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愚”说

                       吕国康

我国古代的先哲们极力称赞、推崇贤者，树他们为榜样，称他们为国家的栋梁。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行》）孔子称赞其弟子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隧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张》）贤泛指一切有才能、才德的人，是否能举贤授能，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礼记·大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孟子》认为“不用贤则亡”。屈子也写下了“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诗句。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对贤也是称赞的，尊称黄帝、尧、舜、禹、孔子、唐高祖、唐太宗等为圣人，尊称屈原为先生，表明自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光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理想。他极力提倡贤人政治，在著名的哲学著作《天对》中，主张任贤用能，实行仁政，反对信用奸谗，反对暴政。在《六逆论》中，他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特别是反对宦官专权。但是，在另一些著作中，却自称“愚”，称赞“愚”，论、说、书、赋、序、记、诗、文诸文体中均不乏其例。特别是《愚溪诗序》《愚溪对》《乞巧文》等篇，不仅塑造了一系列“愚”的形象，还就“愚”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柳子笔下的“愚”，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是其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处世哲学的高度概括。不妨，我们来分析一下柳宗元“愚”说的由来和发展，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

一

在语义上，愚与贤是一组矛盾概念，意思相反，泾渭分明。在柳宗元的诗文中，还有多组相类似的矛盾概念，如拙与智（《乞巧文》），巧与拙（《乞巧文》），贵与贱（《序棋》），“圣且贤与‘愚’”（《六逆论》）等。在一般情况下，“愚”含有贬义，如愚笨、愚顽、愚蠢、愚妄、愚乱、愚味、愚氓、愚瞽等。柳子的文章有对“愚”的讽刺、抨击。如《哀溺文》，通过一个“永之氓”因贪财被溺死的寓言故事，进一步刻画了那些“大氓”贪财不要命的丑恶形象。文章夹叙夹议，先描述“永之氓”被溺死的详细经过。五、六个永州人乘船渡江，因船破都下水泅渡。一个最会游泳的人却落到后边，因为他腰里缠着一千文钱，太重，游不动。已经渡过去的人站在岸上大声呼唤：“你愚蠢极了，胡涂极了！人快死了，还要那些钱干什么？”他却摇摇头，终于被滚滚波涛吞没了。作者发出感慨：“哀兹氓之蔽愚兮，反贼己而从仇”（哀叹此人胡涂而愚蠢啊，为了追求钱财反而害了自己）。“夫人固灵于鸟鱼兮，胡昧羁而蒙钩”（人本来就比鸟鱼聪明啊，这个人为什么愚昧得象鱼鸟一样落网上钩）。最后点题：死掉的人不值得哀怜啊，希望一般人听我的话改变这种愚昧的状态。可见，他介认为“永之氓”这类人是真正愚蠢、愚昧的。

在不同的场合，同一词语词义不同，甚至相反，这是中国语言的特色之一。

柳有时批判“愚”者，有时歌颂“愚”者，为何？因为内涵不同，他的《读书》诗一语道破了天机：“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不论什么“贤”者、“智”者都要接受自己理性的裁判。

二

柳宗元的称“愚”是与遭贬密切相关的。永贞元年（805年），“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柳宗元，自礼部员外郎贬为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再贬为永州司马，遭受残酷打击与迫害。在永州，继续遭到政敌们的攻击，谤毁交积，处境忧危，身心倍受摧残，自感“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复起为人”“复为士列”已无希望，大刀阔斧的改革更无能为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选择了复操为文之业的道路。在元和四年（809年）写的《与萧翰林俛书》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元和五年，柳宗元被贬永州五年之后，从河东龙兴寺迁居愚溪之畔。他改冉溪为愚溪，并写了《愚溪诗序》《愚溪对》及《八愚诗》（已失传）等诗文。这两篇文章是说“愚”最多的地方，可谓柳子诗文中“愚”之高潮所在，前者“愚”出现27次，后者“愚”也达10次。在《愚溪诗序》中，柳借题发挥阐述了改溪名为“愚”的来龙去脉。先谈愚溪之名的来历，这条小溪，由于姓冉的曾在这里住过，所以命名叫冉溪；也因为这条溪水可以染色，有人按它的功能命名叫染溪。接着笔锋一转，“余以愚触罪，滴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柳被贬永州后，先在龙兴寺赁居，元和五年“方筑愚溪东南为室”。柳为什么自称“愚”，命名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岛，并写了《八愚诗》？文中透露了改名的三个主要原因：

其一，与古代的愚公谷有关。据《说苑·政理篇》记载：齐桓公外出打猎，在山谷中遇见一位老翁，便问他这个山谷叫什么名字，老翁回答说叫愚公谷。齐桓公又问取名的来由，老翁说：由于他的母牛生了头牛犊，养大后卖了，又买了匹小马驹。有个少年说牛不能生马，这马肯定不是他的，硬把马驹拉走了。后来他没有去告状，邻居因此都说他愚蠢，称他为愚公，并把他所在的山谷取名为愚公谷。齐桓公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说，这并不是老翁愚蠢，而是政治不明的结果。老翁知道判案不公，即使打官司也打不赢，所以只得让少年拉走马驹。柳在这时表面上借以说明山水可因人的特点而重新命名，实际上暗示他自称愚人和给溪水命以愚名，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借贬当时社会的黑暗。

其二，因人的缘故。柳买丘购泉，建堂造亭，“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这里美好的自然景物，因人的缘故，都用“愚”名来玷辱了它们。“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显然，作者在这里以溪水自喻，独处南蛮之地，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不能为社会作贡献，自然成为“愚”人。这其中有难言的隐衷，可以推测出作者对“永贞革新”的依恋，对“利安元元”“辅时及物”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遗憾。

其三，“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宁武子是春秋时卫国大夫。《论语·公治长》载：“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是说宁武子在国家治理得好时便非常聪明能干：在国家腐败时，便装做愚笨的样子。他的聪明别人可以学到，而他装傻的本领，别人是学不到的。颜子即颜回，字子渊，孔子的门生。《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意即：孔子整天给颜回讲学，颜回从来不提相反的意见，好象个愚蠢的人。但回去考察他私下的言行，发现他不但完全理解，而且有所发挥，可知颜回并不笨。这段话的意思是：宁武子在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便装作很愚笨的样子，这属于有智慧的人装傻；颜回在听讲时整天不提相反意见，好象很愚笨，这是明智而装作愚蠢的人；他们都不能算真正的笨人。现在我遇上政治清明的时代，而我的言行却违背了常理，办错了事情，所以没有比我更愚蠢的人了。这里是正言反说。“永贞革新”是中唐时期少数不满现实的朝官为打击宦官及保守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改革腐败政治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李诵即帝位，王叔文一派实际上执掌了朝政，革新正式开始。柳宗元得到破格提拔，正如他自己所说：“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与萧翰林俛书》）。柳“以文字进身”，在改革中写了不少代表改革派主张的战斗文献，并负责起草有关政令、人事问题的诏诰制命，此外，还负责参与谋议、采听外事等工作，掌握了一部分实权。王叔文集团，被时人称之为“二王、刘、柳”，足可见柳在改革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故成为宦官及保守势力主要打击的对象。柳积极投入“永贞革新”，一是因为看到了宦官弄权、强藩割据带来的恶果；二是坚信自己参与的革新事业是正确的，因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干，显示了坚强正直的政治品质。遭贬后，继续遭到“饰智求仕者”的攻击、诬陷、摧残，于是只得象愚公谷的老翁、宁武子等人一样，装做愚笨的样子。政治清明实际上是社会黑暗的反说，带有强烈的讽刺性，与后面的“余虽不合于俗”矛头所指是一致的。

《愚溪对》同样是一篇与“愚”有关的重要文章。进一步回答了愚溪因人而得名的缘故，阐明了其深刻内涵。柳在文中通过假托与“溪之神”的对话，曲折详尽地表达了对“愚”与智的看法，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柳借“溪之神夜见梦”引述“恶溪”、“弱水”、“浊泾”、“黑水”、“贪泉”来反对衬“愚溪”之“甚清与美”，意味深长，笔锋辛辣。前五者名符其实，故有坏名称，经过万世也不改变。而冉溪“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卒不见德而肆其诬，岂终不可革耶？”柳子回答：“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你确实没有愚的实际。但是因为象我这样愚蠢的人而独独喜欢你，你怎么还能回避‘愚’这个名称呢！）“今汝独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虽欲革其名不可得矣！”（今天你独独招引我这样的‘愚’者居住在这里，又久住而不离去，因而你想改变‘愚’名也是办不到的了！）愚溪因人而得名，初步解决了名实不符的矛盾。柳子为什么自称“愚”者？文章道出了个中缘由：“夫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在‘明王’当政的时侯，都是智者被任用，‘愚者’被抛弃。被任用的应当靠近京城，被抛弃的应当到边远的地方去。）影射时政，对参加“永贞革新”的战友们遭贬表示了不平与愤慨。“汝欲穷我之愚说耶？”柳诉说了自己愚蠢的情况：“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以没吾舟”。这种种反常的行为，形象地说明了柳子的不合世俗。“吾是蹈坎井，头抵水石，冲昌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一方面，勇猛无所畏惧，使人联想到柳子在“永贞革新”中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因不知警惕，对政敌提防不够，对保守势力的反扑估计不足，因而遭到失败，故是“愚”的行为。心境冷寞，感情麻木了，所以显得“愚”：“何表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溪神听了以后也赞同了柳子的观点，甘受“愚”名，因而羞愧、怅叹，以至涕泪纵横，抱恨而去。读完全文，愚态可掬的柳子仿佛就在眼前，一个不从流俗，志在改革，勇往直前，而又无辜遭贬的不幸的形象，或隐或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孙昌武认为：“《愚溪对》写自己与溪神的答问，似乎是游戏文章，但却严肃地指斥了社会上的黑白颠倒、智愚不分”。（《柳宗元传论》）由此可知，柳子象《愚公移山》中的“智叟不智、愚公不愚”一样，不是真愚，而是假愚，不是不“智”，而是“智”。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愚”的自白，“愚”的宣言，通过“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的溪水的被“辱而愚之”，抒发了对自己无罪受辱境遇的愤慨。文章一愚到底，这是大智若愚的面纱，是愤世嫉俗的激辞，是反唇相讥、长歌当哭的斗争形式。

三

柳宗元大谈特谈其“愚”。可以说，这是他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饱经五年的打击摧残与天灾人祸，正当盛年的他已百病交侵，三十多岁就白发丛生，牙齿疏松，由于时光的流逝，愚溪及永州的山水之美，使柳子的心灵暂时得到一些慰藉。由于有了一个比较安静优美的生活环境，而“为量移官，差轻罪累”的希望已失望，“进取之意息矣”，于是，他“读百家书，上下驰聘”，专心致力于写作，“以文墨自慰”。这一段时间，柳子文思如涌，笔底生花，散文、诗歌、政论等佳构杰作不断，“国家不幸诗家幸”，柳子在政治上的失败导致创作上的成功。柳宗元以“愚”为题，以“愚”自喻，从“愚”生发开去，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愚”成了柳宗元精神的代名词，其影响也十分广泛，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创作中，他把愚者的失常态与智者的超常态糅合在一起，追求一种脱俗造化的境界，归纳起来，柳宗元所谈“愚”的深刻内涵及特点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讽喻时弊，对愚、智不分的黑暗现实表示无比愤慨！这一点，前面的分析已经涉及。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贬永途中，柳宗元饱经风雨，来到汩罗江畔。他凭吊了当年屈原投江的地方，怀念前贤，联想自己被贬的不幸遭遇，百感交集，积于内心的愤懑之情象火山一样爆发，于是写下《吊屈原文》这篇骚体杰作。文章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指斥，实质上是对社会现实的愤懑！字里行间处处漾溢着对屈原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的赞颂，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情思，抒发了“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义守义”的理想。永州十年，他饱经摧残，但并没有屈服，用笔做武器，撰写了大量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文学作品和政论。以祭祀为题材的《乞巧文》就是一篇颇具特色的文章。柳子以“乞巧”为题，在祭祀的特定环境之下，以自己的愚拙与巧夫、贵者进行种种比较，自认为“臣有大拙，智所不化，医所不改，威不能适，宽不能容。”上天“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嚚昏莽卤，朴纯枯朽。”而巧夫“沓沓骞骞，咨口所言。迎知喜恶，默测憎怜。摇唇一发，径中心原。胶如钳夹，哲死无迁。探心扼胆，踊跃拘牵。”对巧夫迎合权贵，攀附权贵以及巧夫与权贵如胶加钳夹一样的关系做了入大三分的剖析。他在文中质问道：“天孙司巧，而穷臣苦若是，卒不余畀，独不可酷欤？”（天孙是主管智巧的，却使我这样愚笨，始终不赐给我智巧，为什么独独对我这样冷酷？）愚者的矛头直指巧夫及其社会背景。他在文中列举了一系列反常现象，认为天地之大，包含大海高山，却无“臣身”落脚之地，连蚂蚁、蜗牛都不如；作为万物之美的人，自己处处都受到侮辱，“彷徉为狂，局束为谄；吁吁为诈，坦坦为忝。”全文就这样运用曲笔，对当时贵族官僚、宦官政客们佞媚巧诈的丑恶咀脸进行了无情揭露，对黑暗的政治和龌龊的官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批判。而《答问》采取回答形式，以完全自嘲的口吻，把自己和那些所谓“贤智”而显进者两路夹写，通过反复的对比映衬，痛快淋漓地倾吐了满腹的悲愤。最后，以自己的歌声结束了全文：“尧、舜之修兮，禹、益之忧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跹跹蓬（上为“卄”下为“翟”），乐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兮！”在著名的《封建论》中，他分析批判了不利于任人唯贤和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分封制，指出郡县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宏观形势要求所使然。这是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历史观。文章总结说：“夫天下之道，理定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矛头所指是“父子相承”、“以地相传”的藩镇割据的现实，真是一针见血，石破天惊。

第二，提出了包含仆素唯物主义因素的贤愚观。历代的统治者都将人分为“上智”“下愚”两种，散布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尽管柳宗元也认为人的聪明智慧存在差别，古代人之所以讲天，只是用来愚弄无知识的百姓，而不是对聪明智慧的人说的。但在《观八骏图说》中指出，圣人是人，不是神，传说中讲“伏羲曰牛首，女娲曰其形类蛇，孔子如倛头，”都是荒诞不经的，“尧、舜与人同耳。”他认为骏马存在马群里，圣人存在人群里，“诚使天下有是图者，举而焚之，则骏马与圣人出矣。”在《非国语上·料民》中指出：“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在《六逆论》中，他通过评论《左传》记载的“六逆”之说，阐述了关于任用贤能的观点。柳宗元主张，对于人才，只要是“圣且贤，”那么，虽然是贱、远、新，都应重用；相反，如果是“愚”，那么，尽管是贵、亲、旧，都不应重用。他指出：“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从其不可固也。”（《六逆论》）即：如果高贵的人是愚蠢的，下贱的人是圣哲而且贤能的，那么，让这种圣哲而且贤能的下贱人来妨害那种愚蠢的高贵人，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做法正是治国的根本原则。难道可以舍弃这种做法而去顺从那种“贱妨贵”的说法吗？这当然是不可以的。他批判了《左传》把“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看作“乱之本”的传统观念，反对用人看贵贱、亲远、新旧，主张只根据“贤”、“愚”作标准。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中，他主张选拔人才时不仅根据辞章，还必须“观其行，考其智”，看是否德才兼备，可以“化人及物。”这与孟子的观点是一致的：“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舆？……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所谓故国者·梁惠王下》）在《愈膏肓疾赋》中，柳认为“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面临丧亡的国家，就靠贤哲的人来扶持匡正），“圣贤之异愚也”（圣贤不同于愚笨）。他批驳了“冶国在天”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坚持了“冶国在贤”的进步主张。他还进一步指出：“贤者之兴，而愚者之废；废而复之为是，循而习之为非。”（《全义县复北门记》）认为兴废革新的是贤者，而因循守旧的是愚人。柳通过卢遵修复全义县城北门这件事，批判了吝啬保守、愚昧迷信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贤莫大于成功，愚莫大于吝且诬”的观点，并“推是类以从于政”，提出了“由道废邪，用贤弃愚”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改革弊政，“宜民之苏”的进步思想。他晚年任柳州刺史四年，坚持改革，尽心吏治，为国为民，政绩显赫，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贤愚观。

第三，大智若愚，外愚内智。这既是柳子的自我写照，也是他的斗争策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柳也认为：“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辨，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白居易在讲到中唐的坏风气时说：“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住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廷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寝以成习。”（《策林·使百职修皇纲振》）但柳宗元不怕触犯天颜，不避权贵，敢冒世俗的讥笑辱骂，讲别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这在当时政风腐败，他又身处黜辱的情况下，更是难能可贵的。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愚蠢狂悖”，但实际上说明了他是一个有主见的进步的思想家，抱定了救时济世之志为人为文。遭贬后，他“长为孤囚，不能自明”，肌肤干瘦，神色衰颓，但内心“不变其操”，坚持理想，矢志不渝。表面上徜徉山水，与渔民农夫往来，以闲适为乐，甘为永州民。实际上，刻苦刻读，钻研圣人之道，吟咏《离骚》，抒发孤愤，写下了大量闪烁理论光辉的著作，奠定了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基础。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科学家，由于执著坚韧的追求,注意力高度集中,养成一种职业敏感，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因而不拘小节，近乎痴呆，显得有点傻。这些大脑发达、智商高的人，小脑自然简单一步，以保持某种生理平衡。从这些智者的愚态中，难道我们不可以猜想柳子当年的神态吗？

值得指出的是，柳经常运用曲笔反语，以委婉表达自己的难言之隐，正话反说，以便于表达愤世嫉俗之情。这交际上也是大智若愚和一种具体表现。他的《惩咎赋》是一篇曾被人误解、歪曲的文章。晁补之说：“宗元窜斥崎岖蛮瘴间，堙厄感郁，一寓于文，为《离骚》数十篇。惩咎者，悔志也”。柳宗元在赋中写道：“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用于世也。”以完全肯定的口吻追述了永贞期间的活动。“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如果有可能，决心把以往未竞的事业付诸实施。这哪里有“悔志”的味道呢？惩咎者，即惩前毖后之意，吸取教训，不犯以前的错误。如果说“永贞革新”有教训的话，根据《佩韦赋》、《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第二书》等文所说，无非是刚有余而柔不足，方有余而圆不足，坚定有余而灵活不足，自信有余而戒惕不足。柳在《惩咎赋》中所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为什么柳在有的文章中说自己“罪大”、“愚蠢狂悖”，显然是曲笔。因为一个朝廷定了案的“罪人”要明目张胆与朝廷抵触，来冒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之余这个天下之大不韪是绝对不容许的。特别是，柳子遭贬后，继续遭到政敌们的攻击，不得不以“负罪臣”自称，涂上一层保护色，不得不装成“怪民”，以对付那些象狗一样汪汪叫的落井下石之徒。由于处境恶劣，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故常常以“愚”者自居，为人为文都运用了长歌当哭的方式。他说的一些自嘲的话，基本上都是反语。

第四，坚持理想，“愚”不能改；不知愚陋，素意如此。柳在《与萧翰林俛书》中说：“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怨，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仁者，更詈仆以悦雠人之心，自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对“圣朝”与“饰智求仁者”上下一致迫害进行了强烈控诉。他虽然饱经摧残与迫害，但表示：“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授摈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坚持信仰，九死未悔，而且言信行果，付诸实践。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道：“宗元早岁，……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还说：“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死无所撼。”（《贞符》）他为国为民，坚贞不屈，坚持理想，终生不渝，为了阐明圣人的中正之道，使它流传施行于人世，造福于生民，就是死也毫无遗憾。这种顽强的斗争精神，是应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他的《笼鹰词》写道：“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抒发了借助秋风，冲破羁绊，直上蓝天的凌云壮志！即使创伤累累，囚禁牢笼，理想之光仍未泯灭。苍鹰的形象可以说是柳子的自喻，充分显示了他“冲罗陷阱，不知颠踣”的“愚”劲。而柳子在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下，能够“贬名绝命，不负所知”，主要在于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利安元元”“辅时及物”的理想，“利于人，备于事”的目的。于是能够做到：“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抱拙终身，以死谁惕！”这与屈原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第五，“愚”也受“统合儒释”的影响。柳宗元好佛，目的在于以儒统释，他认为佛教“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他还认为“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送僧浩初序》）这与他为了忘却哀伤去寻求山水之乐的想法相吻合。在诵习佛经及与僧人交往中，使柳的“愚”说也曾受到影响。佛教有《贤愚经》《百愚经》等，《百愚经》出自古印度愚人故事，不少佛经都说到“智者以譬喻得解”。柳写了大量寓言，塑造了一系列对立的艺术形象，如同一文中的黔之驴与虎（《三戒》），白羲、騄駬与跛驴（《答问》），牛与羸驴（《牛赋》），不同文中的蝜蝂尸虫、鼠与笼鹰、跛鸟、鹘等，作者运用比喻等手法，歌颂善者，抨击丑类，这恐怕与受佛学影响不无关系。在《愚溪诗序》的结尾说：“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日，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柳与愚溪物我合一，同归一处，这与《始得西山宴游纪》中“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是一致的，有佛教的超脱之感。作者好象已溶化在万物里，物与我成为浑然一体，空虚寂静，情景交融得感不到自己的存在。实际上采取了与“永贞革新”迥然不同的更加巧妙的斗争方式，借景抒情，讽喻时弊，以愚而不愚。

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