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的“德治”与“民本”思想及其渊源

         吕国康

作为一代思想学术大家的柳宗元，无论是在朝庭“超取显美”，还是身处逆境，谪居永州，他都“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在继承舜“德治教化”与“以民为本”思想的基础上，他顺应社会发展的形势，敏锐地关注现实的矛盾与问题，在理论上大胆创新，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以推动历史的前进。

蔡靖泉研究员认为虞舜是“圣王典范”，其人格品德、行事作为主要体现在“孝顺友悌”、“仁义谦和”、“勤于民事”、“明哲贤能”、“推德怀远”、“安邦定国”六个方面。^[1]王田葵教授对舜帝道德文化的内涵归纳为四个方面：(一)爱亲、重教、宽容仁慈的人伦道德（人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二）勤劳守信、乐于助人的职业道德（人与职业的关系）；（三）勤政爱民、选贤任能的社会道德（人与社会的关系）；（四）自强不息、不断追求的宇宙道德（人与自然的关系）。^[2]他们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德治”与“民本”思想。我们认为，“德治”与“民本”思想是舜文化的基础，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尧天舜日”、“天下为公”是理想社会的象征；“舜勤民事而野死”，是贤哲心中的楷模。可以说，柳宗元一生追求“圣人立极之本，显大德，扬大功。”（《贞符》）^[3]

一

我们要研究柳宗元的“德治”与“民本”思想，首先要弄清他的思想体系。

柳宗元在文章、书信中一再强调“圣人之道”，“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与杨诲之第二书》）^[4]并表明自己的志向：“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惟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5]这说明他的思想乃是以儒家为正宗的。但他提倡的尧舜之道，以辅时及物、利安元元为准则，名义上以儒家为旗帜，实质上兼采老、庄、杨、墨、申、韩诸家学说，甚至汲取佛学的某些内容，一切以合乎形势要求，以有利于“佐世”为依归，而不固执于儒学。柳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直抒胸臆：“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6]韩愈在《原道》中指出：“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表面上看，两人都推尊儒道，实际上存在明显的差别。韩愈以儒家正统的继承者自任，其所谓圣道，则重在伦理纲常，且宣扬“天命论”“圣人说”。而柳宗元与时俱进，在言道的同时，又提出了“大中”这一概念，有时称之为大中之道，有时曰中，有时称为中道、中庸、时中、中正、直道、当等。柳宗元所说的大中之道与韩强调的圣人之道，两者的关系如何呢？

请看柳宗元自己的解释：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7]

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时令论下》）^[8]

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断刑论下》）^[9]

他认为，所谓圣人之道，其主要内容就是“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要“利于人，备于事”，要“立大中”，要探求“当”。“当”即中正不偏，符合大中之道。由此可见，他提倡的大中之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圣人之道、尧舜孔子之道，而是对儒道的改造和创新，也可以说是新儒学的发端。

陆质是“异儒”啖助、赵匡的高第，唐代著名的《春秋》学者。他首开了后世舍传议经的风气，具有不迷信传统的批判精神。柳深受陆质的影响，曾拜陆质为师，刻苦钻研陆质著作，陆质是他精神上的导师。他称赞陆质说：“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胶轕上下，而不出于正。”^[10]这里的“以生人为主”，就是柳宗元所讲的“生人之意”、“利于人，备于事”、“急生人”；而“以尧舜为的”，也正是他说的“邀尧舜与之为师”，“跨腾商周、尧舜是师”，“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柳所讲的“生人”、“元元”，自然包括农民、市民在内，是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相当于如今的“人民”、“民众”。

不可否定，柳的一生受到儒家的传统教育，“儒家的仁政理想成为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其源头在尧舜之道。而尧舜正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民本”思想的创造者与实践者。《尚书》是孔子整理的，是中国第一本历史书。虽然学术界对《尚书》某些篇章的真伪问题存在争议，但“尧典”“舜典”记载尧舜禅位，“公天下”的事情，与《史记》相类似。孔孟是儒学集大成者，他们对舜的主要德行进行了归纳、推介，将其思想纳入儒学的道统。孔子的《论语》有“雍也”“述而”、“泰伯”、“颜渊”、“宪问”、“卫灵公”、“尧曰”等七章谈及舜。孔子极力称颂舜的大孝大德：“子曰：舜其大孝也欤！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中庸》第十七章）孟子更是“言必称尧舜”，引述舜的史迹更多。孟子曰：“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章句下》）对舜的“仁义”给予充分肯定。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我国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了公元前310年至前300年间制作的800多枚竹简（13000多字），其中有《唐虞之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这不仅揭示了舜道德文化的内涵，还涉及与儒学的关系，并为《尚书·尧典》提供了新的佐证。

还需指出的是，舜文化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其思想体系属于原始共产主义范畴。而儒学形成于封建社会，受阶级社会的影响，在天人关系中存在“神人合一”的神秘主义内容，相信所谓天命。如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也认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孟子·万章章句上》）柳宗元扬弃了儒学中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继承了荀子“天人相分”的理论，把儒学的“德治”“民本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层面。

二

谭双泉、曾静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道德、政治、法律三位一体，从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道德政治模式。” ^[11]

柳宗元的“德治”思想，其内涵包括德治教化和实行仁德、仁爱等，体现在多方面。一是对尧舜“德治”的首肯。《贞符》开头花不少笔墨叙述说了原始社会抢夺、争斗和动乱的状况，赞扬了黄帝、尧舜对国家的治理，建立起大公之道。文章提出：“于是有圣人焉曰尧，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运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统率。尧年老，举圣人而禅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观之，厥初罔匪极乱，而后稍可为也。非德不树，故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俊德’；于舜曰‘浚哲文明’……。”^[12]对尧舜管理国家、启用能人、禅让，建立大公之道的德行十分崇敬。柳宗元还写有专门谈舜禹禅让的《舜禹之事》，代永州刺史冯叙作的歌颂舜德的《舜庙祈晴文》。在后文中，赞扬“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玑，七政以齐。九泽既陂，锡禹玄圭，至德神化，后谁与稽？勤事南巡，祀曲以跻，此焉告终，宜福遗黎。庙貌如在，精诚不睽。”他的《论语辨二篇》，上篇对《论语》的编者提出质疑，经过分析，认为这部书不是孔子弟子记录整理的，而是曾参的弟子最后编成的，下篇对《论语》开头引用尧、舜的话进行分析，认为《论语》这部书的重要，再没有比这段话更重的了。“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尔万方。’”^[13]这是孔子常常诵读圣人之道的话啊。在《天对》这一哲学著作中，他根据《尚书》、《史记》记载的史料，淋漓尽致地歌颂了舜的仁爱、圣德。“尧舜之君”“尧舜之氓”是他向往的美好社会。

二是主张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章句下》）对舜以仁义之道而行给予肯定。在《四维论》一文中，柳宗元批评《管子》一书，把礼、义、廉、耻相提并论作为四维，而不分主次，是错误的。他认为，仁义是国家的纲维，此外不能有别的东西可称得上纲维。这说明柳主张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在该文中，他还做了具体阐述：“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义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 ^[14]可见，主导恩德、主导断事的仁义是最根本的，其它道理莫不包含在仁义之中；只要做到了仁义，其它各项要求就容易做到了。在《时令论》（下）一文中，柳说：圣人作教化的根本点，是树立中道来做后人的典范，让后人来效法实行。这个中道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叫做五常，意思是说，这是应该经常坚持实行的准则。并且把这些道理作为防止昏庸乱道的方法，勤勤恳恳地记载在典籍文献中，让人们用来挽救国家的危亡，消除社会的动乱，使国家兴旺和安定，教人们永远信守，不要废弃。^[15]

三是阐述以“仁德”、“仁爱”为主的道德观。“德自舜明”，“德为先，重教化”可称之为舜文化的灵魂。柳宗元以为：“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也。仁义忠信犹春秋冬夏也。举明离之用，运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时而行阴阳也。宣无隐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备四美而富道德也。”^[16]意思是：道德对于人来说，就好比阴阳在天一样；仁、义、忠、信，就好比春、秋、冬、夏一样。天发挥光明照耀的功用，运用永恒持久的道理，这就成为四季变化和阴阳运行。人发扬鉴照无遗的聪明，具有永不消失的意志，这就具备仁、义、忠、信这四种美德而使道德完善起来。柳宗元弘扬“尧舜、孔子之道”，设计、构建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生活，具有以下特征：

（一）俭朴——“人用足而不谋”，即百姓的给用就富足，而且不会骄逸；

（二）谦让——“遵分而进善，其道不斗”，即百姓就安守本份，而且乐于做善事，这样就不会发生争斗；

（三）谋虑——“通于远而周于事”，即就会事事想得长远而且周到；

（四）和睦——“仁之质”，即是仁的根本；

（五）儆戒——“义之实”，即是义的内容；

（六）淡泊自娱——“安而久于其道”，即社会就会保持安定，而且能使王道长久。

这就涉及了社会道德及社会风气等问题，章士钊先生对此进行了概括：“《晋问》之卒章，歌颂唐尧之遗风，谓致太平必以尧为准，夫准者何也？简而举之，一尚俭，一克让，循循缩缩，两言而已”。 ^[17] “尚俭”“克让”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四是提倡“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在《贞符》一文中，柳宗元一针见血批驳了董仲舒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说法，用“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代替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同时，他还根据历史事实，说明未有丧仁而久、恃祥而寿的道理，要求帝王思德求仁，争取人心，指出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他在结尾借皇帝之口强调：“谌哉！”于是废除了那些讲美好祥瑞符命的奏书，研究真正符命的深奥含义，考虑恩德还有哪些不够深厚，探求仁义还有哪些不够完备，用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按照仁德精神恭敬地专心治理人间事情。他以“仁德”、“仁爱”为主线，宣扬忠孝、信义，提倡谦让、和睦，对官吏提出勤政、廉洁的官德要求。他歌颂尧舜“举贤”“禅让”的美德，要求帝王征询臣民的意见；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严刑峻法，赏罚分明。

三

我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思想，是以儒家为主体把仁义道德规范运用于政治领域而形成的学说。孔子在论政时，反复强调了“礼”和“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伦语·八佾》）并进一步阐释“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使民如承大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孟子提出的“仁政”学说，其基本内容就是“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同上）等。管子更是认识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对儒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概括起来就是“以生人为主”、“利安元元为务”。正如孙昌武教授所言：“柳宗元对民众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关心贯彻了他的终生，成为他人生的指针，也是他奋斗不息的动力。他不论处在什么条件下，总是一再地讲：‘贤者之作，思利乎人。’‘仕虽未达，无忌生人之患。’他自身更是为‘光功济物’，‘交利于人’而不懈地努力。” ^[18]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变迁兴衰，决定于“生人之意”。他在《贞符》中，主要阐述帝王受命于“生人之意”的观点，认为帝王真正的受命之符是仁德，是生人之意，而不是天命。他批驳了董仲舒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说法，用“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代替了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他从人类社会的萌芽、发展、治理，到尧舜大公之道的建立，肯定了历史上有“非德不树”的传统，肯定了孔子在《尚书》中称赞尧“能明大德”；舜“极其圣哲而智慧”；禹“文命恭敬地继承了先帝的德业”；商汤王“能宽容仁德，取信于广大人民”；周武王“能行正道的太王的曾孙”。他还根据历史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论证，说明未有丧仁而久，恃祥而寿的道理，要求帝王思德求仁，争取人心，指出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他还在《梓人传》中提出“彼为天下者本于人”的观点，表现出他对人的作用的重视。这充分表明，柳宗元已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作用。二是为政之要“在于利民”。柳宗元主张为政者要以“生人为主”，要“心乎生人”，“思乎生人”，考虑“生人之患”，也就是“在于利民”。他曾反复表明自己的理想：“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还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过，他不为举科第、登朝庭，也不是慕权贵、为将相，而是乐行其政，理天下。他说：“仕虽未达，无忌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19]贬谪永州十年，他关心民间疾苦，在《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作品中大胆揭露苛政猛于虎、重赋胜毒蛇的苦难现实，敢为人民鼓与呼！在柳州任刺史四年，他勤政爱民，除弊兴利，受到百姓爱戴。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大加赞赏：“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聚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候之至，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民既皆悦喜。”在《晋问》中，他用浓墨重彩描绘了晋地山川壮丽、物产丰富的美景，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文中追溯了晋地历史上两个辉煌的时代：春秋的晋文公时代和上古的尧舜时代。柳认为，晋文公的霸业虽然其功可嘉，但远不及尧帝的王者气象。尧的时代是理想社会的楷模。他通过对尧舜的赞颂，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文中，他通过拟设的吴子之口说：“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已，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往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是也。”^[20]描写了理想社会的生动图景。柳深刻认识到“利民”和“民利”的不同，提出为政者要关心“生人”，不仅要制订惠民的“利民”政策，更重的是引导老百姓走上“民利”。他还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讨论为政之要，认为当官“不仅在于完成国赋税，供给官吏薪俸，满足了自己需要就算了”，“还要使人民生活富裕，人丁兴旺，并大兴教化等等，作为自己的重大职责”， ^[21]并提出减轻农民负担，理进行赋税改革的希望。

三是宣扬“官为民役”、“民可黜罚”的民主思想。早在长安时，柳宗元就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22]柳宗元在贬永期间，结认了零陵县代理县令薛存义，对他任职仅两年，“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作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的政绩评价颇高，为他送行时，写下《送薛存义之任序》，文章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从而又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苦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21]在这里，柳宗元提出“官为民役”“民可黜罚”的思想，把民本思想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民本思想的实质，是君主专制下的重民思想，通过重视民生问题来巩固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不管重视程度如何，一般没有改变“君为民之本，民为君之臣”的关系。柳宗元却把官与民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颠倒为“役”与“主”的关系，破天荒地指出民是“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的雇主，官则是民的受雇者。雇主可以雇用佣者，也可以罢免、处罚佣者。对官民关系的深刻阐述，具有石破天惊之力！这实质上已从“为民作主”上升到“人民作主”的理论范畴，闪灼民主思想的光芒！章士钊先生在《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中指出：“子厚之优异者，在主张民为至上，凡事之病于民，或与民无涉者，皆当毁弃”。这是非常中肯的。柳批判了“治国在天”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宣扬“治国在贤”的进步主张，他认为一个人的成就是“功在社稷，德在生人”。他一生以屈原为楷模，忧国忧民，上下求索。他认为兴废革新的是贤者，因循守旧的是愚人。在《全义县复北门记》中，他对卢遵为恢复交通，方便百姓而修复被堵塞一百多年的全义县城北门这件事大加赞赏，并批判了吝啬保守，愚昧迷信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贤莫大于成功，愚莫大于吝且诬”的观点，并“推是类以从于政”，提出“用道废邪，用贤弃愚”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改革弊政，“宜民之苏”的进步思想。柳除了在政治上反对宦官擅权、封建割据之外，还主张刷新吏治。在《愈膏盲疾赋》中指出：“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他对中唐以后吏治腐败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对“无之而工言者”、“无之而不言者”两类官进行愤慨指斥。他在《与杨京兆凭书》是指出：“无之而工言者，贼也。”“无之而不言者，土木类也”。对那些腹内空空，而却巧于言词，满口高腔大调，颇能迷惑人的人，特别是那些既无口才又无内才，俨然忠厚长者得以混迹官场的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对为政，柳提倡“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的作风，主张考核官吏政绩的优劣而决定提升或降职，着眼于是否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对为政清廉、政绩显著的极力称赞。在《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零陵三亭记》中，对吕温、薛存义的政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段太尉逸事状》中歌颂了段秀实关心人民、不畏强暴、廉洁正直的高尚品质。他对贪官污吏的抨击突出表现在他的一系列讽刺小品中，如《蝜蝂传》、《憎王孙文》、《吏商》、《鞭贾》、《哀溺文》等，形象生动，爱憎分明。

 综上所述，柳宗元的“德治”、“民本”思想，其源头在尧舜、孔孟之道，既有继承、扬弃，又有创造、发展。他以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哲人的睿智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其精神遗产至今闪射民主、进步的火花。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重要思想和执政理念可以看成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代最完美的体现，与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存在某种源流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唐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的伟大。

主要参考文献：

[1]蔡靖泉：舜歌《南风》与舜化南国[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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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柳宗元：时令论上[J].柳宗元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10:89.

[9]柳宗元：断刑论下[J].柳宗元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10:91.

[10]柳宗元：文通先生陆给事墓表[J].柳宗元集卷九.北方中华书局出版，1979.10:209

[11]谭双泉、曾静：略论李大钊对传统道德观的批判与改造[J].《湖南社会科学》1995（1）：72.

[12]柳宗元：贞符[J].柳宗元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10:31.

[13]柳宗元：论语辩二篇[J].柳宗元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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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柳宗元：时令论下[J].柳宗元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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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柳宗元：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J].柳宗元集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1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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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政理书[J].柳宗元集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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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