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走出山坳

引  子

   年幼时，虽然家庭贫困，但我和众多的山坳孩子一样，有着一个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少年。父亲、母亲的疼，哥哥、妹妹十来口人的爱，虽然生活很艰苦，但也过得和谐快乐。过继后又多了爷爷奶奶，生活也就多了一份援助。从十五岁入校以后，四年师范学校的读书生涯很快就要毕业，想到今后的前程，朦朦胧胧中滋生了很多遐想：天上的、地下的好事、灵事、不着边际的奇事、幸福事也时常在脑海里闪过。多少美梦，一觉醒来，随风而过。有一次梦到我毕业后分到一个繁华都市，那都市晚上的霓虹灯闪烁照耀得眼睛睁不开，满街男女手拉手肩靠肩，衣着花枝招展，漫步卿卿我我。身上飘来的香水味异常诱人如痴如醉，我几乎是身处云里雾里飘荡飞翔，一瞬间，我身子一晃堕入了万丈深渊，吓得一身冷汗，不由自主地大叫一声，醒过来，结束了先美后恶之梦。还是半夜时分，蒙头继续入睡，片刻又一梦缠身：我被分配在一所深山沟里简陋的茅屋小学，老师一老一少，学生寥寥无几，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发流鼻，脏手赤脚，语无准音。教室顶棚破烂不堪，断梁缺瓦的；教室内课桌高低不一，缺板少腿，此情此景，令人心寒意冷。更可怕的是，附近的百姓说：教室背后的深山茅草地里，天一黑虎狼频繁出入，咄咄伤人。果真如此，朦胧中见一猛虎满口獠牙，大吼一声迎面扑来，吓得我大汗淋漓，不由自主爬起来，清醒过后，庆幸是梦。

毕业考试过后，同学们啃书本的劲松驰下来了，离校的最后几天里，班上的秩序处在一片混乱中：集体合影，单个照像，要好的朋友互相送纪念品。这时候，同学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心情。进校时盼着毕业的这一天，可临近这一天的时候，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更主要的是，所有的同学都意识到，学生生活就要结束了，师范毕业生不能直接升大学，这就意味着从此不得不走向社会，开始从学生转变成先生。有门路的和个别有特殊才华的能找到理想的行当外，平头百姓只有听从分配，老老实实去学校执教。别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学生时代。

２．１ 初出茅庐

回忆是最珍贵和最难得的思维活动，我刚步入社会时什么都相信，后来有一阵子又什么都不信，现在想起来恐怕是那时对理想与现实分辨不清，表面现象与事物的本质分辨不清。

从学校毕业回家，盼望邮递员送来分配通知书。一九五五年八月十日，临近吃午饭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一封挂号信，我接过信后，知道信里装的是分配通知书，居然不敢立即拆开。满脑子遐想这迈出人生第一步的命运全在这信里装着，是应验梦中美的前景还是苦的开头就在通知单上见分晓了。听天由命吧！迟疑了片刻，拆开信一眼就看到通知单上写着“八月三十日持通知到衡阳市教育局报到。”当时惊喜万分，我这个山坳里的穷孩子要进城工作了。美梦成真，拿着通知单立即告诉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虽然不知道衡阳是个什么地方，见我高兴，他们也为我高兴。第二天爷爷卖了一石谷（１５０斤粮食）给我做路费。奶奶给我的衣被洗得干干净净准备我出远门，父母也给了几元零花钱。一切办妥，二十九日一大早起床，奶奶做好了早餐外加几个鸡蛋给我在车上当午餐。出门离家时，全家人送我到村口转弯处才依依不舍返回村里。开往衡阳的慢车走了六个小时，下午五时到达目的地。下车找到一家便宜的小旅馆宿居一晚，第二天上午八时按通知书上时间、地点到市教育局报到。接洽我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作人员，她说局里已研究，分配我去市郊天南小学任教。我不懂市郊天南是个啥地方，向她询问了再三，才知道那地方是衡阳市边远山村。顿时由喜转愁，美梦变成了恶梦，也就是梦幻中的第二个梦。指望脱离山坳，又将走进异乡山坳，这是穷人的命啊！那就听天由命，无兴趣逛衡阳市区，第二天背上简单行李先乘火车再步行２０里山路，天黑才到达天南小学。这里的环境应验了我在家的梦境。教书三个月，市郊区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郊区党委从各学校抽调老师组织办农业合作社工作组，我被列为工作组名单之内，分配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村。这个工作组一共三个人，组长是区党委组织委员，另外一员是民政干事，都是认不了几个大字的当时叫工农干部，他们叫我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听工农干部的。我懵懵懂懂跟他俩“办社”。

   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这样组织的：要自愿入社，带土地、耕牛、农具入社。开始是开大会、大发动、大动员、搞运动。第二步是自愿报名。哪有自愿的？我最初走访动员的几户贫农家没有一户自愿的。他们说：“我们靠土改分到的几亩地还未种热就要收回，这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吗！？”有的说：“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牛是我们的主劳力，农具是好帮手，农民失去这三样就是乌龟挂在墙上四脚无靠。”我串门动员，我前门进他后门出，根本找不到人。最后只有强逼，一家一户造册，先村组干部（入社后转为合作社干部）后贫农，再其他。强迫开始时，有跟工作组吵架的、动武的、毒死耕牛毁掉农具的、甚至还有自杀的，搞得乌烟瘴气。勉强组织起来后，农民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土改后粮食刚增产一年，合作化以后就大大减产。上面美其名曰合作化是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实际上是农业生产倒退的第一步。

后来有人说：“农村合作社是中国完备极权体制的重要一步。”紧跟着，城里工商业改造国有化也同时进行。一化一改造，工商业、手工业都受到冲击。那时的工业生产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萎缩，连维修保养等服务行业也大批关门。老百姓说：“上面讲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我们这里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物资都紧张，什么东西都稀缺，这是什么道理？讲和做，开头和结果，理想和现实怎么完全是两码事？”我答曰：“上面怎么讲，你就怎么做。对与错，自有后人评说。”我初出茅庐也难以辨别真假。

２．２ 天使炼钢

命运真会捉弄人，我跟大办农村初级合作社工作组糊里糊涂干了半年之后，一九五七年经过几次周折，从学校调市郊区区公所，又从区公所调市委农村部，再从农村部调到市委组织部了。意想不到，圆了我进城里的梦。

时逢国家大跃进年代，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国防大跃进……。

农业大跃进，以粮为纲；工业大跃进，以钢为纲，当时的观点是：没有钢就没有工业，就没有飞机大炮。１９５７年，全国的钢产量是５３０万吨，有人脑子一热，１９５８年钢产量要翻一番，硬性规定要搞１０７０万吨。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但“洋炉子”计算来计算去是怎么也完不成任务，于是乎想出了一个“绝妙办法”，造土炉子，土法炼钢，全民炼钢。我当时刚调进市委组织部，也是全民中的一员，被派往市二医院组织医务人员炼钢。领我去的人宣布我是代院长（院长外出学习）又是工作组长，反正是大炼钢铁的组织者。我到任的第一天夜晚就召开全院医务人员大会，开口就喊：“全民大炼钢铁，医务人员也在全民之列，也要参加炼钢．” 动员会后第二天就着手架土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好傻。什么样的土炉？就是把土砖、火砖用泥巴堆起来，架个烟筒中间用几根钢筋做炉条，上面放废铁，下面烧柴烧炭，就叫炼钢。炼钢需要铁，铁从哪里来呢？就动员医生护士把家里是铁的东西交出来，有用的没用的都交，哪怕是生活必需品，像做饭的铁锅铁灶，铁门铁环，甚至女医务人员头上的铁发夹都得要交，叫做凑两成斤，凑少成多。全院医务人员凑来凑去也塞不满一个土炉子。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交一个铁锅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燃料哪里来，动员医务人员上山砍柴，动员卸家里的木板门窗。结果炼出来的铁还是铁。恨铁不成钢！废铁是废品，好的铁器也成了废品，真是劳民伤财。当时有个老医师极力反对。他说：“医生治病不仅是药物治疗，同时配合精神治疗。外科医生炼钢干粗活上手术台手发抖，出差错；内科医生炼钢上病房拿听诊器耳嗡嗡叫，听不准；护士炼钢手脸黑黑的，病人看了都恶心。”他讲的虽然是极力反对炼钢，但也不无道理。可那个年代有道理的话也变得无道理。上面讲的就是道理，上面需要的就是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按上面布置去做，再有理也是没有理。以后听说这名医生以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由被划为漏网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当时大炼钢铁的全民运动，动员到城乡每个角落。工厂炼钢，农村炼钢，医院炼钢，商店也炼钢，连六七十岁的老太婆老头子也赶进大炼钢铁行列。土高炉遍地开花。农村炼钢铁的燃料靠砍伐森林，城里炼钢也到乡下砍树木，几个月功夫，一个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山上的森林被砍光，农民的草房被扒光，家里的铁锅用品被砸光，有的商店关门，工厂停产、医院停诊。人们２４小时围着土高炉转，熟了的庄稼无人收，大片大片的烂在地里。大炼钢铁带来了大破坏，大灾难。给人们留下了荒唐的追忆。

２．３  “卫星”上天

短短的几个月结束了我强制医务人员大炼钢铁又累又烦的日子。去外地学习的院长回到了医院，我回到市委组织部。进机关才三天又叫我去农村助威放“卫星”。大跃进年代的农村如同一次大爆炸，把整个农村的人震成了严重的脑震荡。

去农村的七月正是收割季节，到处听到基层干部喊，田土地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亩产万斤粮”、“红薯比南瓜大”、“花生壳子可撑船”……我开始听到这些漫无边际的产量口号疑似疯子讲疯话，仔细询问，干部说是上面布置的让我们这样讲的；农民说，是干部要我们蒙着眼睛说瞎话的，说什么是放“卫星”。

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称作“卫星田”，后来那里的人说，那个数是十倍于实际产量，是基层干部头脑发热的吹牛浮夸。

那时到处是“卫星田”，还高唱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到高产要收割的田里实地观察，当地的基层干部组织农民把十来丘田熟了的稻子连根拔起栽到一丘田里再收割，然后把这些弄虚做假的典型组织农村基层干部参观。要他们回去也造这样的高产。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就要被批被斗被撤职，让位给吹大牛的人。

七月底，“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称“只要我们需要，要多少粮食就能生产多少粮食”。当时还有人说， “应该考虑到生产这么多粮食该怎么办的问题。“九月，人民日报报道了更荒唐更高产的纪录“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二万斤。这棵卫星是想一步登天的县委书记放的，结果全国各地的“卫星”像气球一样升上了天空，五彩缤纷，如同天女散花。铺天盖地而来的“红薯卫星”、“玉米卫星”、“小麦卫星”、“南瓜卫星”、“冬瓜卫星”，还有“牲猪卫星”、“牛羊卫星”，大报小报天天有卫星“号外”。当时群众有这么几句顺口溜：村长队长放卫星，书记县长数卫星，人民大众怕卫星，卫星碰卫星，落下地来砸死人。（放卫星造成了饥荒，不少人挨饿）

２．４  票证年代

有人说，收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我收藏的是另一类“古董”，那是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特殊年月时发的各种票证。这些票证存于百姓手里的甚微，因为微不足道的票一到手上就迫不及待的拿去买食物充饥了。有少数人票证是用不完的，就同灾荒年代一样有些人是饿不死的。因为救命的食物掌握在他们手中，不需要票证换取。废除票证后流到社会的票证就是这类特殊人物的。我好奇通过各种渠道收藏一些那个年代还不够完全的五花八门的票证。退休后闲暇时翻腾出来观赏，这一观赏，刺痛了我在那个年代经历的一连串辛酸事：

粮票是那个年代票证之王，也是票证中的万能票：有全国粮票、省票，还有地方粮票，它们不但可以换取粮食食品，还可以偷偷换取肉类、点心、衣被等等之类的物品，还可以在黑市场变换成钱。由于大跃进，大浮夸，大放“卫星”造成粮食大减产，上面又不切实际的根据各地天方夜谭浮夸数字多征购粮食，农民家里的粮食征得光光的，大人小孩的肚子空空的。农村有的地方把村民集中到一块，晚上住在一起，吃饭在“公共食堂”，干活在一片土地上。粮食大人每天只有八两（十六两为一斤，八两是半斤），小孩的四两。有的地方大人每天六两，小孩三两。人们饿极了，以野草树皮充饥。

大跃进引进城里后，城里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开始定量是成年人每人每月二十六市斤，小孩更是少得可怜。接着便号召每人每月节约二斤，即二十四市斤，以后降为二十一市斤，由单位领取粮票发到个人，那时肉食副食定量少到一斤几两。油水少，单靠每餐二、三市两米怎么能填饱肚子？我们家与千千万万家人一样，每天省一二两粮食给小孩熬粥喝，自己则把买回的老白菜叶子切碎与小量米饭加三分之二的清水煮烂填肚子。每当小孩叫着没吃饱时，做父母的眼泪涮涮往肚里流。眼看小孩因营养不良，面色发黄，叫饿要吃，父母的心如刀割。牛奶场场长是我老同学，给我两份鲜牛奶票，按月订购，每天两瓶送到家里，我们夫妻俩感激不尽。那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订牛奶的钱从哪里来？奶票是很难弄到手的，是补充孩子营养的唯一路子。我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妙而又不是办法的穷办法——脱下毛衣到黑市换六十元钱，订回了两份牛奶。孩子妈追问我订牛奶哪来的钱，我只有如实向她作了交待，没想到过了两天她也去黑市把心爱的毛衣卖了。

更使我难忘的事，第二个小孩正逢六０年也就是极度缺吃少穿的灾荒年出生，大人都吃不饱还哪来的奶水。听说喝甜酒可以发奶水，孩子妈下班时路过一家卖甜酒的小店。所谓的甜酒几乎全是开水加糖精，水里只有几颗酒星加什么糊糊。尽管如此清淡饮食，人们也排成长长的队伍抢食。那天我孩子妈一心想发奶水喂孩子，足足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刚到离卖酒锅前一人时，店主说，“甜酒卖光了，请大家不要排队了”。后面的大堆排队的人悻悻而归，孩子妈也垂头丧气，踉踉跄跄回到家里。问她怎么这么晚才回，她一边讲述为一碗甜酒水的晦气，一边伤心地掉下泪来。

粮票贵为票中之王，肉票该列为票中之帝了。肉是老百姓的主荤食，有诸肉不如猪肉之称，蒸、炒、炖、焖、烩均有滋味。灾荒年月碗里有饭，桌上有肉，就称得上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大饥荒的年代农村几乎见不到猪肉，城里的肉食定量一人一年开始是十市斤，到一九六０年降到了每人一年只有三市斤。管理部门把肉票发到每户人家，凭票供应时还要一大早起来去排长龙队才能购上几两肉。人进食的卡洛里（热量）不足，很多人患水肿病（大肚子病），上面要人们吃“代用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里，吃起来非常恶心。当时在北京有位波兰记者描述城里人的健康状况：生活的图景仿佛是慢动作，三轮车夫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里透着无神无助。”大人没肉吃只有硬撑着，可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忍。我当时服务的机关在市郊，离市区的家有十多公里，每逢机关食堂吃肉（每个月有三、四次，每次每人只有二、三两）就把碗里仅有的几块肉挑出来装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瓶子里，晚上下班后乘公共汽车带回家。小孩一见有肉吃，乐得像小麻雀似的跳跃，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孩子他妈单位逢年过节吃肉时，她干脆连饭带菜一起带回家让孩子吃。票证年代出生的孩子，下地就挨饿，真是生不逢时啊。

除粮票之冠、肉票之亚外，还有数不尽的布票、饼干票、肥皂票、粉丝票，五花八门，每物均凭票供应，有钱无票也无法购买。虽然我收集的那年代票证还很不完整，但也可以列为古董了。它可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２．５ 夫妻开战

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但也有蹲过监狱，怀念监狱的，说那里是学习的圣地，磨励人的天堂。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恨那个年代的大灾难、大洗劫，没有人性，丧失理智，是疯子的行为。但也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说那年代的狂风暴雨洗刷了人的头脑，明辨了是非，认清了很多人的本来面目。有些人从反右，文化大革命大半辈子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离异、疾病中度过的，是时代和命运的牺牲品，但也在另一方面有所成就。人生成败若只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他是彻底的失败者。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起初发动无知的学生造反，大串连、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一个一个接一个地涌来，像放火箭，一级一级往上升，参加运动的人从学校学生到工厂工人、机关干部，蔓延到各行各业，最后到军队参战。从城市到农村，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天下大乱。全国各地群众基本上是分两派——保守派和造反派。实际上就是夺权与反夺权的对立派。每个派别，每个组织都有一个自己认为是革命派的名称，立一面大旗，都叫什么军、什么司令部，小一点的叫什么团，什么战斗队。一个地区分两派，一个单位分两派，一个家庭也分两派，有的恩爱夫妻各参加一个组织也分两派。我们单位有一对结婚十余年的夫妻，生有一男一女。运动前和和睦睦，运动中各参加一个战斗队，夫是造反派，妻是保守派，各自都说自己是革命派，一个要揪斗单位当权派，一个要保护单位当权派，每天回到家里锅里碗里辩论不休。有一餐中饭，两口子争论时男的掀翻了餐桌，餐厅地面撒满饭菜，吓得两个孩子嚎啕大哭，气得妻子哭着带孩子回了娘家。两口子斗来斗去，不到半年分了手，各奔东西。这家里男人在运动中参加了“文攻武卫”战斗队犯有命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清查出来进了牢房，女的改了嫁。好端端的一家遭浩劫，家破人散，儿女无人管。

永州市两派斗得最激烈的是当时的祁剧团。六十多人的剧团自发组织了七、八个战斗队、造反司令部，捍卫＊＊＊军。有个叫李全刚的人在大街上亮出旗号称什么誓死保卫＊＊＊军团。不管哪个组织揪斗他们单位的当权派，他都挺身而出与那个组织做对。这个剧团的造反组织揪斗地委和专署的头头也是急先锋。剧团的党支部书记运动一开始挡住他们到地委造反，他们就联合起来逼地委书记签字罢官。当时地委为了压住剧团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派我去兼任党支部书记。任命一宣布，七八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就围来质问我是来支持造反的还是压制造反的。我答：“是来抓革命促生产的”。为了阻挡他们不上街闹事，第二天就组织他们排演新剧——“红灯记”，当时叫“革命样板戏”。在那个无政府主义年代，你哪有能耐把他们闷在团里排戏。几个造反组织聚在一起吵得乱轰轰的，锅外起火，锅里战斗。没办法我向地委汇报把他们放走。每人发一百元人民币让他外出串连，这办法果真生效，两天内除了老少不能走动的，几乎全跑光，连看守门的都没留。一、二十天后又陆陆续续回到了剧团，把我揪上舞台批斗，说放他们外出是经济主义，赶走革命造反派。

造反组织开始只是批斗所谓的“走资派”（把单位头头都列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写大字报攻击，开批斗会，后升级为抄家戴高帽，打骂侮辱，游街示众（类似土改斗地主），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采取各种残忍凶暴的手段，折磨各级领导。造反派定性的所谓走资派，斗争后有的关进监狱，有的折磨致死。被揪斗挨打的不计其数。

揪斗干部历经三年后，百万干部被流放到乡下的“五七干校”，待遇相似劳改犯。被放逐到“五七干校”的还有文化人、作家、艺术家、学者、演员和记者。两派之间从口斗发展到动枪动炮动飞机。

浩劫的年代社会混乱，经济倒退，人民的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在业余时间，娱乐全然消失，取而代之是学不完的“红宝书”，念不完的“人民日报社论”，开不完的使人头脑麻木、情绪紧张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批斗会，看不惯的对“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喷气式”。很多单位都设有自己的牢房，称作“牛棚”，关押自己单位的头头。空闲时，无书可读，无杂志可看，无电影可观，无戏剧可赏。收音机里也绝无轻音乐可让人放松，就连所谓的“样板戏”老百姓也难以看到。那年代也有许多壮丽的英雄，一位仅十九岁的女大学生，她对当时极度反常的暴行非常反感，觉得与二战时期的希特勒简直没有什么区别，她给上面寄出这样一封抗议书：“请你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你干了些什么！？请您以整个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般群众运动，而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这封信发出去后将面临的后果她早有准备，知情的百姓也预料到祸将从天上降到她的头上。

２．６ 权力转移

文化大革命中数以万计的各级干部被打倒，国家机器濒临瘫痪，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谁来收拾控制残局？上面施绝妙之策——派军队替换被打倒的各级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初，大批军队干部进驻各级各部门机关、学校、厂矿、银行、商场。宣布“一切权力归军队”。各级各部门的行政组织改名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党的组织改称“核心领导小组”，当权者一把手青一色的军队干部。我当时在地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室任职。主任是军分区一位小小副科长叫了昨夫（化名）。我们叫他了昨夫斯基（是苏联黑猫），办公室有的人干脆叫他为“了昨夫死鸡”。这位了昨夫斯基既无才，又缺德，长相像只黑猫。革委会上传下达，头头的讲话稿，全由办公室“生产”。我们写的报告送给他审阅，他一字不改，原稿退回，签上“重写”，也不讲述任何理由。有的报告稿，念给他听，听不到十分钟他便昏昏入睡。念完后把他叫醒，问他有什么意见，他眼睛还未睁开，就说：“不好，再写！”第二天又一字不改的送给他。他看都没看就签名“同意上报”。他上班一杯茶水一张报；开会一个腔调喊口号；向上汇报空空洞洞放大炮，向下布置工作一大堆陈词滥调。对上低头哈腰，对下动辄就乱叫；办公室受表扬，他去领功劳，办公室挨批评，他说下面没给他汇报。他最大的本领就是擅长向领导打小报告。这种既无才又缺德的干部实在是麻烦得不得了。

权力转移到军队，军队的干部既不懂地方行政管理，又不熟悉经济建设。只会用指挥军队一套“军事化”的来指挥，在农业生产上不顾农时硬性下令“插完早稻过五一，插完晚稻过八一。”叫喊“宁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造成人为的减产欠收。工厂里到处贴满红标语：“革命第一，生产第二。”规定工人上班早请示，晚汇报（上班下班集合在一起念语录，向伟人鞠躬，似同烧香拜佛）一、三、五（每周星期一，三，五下午读红宝书）学习雷打不动，语录背得滚瓜烂熟，造成大批工厂停工减产；学校内军队干部带领一批造反派工人进驻，美其名曰“掺沙子”，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老师）。规定老师每天必读马列毛的“红宝书”，改造思想。有一所中学一位教英语的老师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英文版，被一位驻军的英文文盲发现，气凶凶地把这位英文老师拉到台上开批斗会，一位军干部首先发言，批判这位老师不读马列毛的书，崇洋眉外读洋人书。到会的老师啼笑皆非，指责这位军队干部是白痴。

军队进入地方政权机关后独揽大权，演变成新的独裁者，手段也极其毒辣。他们制造各种借口，迫害原机关领导，冠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是靠边站，就是统统打倒。有的被诬陷为“打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已分子”、“特务”、“蜕化变质分子”，统统打倒，有的甚至被关进监狱。一位小小营长，演变成地区公检法领导小组组长，居然在一次公审大会上，宣判地委书记、副书记、副专员与另外十几名处局级干部为阶级敌人，逮捕法办，打入牢房。

从上到下的地方驻军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是“人民保护卫士”，是党和国家的安全守护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践踏了人民的一切权力，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殃及了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军队掌权以后，“忠实”执行上面的一切命令，几乎在全国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把很多成年人列为审查范围，把他们认定的所谓新老“阶级敌人”全部编入另册。 “阶级敌人”多达２０余种，类似地、富、反、坏、右、伪军、警、特、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右倾分子、走资派、文革反对派、保守派等等的罪名。挨整的难以数计。

被挨整的人其亲朋好友、家庭人员、祖孙三代、妻儿子女也受到牵连。把小孩分为“红几类”“黑几类”。不懂事的红类孩子组成小队伍，手举小红旗在大街小巷摇旗呐喊：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地主狗崽子，滚你妈的蛋。”殃及一些无辜的孩子在社会，在学校抬不起头，有的还被“红类”孩子结伙毒打和唾骂。“黑类”的家庭多数被赶出机关大门，下放到边远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当年地委、行署机关列入另册的黑类家庭有下放长达十年之久，“四人帮”被打倒后才回城。有的病死，憋死，累死在城郊荒野。

在那恐怖的年代里，黑白不分，好坏难辨。好人坏人全凭上面说了算，今天是革命同志，明天就成了阶级异已分子，今天的好朋友，明天就变成了对抗的敌人。人与人互不信任，互相监视，彼此猜疑。当时的掌权者实行的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全面控制的政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掌权者的掌控之中。掌控从政治方面扩张到意识形态，延伸到学术领域，经济范畴，乃至人们的生活。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记录在受难者的心坎里，流传在后代人的传说中，也必将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成为后世明鉴的范本。

２．７ “三农”之最

有人说：“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难。”这是二、三十年前对三农的真实呐喊。以下我记录的是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县里工作时目睹的感受。

先说农民苦。解放二三十年的农民还有那么多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实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县工作时调查有三分之一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在１２０元以下（每天平均约０．３３元），粮食消耗量不超过２００公斤，有的公社（现在改为乡），极贫困的人家全部家当值不了１０元人民币，全家三、四口人只一床破被、一口破锅、几个破碗。每年春夏之交，都称为“春夏之荒”，六十多万人的县，春夏荒就有十来万人缺粮。上面提出不饿死一个人，下放的粮食却很少。缺粮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外出逃生。每年春夏季有成千上万的农户携儿带女去郴州、广州一带做苦工，无劳力的就到外地讨吃度荒，待到收割季节才返回家乡。更有甚者，百般无奈时就卖儿卖女换钱粮保命，一九七六年七月的一天我在乡下见一对父母哭哭啼啼要卖自己两岁的孩子，我当时阻拦，自己拿出３０元钱和十斤粮票给他暂解燃眉之急，并记下了他俩口的地址和姓名，回机关后要民政局给了他一百斤救急粮。这样的悲惨情景干部没发现，也未救助的还很多。

二说农村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穷生产就落后，生产一落后，无疑的就是技术落后、交通落后。追其根源是教育落后，思想落后。落后的背后就是穷途潦倒。我当时工作的县，很多村民房屋年久失修，歪歪斜斜，山上光山秃岭，路是羊肠小道，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村民穿着不分男女老少，有相当一部分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孩子特别是女孩缀学的甚多，村办小学师资贫乏，房屋简陋不堪，课桌残缺不全。

我的家乡也是如此，我１９７６年回家一趟，那屋，那山，那水，那路与我离别二十年前不但没有改变，还有“今不如昔”之感。因为房子未检修，山塘被破坏，泥路更狭窄，山上光秃秃，一位老叔拉着我的手说：“上面天天说形势大好，我们这里的形势怎么好不起来呢？”我只能含糊安慰他老人家说：“慢慢会好起来的。”

人穷就志短。那几年，报刊上不断登载有农民抢东西的报道，哄抢森林，哄抢矿藏，哄抢文物。外地游客有人抢，国家物资有时也照抢不误。我家乡前面的山头上埋着唐生智父亲的坟墓，修建得富丽堂皇，结构严实，村民总认为坟内埋有金银财宝陪葬品，几次被盗挖，政府多次出面制止竟然无效。

再说农业难。贫困和落后是发展农业的限制因素。中国的农业长期处于小打小闹的生产状况中，小生产的农业，如果哪家死一头牛，生产便全部被打乱，如果死一头猪（一家一年到头只养一二头猪），一年油盐衣被无着落。一丘大田，被割分成几块，土地贫瘠，亩产只有二、三百斤，上面只硬性推广一些良种，但种植技术未跟上。那年代有一种矮杆稻谷叫“农垦五八”，说是良种强迫农民栽种，任务分到村队户，农民思想不通，勉强插到田里，但管理未到位，造成大量减产，农民编了一首顺口溜：农垦五八，不插犯法，插了没饭呷，一亩两百斤，公粮要去一百八，无处说理，也无处诉法。

过去的农业，一治一乱，治少乱多。而从陈胜、吴广以来，整个历史的核心之一，都在争夺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有谁想到，争了两千多年，却争出这样子。

我当时工作的县，地少，人多，人均田七分，有的乡就只有三、四分，劳动力素质低下。农民身上赋税重，生产落后，组织落后，有些法规，实际上捆绑了农民手脚，失去了种植的自主权和人民的自由权。农村的整个文化、教育、组织、习俗、观念、科学技术环境以及各种基本条件、上面对农业的投入，这一系列联合在一起的大事都要系统去补上农业基础这一课。我那时想中国农业起点过低，且隐患深重，前途漫漫，道路多艰难，能拯救它的唯有“奋斗歌”，绝非“光明颂”。

２．８ 傻事之年

甲、乙、丙、丁四位干部同在一个县工作，而且都是县里的头目，在那年代比较清廉，退休后聚在一起聊天。甲问乙，什么人最傻？乙答，有钱不贪的人最傻。甲曰，否！问丙什么人最傻？丙答，有权不用的最傻。甲曰，否！又问丁。丁答，我们为官那年代，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强迫农民做这做那，劳民伤财，实是最傻最傻的人。甲点头笑了：老丁说的对，我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一起工作，我是带头傻子，大家也跟着我傻呼呼的瞎干，他一件事一件事回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奉上面之命，向荒山进军，向土地要粮，任务分到队，再由队分到每个劳力。毁林开荒，种红薯、栽玉米、点高梁，全县毁林面积达成千上万亩，这一年种上去的作物遇上天灾收成甚微，第二年春天几场大雨，新开荒的泥沙向山下倾泄，几千亩良田化为泥塘，后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挑出泥沙，还田插稻，结果耽误了一个季节，减产粮食几百万斤，往后若干年，水土流失成为殃民之灾。两百多年前的道光进士梅曾亮讲的“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的道理那时候怎么认识不到呢，这不是干傻事是什么？

开的荒无水保，粮食种不成，改为种水果。各乡村有的改种的梨、苹果、李、桃五花八门，选的品种不是农民自愿，而是干部强制，与开荒种粮的办法一样，分任务，定指标，限时间。种下去的水果树，不区别水、肥、土、种，千篇一律的管理，技术跟不上，成活率很低，挂果的甚微。两三年后，换一位领导，上台后不分青红皂白，砍掉改种，结果就是“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再一次劳民伤财。老百姓说：“张书记上任栽桃子，李书记为官种李子，害得老百姓饿肚子。”

更傻的事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未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前（未包产到户，老百姓称之分田单干以前）上面不允许农民种自留地。后分给了小块自留地，规定农忙不许在自留地里干活，一律出集体工，谁在自留地种了作物就是搞资本主义，命令基层干部和基干民兵野蛮的拔掉，还美其名曰：“拔掉资本主义草，保护社会主义苗。”被拔掉自由地里和田埂上生长的作物的农户表面装着服服帖帖，背面心窝子里恨之入骨，有的明里不敢，暗里作报复。我在乡下听公社书记说：“一位年青农民在集体的田埂上种的豆苗被大队支部书记带领打手拔掉，这位年青农民半夜里在支部书记猪舍投老鼠药把支部书记老婆养的猪毒死。这地头蛇支部书记明查暗访，查出了这位青年床底下藏有老鼠药，就认定是他做的案，找来几个帮凶把这位青年一阵拳打脚踢，五花大绑吊在村门口示众，次日捆绑送公社，关在公社武装部长私设的牢房里活活折磨致死。后来为了掩人耳目仅把武装部长撤职调至异乡不了了之。

有一年正值插种秧季节，从上到下要把劳力赶到集体的田里，不许劳力种自留地，不许劳力去集贸市场赶集，不许劳力干私活。有一次，我跟一位县委书记去集贸市场察看有否有劳力流散在市场上，这位县委书记正遇上一位四十来岁妇女提着竹篮卖鸡蛋，他不分青红皂白，就训斥：“怎么不出工插秧，偷偷出来卖鸡蛋！？”这位妇女也毫不畏惧：“你凶什么，卖几个鸡蛋买斤把盐，犯什么法！你要是当农民，也会卖鸡蛋的！”跟随县委书记的小秘书开口了：“你老实点！他是县委书记。”那妇女还不示弱：“县委书记也是人，不过他命好些而已。”话说得多有理啊！县委书记也是人，再高级的官员都是人，人都要为了生存而拼命奋斗，不过是不同层次的人生活方式不同而已。

那年代干部干的傻事还很多，诸如强行多征多购，硬性规定种这种那，不听计划生育的拆房抬猪，不按任务上交的就将其人捆绑。

过去的悲剧喜剧虽已落幕，干过傻事的人也应反省忏悔，老百姓祈祷那些干部干的傻事之年不再重演，切切！

２．９ 心中的灯

一个人的生命不会很长很长，然而在短促而又漫长的回顾中却有一盏灯，照彻了我的一生明亮，使我的生活有数不清的光彩。这盏灯就是孩子的妈，我应该万分的感激她，因为靠她，给我一生带来幸福快乐；靠她，孩子们才能健康成长；靠她，家庭度过一道一道难关，生活过得和睦而温暖。

孩子的妈体质孱弱，身材瘦小，但有一颗博大的心，她做事无论是公、是私、自己的、别人的、孩子的、丈夫的，任何事都精益求精，有始有终。她常说，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责任心，要尽心尽力完成好，不能马马虎虎，更不能半途而废。我俩工资低、收入薄，家有老有小，负担重，前二十年，大人小孩穿的衣服，能自己缝就自己缝，破了的能补就补。孩子一年一年长大长高，裤子短了就接下一截，衣袖短了就把破裤脚剪下来缝在衣袖口上。节假日，深更半夜总是针线不离手，刷刷洗洗，缝缝补补，连我老爷子都说：“仲英，你太辛苦了，白天上班忙，晚上家务累，比农村妇女还要苦。”

孩子再大点，把孩子从托儿所接回家上学，我出差下乡的时间多，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吃的穿的家务事都落在她肩膀上，不但要接送孩子上学，还要哄他们玩，晚上督促他们学习，教他们默写生词，背诵课文，细心检查作业，然后耐心的帮孩子纠正错误。当孩子得了奖考了第一名告诉她时，她就会伸出大拇指夸孩子，鼓励孩子继续努力，不要骄傲。欣慰的是，由于她对孩子要求严格，方法得当，孩子很听话，学习成绩好，没让大人太费心。不过课外一些时间是很劳神的，担心孩子在外面玩打架出意外。老二从学校回家在路上被一辆三轮车压伤左脚，粉碎性骨折，住院一个多月，在家休养三个月，不能下地动弹，吃喝拉撒全靠她一人操劳。老大有一次患白喉高烧４１度，处于病危，抢救在太平间房边一间隔离室，她把孩子抱在手上三天两晚未合眼，急得流干了眼泪。孩子一生病，一住院，疼心和劳心都要累掉她瘦一身肉。一生几多愁。头两个孩子生不逢时，一出生就吃不饱（天灾人祸）。一上学就停课（文化大革命）   ，一成年就下放（知青上山下乡）。前面说过孩子出生后，母亲缺乏营养吃不饱没奶水就将父母仅有的毛衣也卖了给孩子买牛奶充饥。第三个孩子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生，还是正逢乱世，物资条件和受教育的环境很差，亦深受其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凭我俩微薄的工薪抚养教育三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时候我俩还要供养照顾两家的老人，日子非常艰难。有些月份到财务室领工资，工资表不仅分文没有，领到的只有还款单。没奈何，拿到还款单又写借款条，幸好我们机关对困难户还能借生活费。就在这样的处境中，她还是有条不紊地安排一家人吃穿住行：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破衣服补得整整齐齐，差衣服穿得让别人还难以看出我们家境的贫困。给孩子买水果吃，谈不上增加营养，只是为了给孩子解解馋，买一个苹果切成两三片；一个桔子分成两三瓣，一个西瓜削着吃两三天。可爱的孩子拿到分给的一小份水果，嘴里早就流口水，但还是客气喊一声“妈妈先咬一口”，妈妈感动得忍不住掉下眼泪，强笑着回答：“乖孩子，妈妈不爱吃。”她一生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孩子和丈夫，还有他人。自己从不保留任何东西。

岁月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孩子初中毕业了，高中毕业了，她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如既往，白天忙工作，黑夜从不闲地操持家务。她那矮小苗条的身材，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她那双手脚总是勤劳的、灵巧的，在我看来，还是有力的，温暖的。

她还有一张爱唠叨的嘴，是这张嘴，教育了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这张嘴，教育了孩子懂得有礼貌，处事有分寸；是这张嘴，培育了孩子走进社会后奋发向上，努力深造；还是这张嘴影响我一生老老实实地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感受到她对工作对子女对我以及对别人无私的奉献无私的爱。如今她近古稀之年，一生经过很多天灾人祸的变故，我看得出身边的她心中也有很多苦水，也有伤心落泪之时，但在孩子，在丈夫，在同事面前总能以一种乐观心态安然渡过难关。她一生爱清洁、爱整齐。我有时暗暗地反对她的整洁癖，例如要求我搭毛巾要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我有时不留心，随便一搭了事，她看见了一边唠叨，一边按她的要求重搭一遍；每天起床我叠的被子，叠的衣服，她几乎都要重新叠整齐。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眼睛渐渐老花，手脚也没以前灵活了，可她对生活还是充满信心，她常常鼓励我：“要把前半辈生活的苦难“碾磨”，换回后半辈的健康生活。退休后她坚持锻炼身体，持之以恒，喜欢打太极拳、耍太极剑、保健操、散步。每个动作她都像对待工作一样做得非常到位，精益求精。她说动作不到位就不会有预期的效果。另外，她很注意人格锻炼，使自己既具备理智的情绪调节，还要具备有正义的情操。她无论在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哪个岗位，邻里之间、同事之间从未发生过互相刺耳的口角。她说：“让人三分，后面就有三丈；忍一时之气，享快乐之福；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她与人对话总是轻言轻语，慢条斯理，彬彬有礼，同事们都喜欢与她聊天。

她对待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心平如流水，放眼看高空。她说苍天不会让所有的好事都施给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获得了金钱未必拥有快乐；拥有了快乐又未必享有健康。即便是拥有了健康也未必一切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励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经。年长心平，她生活十分有规律，仍然热爱劳动，自己能干的事，坚持自己动手。还坚持读书看报，动手动脑。粗精不挑，饮食清淡，生活俭朴，为人透彻。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盏永不灭的明灯在我心中越照越亮。若果有来生，我愿还伴着这盏灯大胆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