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为人师”的教育家柳宗元

 吕国康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773-819），在文学上的贡献彪炳千秋，在教育上的成就却鲜为人知。柳的一生虽然没有像孔子一样有教育专著，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然而，他不但重视教育理论，也非常重视教育实践，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尽管他因参加“永贞革新”而遭贬，“避祸”、“不敢为人师”，但他有关教师的作用、为师的标准、教育方法、学习方法的论述散见于给友人与青年的书信中，反映出他进步的教育思想。

一、师道观

首先，柳宗元与韩愈一样，认为师道是十分重要的，是不可废的。他配合韩愈的《师说》，写了《师友箴》，针对当时士大夫群里形成的一种耻于从师求学的不良风气，挺身而出，捍卫师道尊严。他在文中写道：“今之世，为人师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这就从师与道、师与人才成长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着眼，充分说明了师的作用和从师的重要性。如果人类社会都不从师，世道就不存在了。韩愈为师的目的，是“传道、授业、解惑”，柳宗元所乐为的，是“言道、讲古、穷文辞”。两人都强调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传道，要用做人的道理教育学生，使他们懂得社会规范，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员。他指斥当时腐败的教育，主张革新政治以培养利人济世有真才实学的君子。

其次，关于择师的标准，柳宗元主张“中焉可师，耻焉可友。……道苟在焉，傭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也就是说，选择老师不应以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为先决条件，而要看他是否真正掌握了儒家的大道。

有没有“道”，这是一个能不能为人师的问题。对于一个“太学立儒官，传儒业”的教师，是否有一个具体标准呢？柳宗元认为需要有一个标准。他明确提出：“宜求专而通，新而一者，以为胄子师。”（《送易师杨君序》只有那些在业务上既有专业知识，又能旁通百家、博识多艺的人，明圣道，而又日日新，不断进步的人，才能担任国子监的教师。柳宗元在这里所谓“专”是指当时“传儒业”中的专业，即是学易、学礼、学诗等，也就是韩愈说的“六艺经传”之业。他所谓“新”，是要博采众说，敢于创新。所谓“一”，就是要“本承孔子”，学贵专精，不能“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去标新立异。这样才“不违古师以入道妙”。

第三，提倡“有教无类”。在招收学生上，他提出“师儒之席，不拒曲士。”（《与太学诸生喜谐阙留阳城司业书》）冲破当时认为收容狂惑小生，说是纳污，有失“人师之道”的尊严。他力辩：“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则，不拒枉材。”（同前）意思是说，俞跗、扁鹊这类良医，都不拒绝病人看病。木工师傅不拒绝给弯弯曲曲的枉材下墨绳。当师儒、做教师的，为什么要把狂生顽童关在门外呢？所以他提出“不拒曲士”。这与孔子的“有教无类即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教育的平等观。他强调后天学习，认为君子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后天学习培养起来的。他说平常人和仲尼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平常人志向明确，后天努力学习，可以变成仲尼；若仲尼失去明确志向，不再努力学习，也会变成平常人。这体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教育思想。

二、教学态度与教育原则

柳宗元对求学者总是竭诚相待，循循善诱。他曾对严厚舆说：“幸而亟来，终日与吾子言。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在这里，反映了他教学态度上的三个特点：1、认真。他对前来的求教者，自己的态度是“不敢肆”，意思是一定严肃认真，不敢马虎大意。2.坦诚。不吝啬自己的知识（“不敢爱”），“有诸内者不敢爱惜”，即慷慨地、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3.耐心。他学习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不敢倦”），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与青年接触，不但不嫌烦冗，还从交谈中体会到切磋琢磨的乐趣，“幸而亟来，终日与吾子言”，表现出对学生和蔼可亲的态度。另外，柳宗元在教学态度上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交以为师”，即与学生互教互学，取长补短，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这是柳宗元作为后学之士良师益友的崇高情怀的袒露，也是他诲人不倦的感人形象的生动写照。

因材施教是柳宗元遵循的重要教育原则。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教育方法。对优良的因势利导，加以诱发、奖掖，使它更好地成长，“出”而伸之；对那些不足的，就耐心细致教谕，弥补其阙，以滋其壮。具体来讲，对那些确有才华而谦和恭谨的青年，他给以表彰鼓励，增进他们的自信心。如称赞吴武陵的文章“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有的青年有急躁情绪，柳就劝诫他不要只务虚名，一心希望崭露头角。还有的人自我满足，寄文章给柳宗元只是为了得到他的赞赏，柳就写信：“夫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抑，无可私者。秀才诚欲令吾俯手，则莫若增重其文。”（《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提出委婉批评使对方乐于接受。至于个别“悖乱浮诞”的青年，学无根底却又沽名钓誉，接二连三地写信寄文，奉承阿谀以博褒奖，柳宗元就进行“不教之教”，不予对答，而目的仍在于启发对方深思猛醒，改弦更张。这种有针对性地采取灵活多祥的方式教育学生的方法，是应当肯定的。

柳宗元重视言传身教，环境育人。他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律己才能律人。他责备韩愈自己不愿为史馆修撰，却“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去干工作，影响不好。“不勉已而欲勉人，难矣哉。”（《与韩愈论史官书》）正因为如此，在教育问题上，他非常重视社会环境“陶煦”。他在给杨诲之的信中说：“则足下本有异质，而开发之不早耳。然开发之要在陶煦，然后不失其道。则足下亦教谕之至，固其进如此也。”他承认人的素质有差异，而素质优异者，只是人才成长的一个良好条件，主要还靠后天开发。开发的重要途径，一是教育，二是生活环境的“陶煦”。他认为认真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环境生活实践中耳濡目染的“陶煦”，得使儿童潜移默化，收效益显。

三、学习态度与方法

柳宗元除了提倡认真、坦诚、耐心的教学态度外，还主张“慎勿”、“慎思”与“论说辩问”的学习态度。

针对当时青年人在学习上轻浮躁进的时弊，柳宗元告诫他们必须做到三个“慎勿”：“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他认为，荒诞神怪的书不能读，因为“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要有目的、有系统地学习儒家经典著作。柳宗元主张旁推百家、博览群书。但他讲的“博”也不是随意涉猎，他认为要“博而守儒”。如果博而不守儒，那就会“杂”。一“杂”就不能有所成了。学习要扎扎实实、循序渐进，不能赶浪潮、求速显。他强调指出：“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玉珠者不虞殍死矣。”

柳宗元与前人一样主张“慎思”，以发挥学者的主观能动性。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慎思之则一益也。”更可贵的是，他不仅主张慎思，而且论述了怎样慎思的问题。他认为一方面不要“悬断”，对别人提出的问题要慎重思考，不要轻率地下断语。另一方面要究穷，即对学术问理要深入调查、研究、考证，要究穷到底，彻底弄清。他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可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他认为对前人的学说有不同的观点或看法时，首先要认真研究他的原作，弄清它的真谛，通过认真研究，发现他的结论确实不够确切或错误时，才可把它纠正或否定，而立新说。在研究范围上，他提倡“内考诸古，外考诸物”。既要钻研历史文献、历史史实，又要研究客观现实、事物规律。在学习方式上，他还倡导“论说辩问”法，即今天的讨论法。他指出，讨论的目的要明确，要抓住要旨，不要猎奇务新，他说：“不为他奇以立名氏，姑务达其旨。”（《送易师杨君序》）他主张讨论时要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既要撒得开，又要紧扣中心，做到“挥散而咸同”，通过讨论，把那些幽昏、深奥、模糊难理解的向题彻底弄清楚。

柳宗元一生“不敢为人师”，一方面作为一个被朝廷贬谪的“罪人”，出于“避祸”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当时“师友道丧”这种现实的不满。其实，柳宗元内心并非不愿为人师，鉴于险恶的社会现实，考虑到自己的困难处境，他不得不“避师名”，希望“取其实而去其名”，这样，既能“明道”，又可避祸。不挂师名，能够更自由地明道，避免“群犬”的吠怪和朝廷的非难。根据柳集统计，受过他指导的后学之士有名有姓的不下二十人。对此，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作了这样的评述：“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不图为人师之虚名，唯求师人之实效。他热心教育事业，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杰出的才能，以及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出不少“名士”。

柳宗元不愧为唐代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闪射着唯物主义、辩证观点和民主性的光芒，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一些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

199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