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潇湘文学

      ——读杨金砖先生新著《潇湘文化散论》

易先根

杨金砖先生的《潇湘文学散论》是一部关于地方文学研究的论文集，由“文学潇湘”、“潇湘情怀”和“在水一方”三辑文论组成，连翩舒展了潇湘文学的绚烂画卷，尤以“文学潇湘”中源古流今的几篇专论最为泓富，阐释了潇湘文学的脉络走向，将潇湘文学的发展历程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披荆斩棘，也是前无古人的拓荒，开潇湘文学研究之先河，可谓无量的功德，为本土文化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杨先生独具慧眼，抓住潇湘文学发展史上几个亮点，烛幽探微，从灵魂深处触及脉搏，摸索出生命的不同凡响，找出其特有的气质和性格，勾勒一个崭新的文学轮廓，焕发勃勃生机的艺术形象；潇湘文学从来就是美的精灵，美的天使，飞翔在美幻迷离的楚南天空，徜徉在神奇温热的潇湘大地，吐放醉人的幽香，氤氲旷世的绝代风华。

潇湘如此迷醉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不管是来过或没有来过的无不为之倾倒，他们不惜笔墨为之高歌迭唱，以致唐诗宋词元曲中“潇湘”一词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惊讶不已！

那么，潇湘是什么？潇湘是诗美的化身，从来就是美好的代名词。

为何潇湘能有如此高雅的品位？我以为，潇湘是一种文学意象，因而牵动了那么多诗人作家的神经，拨响了他们幽妙的心弦，因此越是优秀诗人和作家的优秀篇章无不跳荡着这个美丽的文学意象，甚至在文学作品以外的琴曲、丹青也不例外，总要沾亲带故地鼓荡一番。此中真意的确是一个奇迹！又是一个谜！

杨金砖先生这部“散论”为我们解读了这个奇迹，解开了这个谜，向我们亮出了谜底。

这部论集中的《虞舜<南风>对潇湘文学的豁蒙》一篇便是解谜的金钥匙，因此，这是一篇十分厚重而犀利的论文，不仅立论高屋建瓴，而且论述鞭辟入里，见解新颖独到，气势雄阔奔放，将蒙混的历史云雾扫荡开来，一下子便豁然开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日月照耀”的“金银台”，即文学艺术王国中的乐园。

纵观人类历史，每个民族，每个人群，乃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领地，即理想中的乐园。诸如西方人的伊甸园，东方人的桃花源，无不是一个精神的乐满地，或者说是一个精神憩园，后来演义成宗教信仰。于是人类精神生活便丰富多彩起来，变得有滋有味，生命才充满活力，生活才泛起歌声，人类社会才掀起“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反复斗争，不惜流血牺牲，也甘之若饴，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英国诗人弥尔敦浩歌长吟，便是为了亮出这层粉底；中国诗人屈原、李白也引吭高歌，吟唱了这个人类代代不已的追求。西方人的伊甸园，东方人的桃花源均属同一思维，他们苦苦企盼的便是自由，可是在人群中，混杂了那么多的强盗恶棍，他们才不管你什么美好的追求，恶狠狠地用大刀长棒打你个稀巴烂，抢你个底朝天，制造灾难的血腥，结下丑恶的苦果，让那些弱势人群永远也吃不完兜着走。更可恨的是那些个人野心家，他们打着伪善的旗号，驱动弱势人群为他们卖命，当胜利果实刚刚结出还尚未成熟时，他们便一古脑地抢摘了去，据为己有，并将为他们卖过命的人群打下苦难，叫你永远受苦还不许呻吟。这无疑是一场没完没了的“人间悲剧”。正是这没完没了的悲剧造成广大弱势人群精神上的苦恼和物质上的穷乏而永远陷入无边的苦海，他们渴望有人来解救他们出离苦海。于是帝舜的“南巡”便成了他们救苦救难的祈愿与热望，因而帝舜的形象也就成为了他们理想的化身而鲜活起来，舜帝的《南风歌》也便成了他们的理想之歌。这样他们也就有了依托，有了力量，有了对生活的追求，有了对人生的希望。

无疑帝舜的《南风歌》便是潇湘文学的肇端，从此掀启了一片灿烂的天空，在这片天空中有旭日的光华四射，有早霞的绚丽美幻，有飞鸟的鸣啼翩飞，有林木的蓊郁苍翠，有山泉的叮咚弦歌，更有爱情的张扬焕彩，将自然的画意与人性的诗情铺迭得深沉而飘逸，渲染得五光十色而富丽堂皇。这就是潇湘文学的初始形象，虽然不免稚嫩，但却朝气蓬勃，充满了绰厉风发的生命活力，是一股顿生天地之间的浩然大气和热烈向上的进取精神。

杨金砖先生在研究中追本溯源，寻找到了潇湘文学的渊源，探索出了潇湘文学的文化基因。这无疑是一个发现，或者说是一个颖悟。有了这个新发现和颖悟，才窥见了潇湘文学的深层意蕴，进而看到了它层起迭构的宏宇殿堂。这便是对后来潇湘文学的研究者和读者的“豁蒙”，而达到启智开慧的升华，构筑一条诗情画意的文化长廊，将人类的美好愿望与艺术的绚烂光华充分地展现出来，满足世人的精神享受，这无疑是生命最强音的雅奏，永远是天籁地韵的绝唱！

由于帝舜《南风歌》的“豁蒙”，潇湘文学的殿堂里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骚客，他们将自己的美韵和情操祭奠在潇湘美神的灵前，表达了世人的追求和祈愿，是那么地殷切，又那么地执着。

屈原踏着《南风歌》的节拍来了。他将帝舜的英灵和二妃的芳魂安置在潇湘文学的殿堂上，成为潇湘大地上的尊神，这就是《九歌》中的《湘君》与《湘夫人》，成为潇湘二水会合的化身，成为爱情的代称，饱受潇湘儿女的顶礼膜拜和热切追求。于是潇湘大地上便厚厚地积淀了楚风流韵，铸造了湘楚文化的精英，出落一派奔涌激响的楚地风情，生发香草美人的芬芳，令人如醉如痴，如泣如诉，沉浸在“乐莫乐兮心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深情之中，永远属于天辟鸿蒙的情种，风长爱的青枝绿叶与恨的荆棘蒺藜，造成了生命的洪流，奔腾不息，从心底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这就是潇湘文学的内里气质，永远属于情波意浪的那种滔滔长流。

杨金砖先生发现屈原的楚辞对潇湘文学的影响和贡献，表述为三个方面：1、屈原的创作为潇湘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显然，屈原的文学文本是一个浩大的基础工程，为潇湘文学作了深厚的铺垫。正是这种铺垫决定了潇湘文学未来发展的优势和后劲；2、屈原《楚辞》对楚地民俗的记述，丰富了潇湘文学的文化底蕴。民俗往往是民族的脸面，更是民族的心灵，属深层文化，具有强劲的美学意义。因为民俗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漫长岁月的衍化结果，是一种心理需求和生命体验的结晶，一经形成，便难以消亡，显示了极其强劲的文化功力。《楚辞》中的民俗文化极为美艳又极为顽强，它虽是来自生活，但一经屈原写定，便成为引导生活的旗号，具有慑服人心的震撼力，是其他任何一种意识无法代替的。因为它的美而生色，因为它的强而有力，也就注定了它深沉而厚重的内涵，成为潇湘文学不可逾越的艺术时空，也就无法超脱它的影响；3、屈原正道直行的品质成为潇湘文人所坚守的一种操行。屈原的人格魅力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它既是一种楷模，更是一种力量，是其他所无法替代又无法企及的。“香草美人”的比喻正好道出了其中的精髓。人格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值不得几个铜板，可在正直的文人看来却重于生命。屈原一生爱国爱民，关注民族，关心民疾，体察民情，情系民心是他矢志不移的操守。为了保持这一操守，他宁肯拿出生命作代价，最后自沉汨罗江，终于铸成“深思高举，洁白清忠，汨罗江上，万古悲风”的文化丰碑，而成为后世文人的榜样。潇湘文学有了这一血统，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特有的风骨和文采。

潇湘文学这一特有的风骨和文采，在后来的文人身上多有体现。唐代以来，文人学士辈出，或谪贬永州，或流落江南，或仕宦荆楚，或旅游潇湘，他们既讴歌潇湘胜境，又抒发思古幽情，留下了不少关于潇湘的题咏，使潇湘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土地成了诗美的化身，成为了一个魅力无穷的文学意象，因此，在古代典藉中“潇湘”一词反反复复地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构筑了一道美妙的文艺风景，更是潇湘文学的骄傲。

这一文艺现象在历代的文人中多有情钟，唐代的元结和柳宗元便是杰出的代表。元结曾两次出任道州刺史，当他在赴任途中，溯湘水和潇水而上时，发现了潇湘岸边的浯溪和朝阳岩时，便欣喜若狂，一种文学的冲动激活了他的思想，化而为诗为文，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潇湘名作，至今遗响在朝阳岩和浯溪的摩崖上，光照山水的灵秀。至于柳宗元则是从京官的殿堂贬落下来，在永州蛰居达十年之久，这几乎占了他四十七岁人生的四分之一，而且正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期。这十年间，他盘桓在潇湘山水之间，参悟人生无常和历史有数的玄机，写下了大量作品，几乎占了他一生创作的百分之九十，这个数量非同小可，完全奠定了他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杰出地位，因此可以说柳宗元是潇湘文学最具实质性的扛鼎作家，把潇湘文学推上了一个高峰，写下了潇湘文学史最为辉煌的篇章。

整个有唐一代，眷顾潇湘的文人骚客为数不少，前有李白、杜甫、张九龄、张谓、刘长卿等，后有刘禹锡、吕温、孟郊、钱起、李商隐、温庭筠等，他们或亲临潇湘，或神游潇湘，都写下了潇湘的钟灵毓秀，令人为之倾倒。到了宋代，前来潇湘领略诗情画意的就更多了，苏轼、欧阳修、寇准、李清照、范成大、秦观、黄庭坚、梅尧臣、杨万里、赵师秀等一帮名人无不为之高歌雅唱，特别是大诗人陆游由衷地发出浩赞：“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几乎把潇湘推上了美学殿堂的最高层，引动后来者比肩接踵的到来，他们面对潇湘，无不为之倾情泼意，大抒特发，以致掀起潇湘文学的一个又一个热潮。后来又由诗文推展到绘画、书法和音乐，建造了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美的迭构，形成世界文艺史上少有的艺术魔方，拼结引人入胜的艺术迷宫。这是潇湘文学独特的文化基因所衍生的万花筒效应。无疑，杨金砖先生发现这一文化基因，完全是对潇湘文学深层感悟的结晶。

这种感悟既是文学形象的灵性反应，更是哲学逻辑的理性思考。宋代的周敦颐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是本土的哲学宗师，又是文学大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本土的重磅作家。他的《爱莲说》和《太极图说》便是文学与哲学两个方面的高度写照。正是他的文学高标和哲理高深，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把潇湘文学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他的《爱莲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撑起了散文的一方天空，发射耀眼的光芒，让人感受到精神原子弹的威力。而他的《太极图说》则为中国哲学史打通了一条超越时空的隧道，看到了遥远的过去和未来，使人心胸顿时为之豁然开朗起来，容纳下了整个宇宙，解说了社会历史和人生世道，真是博大精深呀！然而这两篇作品，篇幅都很小，合起来还不到一千字，是高度浓缩的精品，是一字千钧的力作。这两篇作品把潇湘文学的品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也为潇湘文学史定格到了最为坚实的位置，不容任何人的动摇和否定。

杨金砖先生对周敦颐的研究是有特殊考虑的。这是因为周敦颐在时段上居中国古代历史中期的北宋，而在身份上属潇湘的本土作家。基于这两点，周敦颐在潇湘文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其作品又是雄冠前后的异军突起，具有分水岭的崇高地位和特殊意义。因此他像一座桥梁，起到了由上古向中古和由外来作家到本土作家的过渡作用，完成了文学跑道上的接力与递进。

紧接着杨金砖先生写下了《近二十年来（应该是三十年）潇湘文学的本土化趋向》一文，这是一篇重磅力作。作者用鸟瞰式的扫描对“潇湘文学的历史传承”和“潇湘文学的本土化”作了概要而精到的论述，其重点放在第二部分，着重论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潇湘本土的作者队伍和创作成果。其表现为作家群的本土化趋向；文学作品内容的本土化趋向。这两个趋向完成了新时期潇湘文学的历史使命，开创了潇湘文学创作的新局面，营造了潇湘文学史向前发展的新台阶。作者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总结了近三十年来潇湘文学的盛况：

通过对近三十年来潇湘文学作品及作家的检点，据统计，从1976—1990年间，永州市区域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刊发的文学作品总量为1500余件，其中小说230余篇，散文120篇，文学评论170篇，诗歌850余首，儿童文学30余篇，民间文学80余篇，电影文学剧本2部。而从1991－2004年，正式出版的各类文艺作品集就达150余部，在各类刊物上刊发的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类作品有5000多篇。从作品数量上看，近十五年与前十五年相比，有成倍增长的趋势。从作家群的年龄上看，目前已形成比较合理的老、中、青层次结构。

从潇湘文学的本土化进程来看。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胡英、胡宗健、李长廷、武俊瑶、易先根、欧阳友徽、杨克祥、唐曾孝、彭式昆等本地作家的崛起，可谓是潇湘文学本土化趋向之滥觞也；至90年代，以王金梁、蒋三立、黄爱平、伍锡学、余艳、赵妙晴、郭威、江南雨、王青伟、蔡建军、胡安凌等为主体的青年一代的大量登场，以及而后的魏剑美、荷洁、李军平、毛梦溪、周龙江、魏佳敏、张智勇、蒋国森、文紫湘、蒋铸友、唐也、黄新姿、陈茂智、王孟义等人的执著追求，使潇湘文学的本土化趋向薪尽火传、日见成熟，逐步形成今天这样的繁茂态势。

这是很有说服力的客观事实，事实胜于雄辩。杨金砖先生作为本土文学——潇湘文学的研究者，不但眼光犀利，判断敏锐，而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作了充分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这样说话有据，落笔生根，具有很强的思辨力，令人折服。再加上语言的活泼跳脱，简洁明快，可读性很强，这样的语言完全得力于作者的文学素养和感悟心力，才造成形诸于笔端的灵便轻巧。可见研究性的评论文章也可以写得生动活泼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俄国的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评论，那本身就是十分可读的文学作品呀！现在许多研究者，一写起学术论文来就那么诘屈骜牙，面目可憎，好像只有如此，才能显示出自己学问的高深而有水平，却是为难了读者，这又何必呢？

最后，我想引用刘禹锡的《潇湘神》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清夜月明时。”因为潇湘属于神灵，是一种意象，文学属于宗教，也是一种意象，在此潇湘文学是神圣的。

（本文刊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永州日报》2009年7月11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