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书当酒 开心且立言

——读雨生老先生的《往事回眸》

杨金砖

近些年来，不知是心理兴趣的使然，还是岁月陡增的必然，忽然间对怀旧类的作品大感兴趣。尤其是每每翻读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李茵的《永州旧事》，使我常常独自沉浸在往事如昨的浮想之中，竟然忘却尘世的喧嚣与岁月的空寂。

就在我隔窗长望，将目光从飘渺的天际收回到现实的案头时，雨生老先生推门而进，给我送来了他最近完成的新作——《往事回眸》。让我跟随雨生老先生的步履，以一种游观者的心态，再一次进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领略那个时代的荒诞与辛酸。

雨生老先生是我最为尊敬的师长与前辈。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背负行囊，离开故土，来到潇水之滨的一所高校求学，正逢他在这所学院任职。那时的学生生活，单调紧张而又恬淡，唯一的活动就是每天傍晚时分，或是三五成群的沿着乡村的阡陌小路悠闲地漫步，或是成群结队的去潇水河里游泳。就在这漫步的路上，我们偶尔见到雨生老师的身影。在我们的印象里，雨生先生与他的爱人仲英老师不仅非常随和，而且非常慈善与风趣。每当在路上相遇，总是问寒问暖，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毕业后，我留在学校工作，这才知道雨生老师与我还是同乡，于是，便更加亲近。

古人常说“文如其人”，雨生老先生的《往事回眸》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读雨生老先生的文章，也就如同夏后的夜晚，睡在躺椅上聆听一位老者的故事，爽朗明快而又风趣幽默，朴实自然而又流畅鲜活，话语简洁而又逻辑严密，可以说是一部较有文学水准而又具史料价值的回忆录。我读后认为该书的最大的特点有三：

一、质朴无华的历史陈叙，彰显出作者的审美趣向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翻阅中国历史，无论是帝王将相，抑或是平头百姓，能活上七十的确不多。但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七十”已不是什么稀罕之事，举目望去，年满七十而身体强健的老人比比皆是。不过，年届七十而还转行从事文学创作的这就凤毛麟角了。而雨生老先生在“古来稀”之年不仅坚持写作，而且还能以惊人的速度很快地就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的重要著作——《往事回眸》，这实是不易。

有人说人生有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童趣而天真少年时代。这个时代有一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天真，满眼里是“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的欢快，而无需“为赋新词强说愁”。第二境界是浪漫而伪真的青壮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追求的太多，企求的太多，考虑得太多，故然畏惧与害怕的也就愈来愈多，于是乎便失去了本真，忘掉了自我，豪气一来，便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去换美酒”，恍惚中进入到一个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迷朦之境；第三个境界是理性而纯真的老年时代。人进入老年，壮志已沉埋，一切的荣光与艰辛，一切的追寻与梦想，都已成过去，人世间的功名利禄已无法漾起心底的涟漪，思想不再被世道左右，大脑不再被别人控制，于是，闻冬雷而不惊，见夏雪而不奇，心如止水，静观着人世风云与沧桑世事，从而，进入到一个“而今尽识愁滋味，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理性境界。雨生老先生就在这一境界中去对自己的往事进行一番回眸，于是，他的语言也就愈发质朴与自然，他的文字更加准确与独到，他的情感更加理性与深刻。如“新年”“白雪”对现在的人来说，不过是件十分普通与寻常的事，谁也不会将它挂在心上。但是，雨生老先生笔下的《新年白雪》里却铭刻着他童年时代的一段痛苦至深的往事：

“除夕之夜来临，村子里已响起了鞭炮，正在欢欢喜喜过大年。而我家当时却毫无年夜欢乐的气氛，几个不懂事的兄弟姐妹，盼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好不容易盼来了除夕之夜的年夜饭，却只能眼巴巴地干等着，久久不见父母到场张罗。爷爷奶奶坐在伙房边一筹莫展，哥哥姐姐好像知道家里发生了重大噩耗，虽一声不响而又坐立不安。我纳闷地走到后杂房去找爸爸妈妈，杂房里点了一盏油灯，见妈妈坐在黑旮旯边流泪，爸爸在锯木板做匣子，旁边放着用白布裹着的出生地才几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小妹妹。这过大年办丧事是最忌讳的，所以爸爸妈妈眼泪往肚里流，强忍着不哭出声音来。尔后爸爸把小妹的尸骨装在匣子里，大哥点着松木火把，爸爸背着木匣子去后山坡埋了。”

在除夕之夜原本应该是最欢快的时刻，而在这个时刻，出生才几个月的小妹妹因营养不良而离开了人世。这种刻骨铭心之痛深深地烙印在雨生老先生的心里，使他终生难以释怀。他清晰的记得：“这一年除夕，我家无笑声，无鞭炮声，也未贴春联。孩子们陪着长辈守岁也是默默坐着。天空飞飘着像棉花似的雪片，雪是白的，裹小妹的尸布也是白的，我把这一年新年的雪牢牢的埋在心里。”就这样，在无语、空寂、贫困、清苦、悲痛中度过平生第一个不堪回首的除夕之夜。

雨生老先生用这种近似白描的叙述方式，给我们讲述了《大姐的婚丧》、《苦难的妈妈》、《勤劳的爸爸》、《爷爷的草鞋》、《卖田买兵》、《腊月心寒》等让人落泪哀伤的辛酸往事，也给我们带来了《奶奶的腊味》、《诗礼婚姻》、《私塾情趣》等让人回味无穷的童年乐趣。从他这不堪回首的童年生活中更让我们深切地感悟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村的贫困，农业的脆弱，农民的艰辛。

雨生老先生这看似质朴言语中，却具有很强的艺术张力，在不经意间将一幕幕感天地、泣鬼神的场面呈现到了读者的眼前，无不让掩卷而叹，为之动容。显然，没有真切的情感，没有长久的酝酿，没有久日的积淀，是无法写出这样精粹的文字。

二、敢于直言的正义之气，表现了作者的担当精神

在雨生老先生的《往事回眸》里，其第二大特色就是表现出作者的担当精神与人格魅力，其敢于举起正义的大旗，直言社会的黑暗，揭穿政客的谎言，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最为悲苦、最为荒诞、最为癫狂、最为妖魔的一个世纪，尽管在这个世纪里产生过最为辉煌的成就，出台了人类第一部《人权宣言》，但是，也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妖魔。他们举着普渡众生的旗幌，却干着人世间最为肮脏、最为黑暗的勾当。雨生老先生以一位局中人与见证者的身份，将其亲自目睹种种恶行的真相告知于天下，让自己的灵魂得以安歇，让善良的行为得以弘扬，让恶魔的兽行不再横行，让后来的人们得以借鉴。

譬如，关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的祖辈也曾经给我们谈起过其中的困惑和不解，但是，我们翻阅当时的所有报刊，除了赞美还是赞美，我们几乎没有找不到些许另类的声音。可是，雨生老先生的这段回忆，给我揭开了心中的谜底。

“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这样组织的，要自愿入社，带土地、耕牛、农具入社。开始是开大会，大发动，大动员，搞运动。第二步是自愿报名。哪有自愿的？我最初走访动员的几户贫农家没有一户自愿的。他们说，‘我们靠土改分到的几亩地还未种热就要收回，这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吗！？’有的说‘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牛是我们的主劳力，农具是好帮手，农民失去这三样就是乌龟挂在墙上四脚无靠。’我串门动员，我前门进他后门出，根本找不到人。最后只有强逼，一家一户造册，先村组干部，后贫农，再其他。强迫开始时，有跟工作组吵架的、动武的、毒死耕牛毁掉农具的，甚至还有自杀的，搞得乌烟瘴气，勉强组织起来后，农民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

我们在大会小会上时常讲“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所有的课本里无不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然而当我们真切的去落实某项工作，去实现某项主张或主义时，却常常是一言堂、一刀切式的简单粗暴，根本没有将百姓的意愿与人们的利益放在首位，从而，常常是一个人的头脑发热而祸及全国，危及天下。作者作为一个党的基层干部，是合作化道路的真实的践行者，但是当他看到这不切实际的“合作化道路”完全背离客观现实而引发出一系列严重后果时，他痛心疾首的指出：“土改后粮食刚增产一年，合作以后就大大减产，上面美其名曰合作化是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实际上是农业生产倒退的第一步。”其实，后来的三年饥荒与长达20余年的粮食紧张，无不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合作化道路”的荒谬与怪诞。

假若说“合作化”是诗人式的浪漫，那么“大炼钢铁”与“放卫星”则纯是无知者对抗科学违反自然的一种欺骗。为了实现钢铁产量一年翻番，不惜动用全国的人民想尽各式“绝妙办法”，制造各式土炉，耗尽所有国力，去完成那场“皇帝的新装”式的表演。在余华的《活着》里有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镜头，村里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在村头也造出一个土炉，拿出自家所有铁制的锅碗瓢盆，投入到土炉中，并装上水，然后日以继夜地用火去不断地烧煮，这种“煮钢铁”的行径，可能或多或少地搀和了一些艺术夸张的成分。赵丰主编的《“天堂”挽歌》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人心齐，泰山移。为完成1070万吨钢铁任务，各地动用了一切非常手段保障指标的完成。”“各地成立钢铁指挥部，下设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兵团，发动一个又一个钢铁战役。”“不但在工厂、公社，而且在部队、学校中都随处可见小高炉的‘倩影’。甚至连外交部和安徽省委机关中也建起了土高炉。”在“户户建土炉，人人炼钢忙；莫看土炉小，出铁赶武钢”的激越豪情中，除了给社会经济与人们生活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并没有给人带来“超英赶美”的愉悦。雨生先生作为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可谓是深有感触。在大炼钢时，雨生被调到一所医院工作，奉命组织全院医务人员齐上阵去大炼钢铁，于是在医院筑起了第一座激动人心的土炉：“什么样的土炉？就是把土砖、火砖用泥巴堆起来，架个烟筒，中间用几根钢筋做炉条，上面放废铁，下面烧柴炭，就叫炼钢。炼钢需要铁，铁从哪里来呢？就动员医生护士把家里是铁的东西交出来，有用的没用的都交，哪怕是生活必需品，像做饭的铁锅铁灶，铁门铁环，甚至女医务人员头上的铁发夹都得要交，叫做凑两成斤，凑少成多。全院医务人员凑来凑去也塞不满一个土炉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不仅仅局限于炼钢铁的全民大表演，更表现在一些流行标语里。如：“交一个铁锅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现在想来，这种近似滑稽的标语真是有些令人苦笑不已。试想，一个能把腐败政府击垮的政党，一个敢把所有帝国主义视为“纸老虎”的国家，为何没有底气地叫喊出这样的口号？不惜将百姓家里所必须的铁锅和门扣都要拿来炼制成造飞机大炮用的钢材。民生如此不顾，内心如此恐慌，又何能望给百姓带来幸福与安康？

为了钳制百姓之口，为了蒙蔽百姓之眼，不惜发动反右与文革，将一驳接一驳的知识分子发配到边远的山村与农庄服役，让一批又一批正义之人遭受无厘头的打击和报复。一个延绵数千年的文明，忽然遭受万劫不复的厄运，近百年的精英们的理想与追寻被个别掌权者的疯狂独裁而瞬间荡然无存，从此进入长达十年之久的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之中。韦君宜在《思痛录》的“文化大革命拾零”一节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斥骂之后，喝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在“伟大导师”大加赞美的革命声中，父子变成仇敌，手足相互残害，同志仿若陌路，人格不复存在。对此，雨生老先生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记下了那个年代百姓的恐慌与惧怕：

“在那恐怖的年代里，黑白不分，好坏难辩。好人坏人全凭上面说了算，今天是革命同志，明天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今天的好朋友，明天就变成了对抗的敌人。人与人互不信任，互相监视，彼此猜疑。当时的掌权者实行的是一种无所不在全面控制的政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掌权者的掌控之中。掌控从政治方面扩张到意识形态，延伸到学术领域、经济范畴，乃至人们的生活。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记录在受难者的心坎里，流传在后代人的传说中，也必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成为后世明鉴的范本。”

当然，言说这些东西是需要勇气的，没有太史公的正义之气，没有一种担当精神，是谁也不想以个体的力量去揭穿社会群体的虚假，但这种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对民族的觉醒，对良知的发现，对正义的呼唤，又是那般重要。在此，读雨生老先生的这滴血的文字，忽然让我想起陈之昂《登幽州台歌》中的句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三、笔耕不止的执著追求，凸现出作者的人生理念

奥威尔于《我为什么写作》中指出：“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注意，我最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机会让大家来听我说话。”读雨生老先生的《往事回眸》，我也深感雨生老先生之所以要执著而坚韧地完成他的《往事回眸》，不仅源于对人生的深切感悟，更是源于对社会道义的一份责任。他要揭穿洪氏教主的欺世谎言，他要公布妖魔时代的真相，他要让日后的百姓在阅读这个朝代的帝王家谱时，不至于因过去雾障而遮住了明慧的双眼，他要留下一个江湖之远的纯民间读本，供人一个参考与佐证。

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沿海地区在教训不读书的子女时常说：“不好好读书，将来只有去做官。”这虽是一句调侃，但听过之后总是有些诧异。孔夫子早就有“学而优则仕”的训诫，且千百年来也一直奉行“学而优则仕”的训条，为何突然翻过来变成了“学而劣者官”的时尚呢？这是我们民族教育的不幸，还是“公仆”素质的使然？然而，当我们回首张望20世纪的人类，的确是“学而劣”者在掀起一层又一层巨浪，将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颠覆过来。从苏联30年代中期兴起的大清洗运动，到柬浦寨红色高棉的大屠戮，从古巴卡氏政权的独断专横，到朝鲜金氏父子的公权私授，无不是在“逆历史潮流”而行。他们打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口号，鼓动一批又一批被愚弄起来的信徒，轮番干着迫害精英、捣毁文明的勾当。在这股瘟疫思潮的影响下，国内曾几何时，也喊出了“越穷越光荣，越痞越革命”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乎，只有文盲与地痞才是最可依靠的对象。可孰知常规打破容易，良序重构艰难。雨生老先生在《权力转移》一文中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中数以万计的各级干部被打倒，国家机器濒临瘫痪，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谁来收拾控制残局？上面施绝妙之策——派军队替换被打倒的各级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大批不懂治国安邦之道的军队干部进驻各级部门，美其名曰“参沙子”，其实际则是一场狂风暴雨式地愚民行动。雨生老先生身为政府机关的一员，对此深有感触：“军队进入地方政权机关后独揽大权，演变成新的独裁者，手段也极其毒辣。他们制造各种借口，迫害机关领导，冠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的被诬陷为‘打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蜕化变质分，不是靠边站，就是被打倒，甚至有的还被关进监狱。”于是乎，阶级斗争天天讲，经济建设无人抓。国库空虚财力紧，天下苍生苦不堪。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终于给困顿疲惫的大江南北吹来了新的生机，农村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放开十亿农民的手脚，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私有化的社会背景下，舆论没有充分的自由，民众监督缺席，从而，计划经济的官场与商业经济的市场一拍即合，相互庇荫，以席卷天下之势侵吞原本不多的百姓的积蓄，形成他们血性的原始积累。雨生老先生在《官场辑事》一章虽是轻描淡写，但其所列举的当下官场上种种肮脏与腐败，的确已成民之心病。在封建社会里“官府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而当我们用镰刀和斧头砸烂那个万恶的旧世界之后，结果发现我们热盼的新社会也并不如想象的那般顺畅，上官府办事，照旧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可是他们贪贿起来甚至比“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满清官员还要利害。有的一个小小的七品县官，动辄聚敛上千万的财产，有的一个小小银行头目，居然可以窃取上亿民脂民膏。这些“安民无能，敛财有道”的巨腐混进国家机器之中，这部国家机器就何能正常运转？对此，雨生老先生在《愚人的狂欢》、《同甘共富》、《官与文凭》、《官僚特色》、《官黑一窝》、《贪官记账》、《生财之道》等文章中一一做了较为详尽的缕析与描述。雨生老先生的良苦用心，真是皇天可鉴。他的行文不是指责什么，而是意在告诫那些“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公仆”们不要总是做着“老子进财，儿女分赃；孙子得利，老爷享福”的美梦。恶恶相报，这是人世间的不二法门。要想流芳百世，就必须情系黎民，利系百姓，权系天下，为人民谋福祉。

马克思在晚年若有所悟的写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要想堵绝这种遗传上的突变，雨生老先生的文章中似乎隐约地对此作了一个回答：那就是摈弃虚假，崇尚真理，发扬民主，追求自由。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感慨地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雨生老先生也正是以这样的精神为激励，提起手中的笔，不断地将埋于心底的话语化为灵动的文字，化为《笑对人生》中的感悟，化为直面人生的正气，化为指向黑暗的利刃，来规劝我们这些“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过客。在此，我由衷地敬佩雨生老先生的责任意识与“脊梁”精神。胡英先生的诗中曾有这样一联：“寂寞书当酒，开心妄立言。”我想换上一字，改成“寂寞书当酒，开心且立言。”然后送给雨生老先生，也许是再恰切不过。

古圣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今读雨生老的《回眸往事》，再次印证古圣之言不虚。要想使民族少走曲折路，使百姓少遭无厘头的折腾罪，只有珍视历史，知古鉴今方能不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