味无穷。数九寒天，是做腊肉的最佳时节。冬至一过，奶奶与村里其他家庭一样就着手熏腊肉了，她精选半肥半瘦的五花肉，买回家切成一尺左右长几分厚的长条，然后把炒好的盐，加入花椒粉、八角粉、红椒粉、生姜粉等十来种香料拌合在一起再炒一两分钟，加上高度米酒，前后均匀的涂抹在肉上，腌上六、七天，每一两天用筷子翻动一次，待肉与调料充分融合了，香味入肉里，肉就不会坏了。腌制期一到，用棉线一条一条串起来，挂在通风的地方吹干。

肉吹干了，奶奶找来桔子皮、锯木灰，烧起木炭火，架起铁丝架，把肉整整齐齐地摆在架上开始熏烤了。直到把这些东西放在火上熏出香味来。熏，既要耐心，又要细心。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大了会把肉烧焦，火小了，熏不透。熏一次肉，奶奶在火房里从白天到深夜十来个小时，烟大熏得奶奶眼泪直流。待熏得肉皮焦黄，肥肉冒油，瘦肉透明时才算大功告成。

寒冬腊月，家家户户熏腊味，熏好了挂在能遮雨的屋檐下，又增添了过年气氛的一道独特风景。全村老少，进进出出都要仔细的瞄一眼，看谁家腊肉挂的整齐、熏得正宗。比较来，比较去，都说奶奶熏的腊肉明亮金黄，香气扑鼻。果真如此，我们小孩子，只要瞧瞧，闻闻，觉得是香津津的，口水直流。吃的时候，奶奶把腊肉洗净，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加上腌的腊八豆蒸得香喷喷，夹一块一进嘴里就冒油，但肥而不腻，咸淡适中，让人吃了还想吃。我们吃的时候，总是慢嚼慢咽，细细品味。舍不得一口吞下肚。

奶奶熏的腊肉，现在回味起来，不只是一种口味，更是一种生活，一种文化。

我离开山坳以后，每次回去看奶奶，不管是寒冬季节，还是炎热夏天，奶奶都把存放在装有生石灰的坛缸里保管好的香味腊肉，按我小时候爱吃的口味蒸给我吃。离家时还给带几块回单位与家人或亲朋好友共同分享。

家里来了客人，腊肉上席是必备之菜，客人品味后都是赞不绝口，现在回想起来，奶奶熏的腊肉，比起城里商店里那些包装精美且价格不菲的腊肉来，虽少了一份华丽，但多了一份朴实。这是我奶奶人生的诚实、敦厚的写照，也是我对她那淳朴品格的最美好的回忆。

１．８ 卖田买兵

我童年经历的往事，轻淡的如烟，沉重的如铅，如铅的往事并不如烟。我的家幸存的兄妹六个，我是老三。家庭艰苦，全靠父母操持营生。母主内，父主外，父亲是维持全家人生计的顶梁柱子，一家大大小小，吃穿住行全靠父亲日夜兼程的苦力所得养活，万一失去父亲，全家人就难以活命。

家里最怕失去父亲的原因是怕父亲被抓去当兵。那时国民党每年隔三差五地到处抓壮丁，什么“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有的年代甚至是“二丁抽一”；还有的年份适合当兵的抓阄，抓到阄的就去当兵；还有所谓的特殊年代，独丁也抓。回想起国民党抓丁，真是可恨得狠，保长经常带着乡公所的乡丁抓人。村里的适龄青壮年只要一听到狗叫就心惊胆战，赶紧从后门跑上山或远走他乡躲起来，抓丁的乡丁抓不到兵，就打狗抓鸡，还要有丁的家属给草鞋钱（跑腿费）。有一次抓了我家的鸡，大姐与他们来回抢，还挨了乡丁一耳光。狠毒的乡丁、保长一旦抓到了壮丁，怕他们逃跑，就五花大绑把人带回乡公所，用木铐子铐起来。木铐子是清政府时期铐死囚犯的古老刑具。把人铐在乡公所，保长有两个用意：一是怕人跑掉，二是敲诈勒索被抓人家属的钱。有的家属多贿赂点钱就可以把人放出来。

我父亲在家排行老二，他们三兄弟，老大年龄偏大，老三有点残疾。“三丁抽一”，只有父亲当枪口了。父亲本来有四十六七，也不在当兵年龄之列了。保长为了完成任务，也为了敲诈钱财，就不论大几岁小几岁了。第一回抓壮丁，父亲也是跟着青壮年逃躲。但躲得了保长，躲不了村长，因每一个村都有抽丁的任务指标，村长也是出于无奈。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一个夜晚，村长把父亲叫去，讲一番父亲非去当兵不可的理由，最后说：“躲来躲去也不是办法，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躲了和尚，躲不过庙。”父亲回家时已是后半夜。腊月的后半夜，还是雨夹雪天气，寒风刺骨尖冷尖冷。父亲一向心地善良，不爱多说话。这个晚上父亲一到家与往常不一样，在房子里来回走动，烦躁不安，心神不宁，还踢桌拍凳，反复呻吟：“还让不让人活，还让不让人活！”妈妈从床上爬起来，颤颤惊惊地问父亲：“村长说什么了？”父亲直言回答：“村长要我去当兵。”母亲听了后，目瞪口呆，清醒过来后，晦气地说：“你走了，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这一晚，父母一宿未合眼，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最后母亲拿了一个求神发慈悲的主意：天还蒙蒙亮，把我们兄妹六人（我虽过继，也凑数在内）一一叫醒，要我们跟着她到十几里外的乡公所求乡长发善心。腊月的早晨，寒风刺骨，母亲拖儿带女，手上还抱着不满一岁的小妹。天上下着毛毛雨，我们每人身穿旧棉袄，头带一个破斗笠。土路泥泞湿滑，走得很慢很慢，十多里路程，清晨起程，差不多中午时分才到达。乡公所门前站着两个乡丁，既不像门卫，也不像处理公务，妈妈一见穿乡丁衣服的人就向前哀求：“官爷！我想见见乡长，求乡长放过我丈夫，别让他去当兵。官爷，你看看，我这些未成年的孩子靠谁来养活！”一个年轻的乡丁没好气地说：“乡长公务忙，我们找不着。”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乡丁，见我们一家大小衣着单薄褴褛，从表情看，生出了点同情心。他指点乡长在东厢屋一间房里烤火。妈妈磕头致谢，领着我们去求乡长，很严肃地对我们说：“见了乡长都要下跪。”我们按乡丁的指引，走到乡长住房门前，见乡长同一位老者对座喝茶聊天。妈也不知道哪一位是乡长，就拉着我们齐刷刷地跪下。这两位长者好像当我们这些下跪的大大小小不存在似的，继续聊他们的话题。妈叫了几声“乡长大人”，说明原由，那老者才开口：“回去找你们保的保长，乡长哪有工夫管每个村的人当兵不当兵！”妈又哭着说了好些哀求的话，这两个铁石心肠的老者没动丝毫恻隐之心，还叫来乡丁硬把我们拉出门外。

现在回想起妈拉我们六兄妹下跪有失尊严的场面是多么难受啊。按常礼，儿子久别父母或做了不正当的事要向父母下跪，帝皇时代老百姓见官要下跪；臣子见皇帝要下跪。可民国时代，一个弱势农家妇女求小小八品芝麻官——乡长，带着六口儿女撅着屁股匍匐跪在地上，而乡长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能想得到那年代乡民向乡长下跪的事太多，乡长习以为常了。

求乡长毫无希望，下跪失去尊严。而体质潺弱又瘦小的母亲垂头丧气带着我们兄妹往回走，当时时过正午，又冷又饿的三个小妹妹实在支撑不住了，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妹妹饿得直哭，大妹妹说好冷好冷，二妹妹眼巴巴瞧着妈妈大哭：“妈妈，我肚子饿得走不动了。”妈妈见饥寒交迫的儿女欲哭无泪，出于无奈，拉着我们来到一农户人家，敲开大门，求走出来的老太太赏口剩饭充饥。那老太太发了慈悲心，见拖儿带女的穷苦人似同难民，她把家里中午吃剩的饭，全给了妈妈。真是“一饭值千金”，我们无碗也无筷，妈妈扯着衣服装了饭分给三个小妹妹吃。妈妈和我们弟兄四人忍着肚皮艰难支撑到家。第二天，妈拉着我们又去求保长。结果还是打动不了保长的铁石心肠。保长要我们家出钱买兵顶替。回到家，妈把保长的邪主意转告给父亲。我们家常常是年无六月粮，日无一餐饱，买兵的钱从哪里来！？左盘算、右寻思，为了留着养活全家命的父亲，只有把家里唯一的家产——两亩二分自耕田变卖十担谷（约１５００市斤）交给保长算是买兵的钱，免了父亲当兵的阎王债。

１．９ 腊月心寒

人到老年，常忆往事，抚今追昔，感悟颇多，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是１９４８年除夕前腊月２８日大哥跟随父亲卖萝卜那一天的遭遇。

那年正逢大旱，田里稻谷欠收，尽管妈妈做饭餐餐干稀搭配，节粮省吃，到过年时家里的粮食差不多掏空了，来年还有六、七个月新粮才能收割。年关临近，往年都是从仓里挑出一两担谷子到市场上卖了，给我们兄妹每人做一件新衣然后买回一些年货。今年仓里的粮食所剩无几，绝对不能再动用了，那是家里十几口人的活命粮。若把仓里粮卖了，老老小小来年怎么过。母亲愁得实在想不出办法来，一向不太管家务事的父亲也发起愁来。

为了宽妈妈的心，父亲好像有了开窍的门路：“我们不是有几分地萝卜，扒出来到镇上卖了，可以换些年货回。”妈妈也认为今年小孩添新衣服，只有指望这几分萝卜地里的萝卜了。主意拿定，第二天，天蒙蒙亮，父亲叫醒大哥去地里拔萝卜。临近过年，我们私塾书院已放假，这天我也跟着父亲、大哥去地里拔萝卜。腊月的早晨，天气格外冷，寒风刺骨，出门一身直打哆嗦，可到地里使劲把一个一个萝卜从泥土里拔出来，干了一阵后也不觉得冷了。忙到太阳升起，肚子饿了，想回家吃早餐，可父亲不开口，就忍着跟父亲、大哥饿着肚皮把几分地萝卜拔完。时已临近中午，太阳升得老高。寒气被太阳晒没了，肚子咕噜咕噜叫，实在忍不住了，父亲发话要我与大哥各挑一担萝卜回家吃早饭，吃完早饭来换他（拔在地里的萝卜怕被人偷，父母只好守着，并用带去的刀削好萝卜叶子）这一天早餐中餐就算合成一餐了。饭后，大哥和父亲轮流把拔出的萝卜挑回家。我在地里守着，萝卜挑完，已是太阳西斜，堆满堂屋的萝卜，全家人上阵，一个一个把叶子切了，一麻袋一麻袋装好。放到从邻居家借来的板车上，准备第二天拖到离家足有五十里地的冷水滩镇上去卖。父亲说，我们家的萝卜品质好，脆而甜，又近年关，准能卖个好价钱。

第二天凌晨，风霜刮在身上尖冷尖冷，为了到镇上卖萝卜赶路，我和父亲大哥三人四更时分起床，草草洗刷，带上几个冷红薯就上路了。十多麻袋萝卜装在板车上有两千多斤。卖完萝卜，父母答应给我买一本《幼学》精装本。那天早晨风凉天黑，路又窄，我们推着车，走得很慢很慢。父亲逗我兄弟俩说些话，以此驱散寒气。天明的时候，拖到离冷水滩镇还有二十多里路的一个村庄，被一伙人拦住了。一听说是湾里村萝卜，只要一毛钱斤，他们很高兴，一个牛高马粗的中年男子高声说：“这些萝卜我全要了，把它拉到我家里。”我们父子三人高兴极了，想到还没到目的地，一车萝卜就卖光了，真是老天有眼，免了我们又累又饿。为让买主满意，我们小心翼翼地把萝卜拉到他家，一过称足有一千八百斤，按一毛钱一斤计算，可以卖到一百八十元。过称后我们一麻袋一麻袋把萝卜倒在他家堂屋角落里，堆了一大堆。等待买主算账给钱。没料到那高粗的男子突然改口：“这萝卜，个头太小，还沾泥带水的，我不想要了。”父亲一听，肺都气炸了，“你先看了萝卜的，我们父子费这么大的劲，把萝卜卸到你家里了，说不要就不要了？”“４分钱一斤，愿卖我数钱，不卖我只挑大的六分一斤过称，小的你们拉走！”那男子命令式的说。

哥哥瞄了我一眼，我生气地扭过头去，搓着又冻又痛的手，心里直埋怨买不成书了。哥哥这时把父亲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天起云了，可能会下雨，路滑，板车不好推，卖了算了。”父亲憋着一口气：“就五分钱一斤，全卖了！”从侧房里走出一位年长者来圆场：“大家都不容易，五分就五分，我做主了。”满满一车萝卜只卖了九十元钱，父亲无心思到镇上买布买年货了。带着我们兄弟俩拉着空车往回走。回家的路上，父亲满肚子气，从脸上看得出来。大哥安慰父亲：“没啥大不了的，只当没种，或当被人偷走了。”

到家的时候，已过午后，母亲见我们父子三人垂头丧气，没细问什么，进灶屋给我们做吃的了。

这一年春节兄弟姐妹未穿上新衣服，我的《幼学》精装书也未买成，真是腊月心寒！

１．１０ 年终杀猪

山坳人家，日子都过得穷，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家家户户种的是佃租田，吃的是粥饭加粗粮，用的零花钱全靠山坡薄地里种些生姜、玉米、红薯之类的作物换些钱买油盐。大宗开支，如添置衣被、制作犁耙、小孩上私塾付给先生的束修（学费），过年吃肉和开销都靠一年到头养一、两头猪宰杀卖钱来应付。我们家每年也养两头猪，上半年养的猪卖钱换农具，下半年养的猪年终宰杀，留下一二十斤肉过年吃，其余的卖钱添置衣被和年货。

到了寒冬腊月，乃是村里杀猪的时候，有的请屠夫来家里杀猪，有的把猪卖给屠夫，屠夫杀猪后返回一部分肉给养猪户。往年我们家请屠夫来家里的，杀了猪，还可以请三亲四友，邻里乡亲吃顿饭。这一年腊月初，父亲重病不能起床，不但不能外出做点小手艺（父亲会做木工）活挣钱还苛捐杂税，还欠了一大笔请先生到家来给父亲治病的出诊费和抓药钱，过年的开支更无着落，只有指望在猪身上了。为了多卖几斤猪肉，母亲打消每年请屠夫到家来杀猪的念头，也取消了请客的常规。几次要大哥到集市上打听肉价和整个猪卖毛头（整个猪估重卖给屠夫）的价。一天大哥在圩镇找来一位卖肉的老板兼杀猪屠夫到家的猪舍现场察看猪的重量。他手摸目测这头猪，然后同母亲心平气和的讨价还价，几个来回，加加减减和平谈价，没在中人，也不过磅秤称，差不多用了一个时辰，母亲招待屠夫吸烟喝茶。临近中午才交易成功，双方都勉强可以接受。

到了约定的日子，屠夫如期带来两个汉子到猪舍抓猪。这两个汉子可能是习惯用猪笼囚猪，而不用粗绳捆缚，表现出慈祥之心，生怕伤了猪的肉皮。这一天母亲早早就给猪喂了个饱，赐它最后一顿丰盛的早餐，让它好好上路。当汉子把猪赶回囚笼时，母亲心思很沉重，如同送走亲人，但又无可奈何。两位汉子把猪装进囚笼抬上肩出门后，母亲还若有所失依依不舍跟随猪笼背后一步一步送行，直到抬猪笼的人绕了弯，见不到猪的影子时，母亲才返回。返回时母亲习惯的喊：“我的猪回来吧！我的猪回来吧！”好似在说，好喂的猪，猪肉卖了，猪的灵魂还留在猪舍里。听老人说，有这念头的人，第二年养猪，猪会长得快而肥。

这整头猪连皮带毛卖给屠夫抬走，换回的钱全还了苛捐杂税和父亲治病花的钱，一家人过年的开销无指望了。就连往年在家杀猪那天早餐我们兄妹碗里盼望的滚烫的猪血汤和香满屋的新鲜杀口肉的梦也成了泡影。猪抬走时，最小不懂事的妹妹问母亲：“明天早上有没有猪血吃？”母亲泪汪汪地盯着她，无言以对。

１．１１ 诗礼婚姻

从古到今我们乡村的婚礼习俗代代相传，可一代一代就有些节外生枝，变换着玩闹。封建的礼仪，相亲除了门当户对外，男的女的是不能见面交谈的，对方长得俊与丑、高与矮、胖与瘦、白与黑、灵与笨，全是媒妁之言；何时成亲、愿意与否、如何操办、婚礼形式、洞房布置，全凭父母之命。

我们村有一户比较富裕的人家，大儿子婚配，请媒婆，对生庚属性、下聘礼、算“八字”、择婚日、做婚宴……一套不成文而又共同遵守的过场一样也没有少。婚期临近，做新郎的公子还在百里之遥的学堂念书。村里的孩子半数以上家贫如洗没法读书，祖祖辈辈是文盲；家境能有半年粮的想方设法送孩子读几年私塾，识几个字，还是种田过日子。能上学堂的就此一家两个儿子。这家大儿子进了两年学堂，接受了一些开明式自由婚姻的新观念，对父母之命的婚事有些反感，但受封建束缚，又不敢违命。在他父亲择定吉日，命他期中回家婚配时才惊慌失措。但又没法推辞，临时借口“学校不允许告假”的理由来逃婚，他父亲跑到学校与儿子经过一段波澜起伏的周折，最后还是没有逃脱父母之命，沮丧的跟随父亲回到家里。家里的门庭已是张灯结彩，窗户、房门、客厅到处贴满大红喜字，帮忙办婚礼的人来人往。他一脚步入家门就坐在侧房双人凳上，显得疲惫不堪，母亲满面笑容来到他身旁问这问那，他都不理睬。母亲也知道他不满意这门亲事，是他父亲看中了定下来的她也无法改变，只好悄悄离开，让儿子一个人冷静片刻，然后依从办事。

次日清晨一片锣鼓鞭炮声，伴娘随同四个汉子把新娘抬进了家门。新娘由新郎牵着红绸带往行婚礼的正堂屋拉。这新娘子头顶大红盖头，身穿桃红棉袄，外面罩一件蓝底淡红花的外衣，一条浅咖啡色的裤子，一双新绣花鞋，冬天的穿着厚实，可还是显得苗条。新郎尽管不随心所愿的行婚礼，还是斜着眼睛瞟了新娘几眼。见这女子窈窕身材，丰满的胸脯和丰腴的臀部心情好像有所好转。

当双双入正厅时，那里除了张贴的大红喜事，亮着一对高照红烛，厅中央坐着的父母双亲，周围站的亲朋好友和村里看热闹的人群外，还恭恭敬敬站着两位身穿长袍马褂、头戴博士帽的农村土“秀才”，他俩是在那里配合婚礼仪式程序吟诗道喜助兴的。这项节目是我们村及周边几个村，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吟的诗有的是前人传的，有的是见机取笑新郎新娘随口瞎编的。实际上都是没有诗词的格律，是一些民间粗言笑语打油诗。打油诗在正统的诗家眼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这里却作为一项讲排场、摆阔气的礼俗了。这天婚礼，新郎新娘到位后，开头一首便是：

新娘一枝花，

新郎咬着她。

鲜花红艳艳，

好看又好呷。

吟诗的“秀才”站在新郎新娘两旁手拿一支亮着的小红烛，一人吟一句，好似对对联，却又不是对联。

新郎新娘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后，吟诗“秀才”又吟一首：

拜天拜地拜双亲，

夫妻共拜喜盈盈。

满堂亲友都祝贺，

白头偕老家业兴。

正在这时新娘憋不住，放了一个响屁，两位吟诗“秀才”借机逗笑，出口成“诗”：

左边“秀才”先起一句：

屁是屎中之王，

右边“秀才”凑合一句：

人人肚里难藏。

左边“秀才”又一句：

正在拜天拜地，

右边“秀才”顺口一句：

霹雳啪啦一场。

此时此景弄得满屋观众哄堂大笑。捉弄得新娘无地自容，坐在中堂的双亲无颜面对亲友。司仪的长者急中生智，点然一卷响炮，屋内震天动地，圆了这尴尬的场面。

下一个程序是入洞房，陪伴把新郎新娘拉到洞房门前。土“秀才”一人一句吟“入洞房诗”：

新郎新娘入洞房，

洞房花烛嬉鸳鸯。

郎是木棍娘是泥，

木棍直往泥里钻。

这种打油诗又土又俗，弄得新郎新娘羞答答，逗得看热闹的再一次起哄狂笑。

把新郎新娘推入洞房，不论男女双方满意与否，做父母的和媒婆认为喜事已办得圆满，下一步是招待来宾聚散的热闹场面了。

１．１２ 私塾趣事

富人的孩子进洋学堂，穷人的孩子读私塾，这是以贫富划的入学界线。能读私塾的孩子家庭还不算赤贫，起码还有粗饭饱食，粗衣裹身。没吃没穿的孩子想进私塾，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我过了继，才有进私塾的福份。六岁那年，过继家的爷爷把我送进了村里的私塾，启蒙念书。这私塾设在村里一位富裕人家（土改时划为小土地出租），先生是十几位门生（学生）家合伙雇请的，每一个学生家里每年交奉谷（学费）两担（３００市斤）每月米二升（三市斤），外加一担柴（供先生烧饭和取暖）。

做先生的人也不是很富有的，人称“穷秀才”，他自己常说“家有一斗粮，不当孩子王。”我讲的私塾先生第一位是外村人，出身于一个破落家庭，叫谭子明，六十多岁，高个，一副长方脸，眼睛带镜子，嘴下留胡子，样子温和而又凶狠。喜怒如天气变化，反复无常。那时候的私塾，启蒙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方法是死记硬背，学生每天跟着先生摇头晃脑，有腔有调，读背不停。先生每天教的课，学生第二天一个一个地站在先生面前背诵，背不下的，先生准备好竹片打手心，有的狠毒先生还敲脑壳。我背书的事，从没挨过竹板打。先生说我天资聪颖，一本《三字经》，三天就背得滚瓜烂熟。可就不知道书里面讲的什么意思，我们有时候好奇问先生，先生说要熟背三年，再给开讲（解释书中之意）现在回忆起来，可能先生教的课也是似懂非懂，不好信口雌黄。

我在私塾整整念了六年孔孟，先后任教的有三位先生。一九四四年因抗日停了半年。“四书”“五经”我都读了一遍。三位先生有一位叫谭养木，长相极凶，惩罚门生最狠毒。他坐堂书院，门生见他如鼠见猫，心惊肉跳。写字课鸦雀无声，朗读课之乎者也，满堂咚锵咚锵，他一人坐在卧室里闭目养神。如醉如痴的琅琅读书声一旦停下来，他就用备好打门生手掌的竹片拍拍打壁子（书院墙壁是木板的），门生一听竹片声，又摇头晃脑地朗读起来。先生一旦出门离开书院，门生似出笼的小鸟一般自由飞翔了。有一天一位门生家里杀猪，家长请先生吃中饭，先生早早就离开了书院。先生前脚刚走，我们就一个个溜出了书院。午时过后，我们回家吃完饭回到书院，见先生还未回，有位调皮的门生提议到后山捉鸟，大家一窝蜂地跑出了书院，疯了一个时辰还未抓到鸟，都不甘心回，我看天色快下雨了，领头下山，大家也一个个扫兴地跟我往回走了。怕碰见先生，都悄悄地往书院后门进。先生早已回院，怒气冲天地坐在自己卧室，听到我们进屋的脚步声，马上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院中堂。门生们见猫吹胡子似的木木站着不敢移动脚步。先生不问原由，大吼一声：“都给我跪下！”十几个门生没有一个抗命的齐刷刷跪成一排。先生早就把拿在手上的竹片拍拍拍地狠击我们的脑门心和背脊梁，大家都硬着头皮紧咬牙关不敢吱声。先生打累了才开口问话：“不读书，干什么去了！？谁带的头！？”有个顽皮的门生回答：“报告先生，大家共同去后山大便。”先生反问：“院里有茅房，为什么去后山？”那门生又答：“院里茅房臭。”先生更气：“难道到后山拉尿香些？”这位伶俐又调皮的门生又答：“过去先生说过，不臭即香。”先生：“胡言乱语！”又重打了这门生两板。先生见拿不出理由整治我们，只好罢休回卧室了。先生未发话，我们还是跪着不敢站起来，听着先生在卧室打呼噜了，我们才悄悄站起来，这时天色已黑，一个个都溜回家了。第二天回到书院，先生不再追究。书院里又像往常一样传出琅琅读书声。

我们私塾书院每十天开一次“对联课”，启蒙的一二年级门生没有资格参加，进私塾书院三年以上的门生读完《论语》才能上“对联课”。先生教的旧式对联，非常讲究对联的格式，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晨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岭北对江东；三尺剑，六钧弓。”按照这一格式一字一句的教，第二天不但要门生回答对联字、词之意，还要门生与先生，或门生与门生之间拟联互对。有位只读过《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的七岁男孩叫“黑狗”，凡先生上“对联课”，他都偷偷旁听，先生有所察觉也不阻拦。有一天上“对联课”正逢下雨，先生给门生出了这样一幅上联：“天上下雨不下水，落在地上化为水，何不直接落下水。”门生们对了几幅下联，先生都不满意，那位偷偷旁听的七岁男孩突然走到先生讲台座位旁对先生说：“我能对。”先生蔑视的说：“你知道什么臭屁，能对什么？”黑狗未经先生允许就开口对下联：“人们吃饭不吃屎，吃下肚里变了屎，何不直接吃下屎。”这一对弄得门生满堂大笑，先生怒吼一声：“混账孩子，滚一边去！”从此再不允许这孩子旁听对联课。笑话传出，全村的父老称这位调皮的黑狗为“神童”。

六年私塾，换了三位先生，三处地址，每换一位先生，不到一两个月先生就会喜欢上我，称赞我天份高，领悟快，我也洋洋得意。读完“四书”、“五经”，按科举年代，我有考“秀才”的资格了。民国时代已废除了“科举制”，祖辈望我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美梦难以成真了。

１．１３ 告别私塾

一九五零年九月已是解放军进入村庄的新年号，原来村里人只知道民国几年几年的旧年号，各朝有各朝的规矩：解放以后，新政府下令停止办私塾，小孩要一律送公立学校。解放后我们村的私塾要门生家长买小学课本给孩子拿到书院做样子，先生还是教孔孟之道。蒙骗新政府将近一年，直到县教育科刘科员到书院检查责令停办，书院才正式宣告关闭。书院十九位门生有十位告别了树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木牌的书院，辍学回家跟父亲学务农了。我与八位学长、学弟进了离家十里路的山口铺小学。小学里的语文课对我们这些念过五、六年私塾的孩子只是内容新鲜，文字语句是不需要用功。私塾没有数学课，我考入高小三年级插班，主要是学数学，为的是次年对付中学入学考试。县里办的中学离家有五十里路，一定要住宿就读，就我家家境而言，进县中就读，一年的食宿再加上学费是无法支付的。我插班高小三年级一年就毕业。时逢１９５１年秋季县招收两个简师班共１００人，学制四年，免收学费还管伙食和住宿，毕业后统一分配当小学老师。对于我们这些祖祖辈辈在乡下一年四季赤脚耍泥巴的孩子，长大能穿鞋当老师是有吸引力的行当。我把这消息告诉爷爷奶奶父母亲，他们也喜出望外，卖了四斗谷子（合６０市斤）给我做路费和报名费，鼓励我去考。我鼓起勇气去报了名，住在学校旁边一亲戚家里，等待第二天的考试。当时穷人多，这不要交学费还管吃住的学校，报考的人特别多。县教育科为了照顾全县每一个区有几名学生录取，把名额分到每个区。全县共设十个区，每个区从考生中高分选录九名，一共九十名。余下十人，从全县考生高分中录取，叫公额生，不占区考生名额。考后第二天去学校看张榜公布的录取名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被录取为公额生第一名。傍晚洋洋得意的回到家里，一家人听到被录取的消息就像我中了秀才一样高兴，老奶奶杀了一只母鸡慰劳我。

这年九月三日一大早，十五岁的我挑着浆洗干净的简单行李步行去学堂，奶奶、父母、兄妹一家人把我送出大门，奶奶还依依不舍挥泪告别。从未离开家里亲人的我要独自一人到外地读书，心里虽然欢喜万分，但又心存胆怯，像刚出窝的小鸟怕羽毛未长满飞不高飞不远。这所学校叫“东安县立中学”，它不在东安县城，设在离县城五十里的芦洪市镇附近，原校址是军阀唐生智私立耀祥中学，解放后改名为“东安县立中学”。学校设高中、初中、简师三个部，我入的班叫东安简师一班，五十名同学，年龄大小不一，大的有二十多岁，已婚配生子，为了找出路就业入学的；小的十三岁，还是懵懵懂懂的孩子。简师部在校四年迁移了多处，最后合并到零陵师范（省立七师）。四年中班主任换了四位老师，我印象最深最好的班主任叫欧阳再柱，个子高高瘦瘦，长方脸，留着短胡子，样子严肃而又慈祥。言行有军人风范，育人有慈母心肠。五十多岁，当过爱国将领冯玉祥秘书。他不但给学生传授书本知识，还教导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在授课或在跟同学闲聊中借用古今一些名人名言作为启蒙同学爱国、做人、做事的准则。我记得有一堂课讲抗日战争中有些商人不资助抗日，有个别人甘愿做汉奸发国难财时，他颂扬爱国将领冯玉祥的爱国精神。朗诵了冯将军一首词，大意是：

“鸟爱窝，不管树，树若倒，窝必破，看你怎么去生活；

人爱家，不爱国，国若亡，家无着，看你爱国不爱国。”

有一次在班上周末活动的草坪上，班长念报上登载的一位大富人家犯罪的公子哥消息，欧阳老师念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祖父写的《处世恒言》中几句话：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

儿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儿孙祸也小。借问此理是若何？

儿孙钱少胆也小，微些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欧阳老师对我们说，有些富家子弟，因家教不严，还过于溺爱，就出了败家子。

在我们即将毕业快离校时，欧阳老师还在我们班上作了一次专题讲座，谈做人做事的尺度准则。他一站在讲台上就打开了话匣子：“同学们即将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大多数同学可能是从教，也有的同学可能从事其他行业。从教的要先当学生再当先生。这个题目上周已跟同学们做了商讨。做其他工作的也要有先当学生再当先生的思想准备。不管是从教，还是从事其他行业，首先要学会做人。”这次班会由欧阳老师主讲，有几位同学作了发言。欧阳老师讲做人的尺度主要内容我至今还铭记在心，他教导我们：“做人首先要行得正，无私心，为人正直，待人宽容，对人有爱心，做事办事要认认真真，干干净净。”道理简单，哲理很深。对我步入社会漫长的生涯柱了基石。

欧阳老师大学毕业后，前半辈子投笔从戎，后半生执教育人。退休后在苦难中辞世。他因性格直爽，不遮掩自己的见解，１９５７年反右时划为右派，再加上他做过冯玉祥的秘书，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当时“反右办公室”官员把他定为“双料货”（两顶反动帽子），开除了公职，生活无着落。儿女们为了跟他“划清界线”，也远离他不敢亲近。１９６０年秋我出差来零陵，到处寻找他，几经周折，才找到他住在原零陵师范附近一棵樟树下几平方米的茅屋内。弯着腰、低着头走进屋，见老师躺在一张旧木靠椅上，我喊声老师，他起身困难，只是点点头。相视很久，还能叫出我的名字。人已是面色苍枯，发须雪白，骨瘦如柴，有气无力。见如此惨景，我不由自主地双泪直流。安慰了他老人家一番，老师结结巴巴，声音小得听不清：“我不是右派，也不是反革命。落得如此下场，只怨我不该读书，不该从军，不该做老师，不该嘴多。”几句话吐出了老师一生的悔恨。挥泪离别老师时，我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十斤粮票（那时买粮、买副食全凭粮票）三十二元人民币（我那时月工资仅４０元）放到老师又破又脏的床头棉被上。几年后，听同学说，欧阳老师在贫病交加的处境中，辞世了。

那年代一旦“戴上反动帽子”的知识分子命比纸还薄，活动比囚徒还惨，生活比黄连还苦。我敬爱的欧阳老师，您不该处在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