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改革思想与人格魅力

 吕国康

柳宗元从小立志报效国家，“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他刻苦攻读，积极进取，贞元九年（793）21岁考中进士，步入政坛后，“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书》）“利安元元”“辅时及物”是他的崇高理想与精神动力。永贞元年（815）33岁的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积极投入“永贞革新”，改革失败后贬谪到到永州、柳州达14年之久，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改革。他的改革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其人格魅力令人赞赏，独有千古。

柳宗元怀着“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公瑾论仕进书》）的抱负，义无反顾地投身“永贞革新”，其目的是中兴大唐王朝，为老百姓谋利益。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在唐顺宗李诵的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斗争，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革新的内容包括：力主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割据，强调任人唯贤，否定任人唯亲，呼吁合理征赋，谴责横征暴敛，以求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正如清代王夫之所评价“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读通鉴论》），史载“百姓相聚欢呼大喜”。风华正茂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保守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革新集团被称为“二王、刘柳”，可见他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永贞革新”虽然不到半年便被扼杀，但却有力打击了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利国利民，震动全国。遭贬后，他“读百家书，上下驰骋”，关注社会矛盾，将“忧国忧民”意识上升到理性思考，发愤著述，宣传改革思想。

柳宗元一生以宣扬、实践“大中之道”为己任。章士钊先生认为“子厚等信大中之道，其源出于《春秋》，为陆淳先生所讲授”，“柳文立大中为准绳，万变不离其宗”。（《柳文指要》）据统计，柳集中有11处提及“大中”，12处提及“中”，7处提及“中道”，3处提及“中庸”，3处提及“中正”，3处提及 “时中”，还认定“当”就是大中之道。说法不一，内涵相同。他解释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时令论下》）“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断刑论下》）所谓圣人之道，其主要内容就是“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要“利于人，备于事”，要“立大中”，要探求“当”。“当”即中正不偏，符合大中之道。他提倡的大中之道，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圣人之道、尧舜孔子之道，而是对儒学的改造和创新。“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胶輵上下，而不出于正。”（《文通先生陆给事墓表》）柳所讲的“生人”、“元元”，是一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相当于今天的“人民”、“民众”。宣扬大中之道的目的，一是“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二是“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在逆境中，仍坚定表示：“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晚年任柳州刺史四年，他勤政爱民，除弊兴利，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既皆悦喜”，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大中之道”。

主张“天人相分”，认为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传统的儒学中，存在“天命论”“圣人说”的唯心主义倾向。柳宗元在永州完稿的《贞符》，批驳了董仲舒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说法，阐述帝王受命于“生人之意”的观点，认为帝王真正的受命之符是仁德，是生人之意，而不是天命。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代替了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在天人关系上，韩愈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类分割了自然界，得罪了上天，就要遭到惩罚，如果能够制止人类对自然界的分割，就会得到上天的奖赏。柳为此写了《天说》一文，批驳了韩愈的天命论观点，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出天同瓜果、草木等自然界一切物质的东西一样，是由浑浊的“元气”构成的，一切都统一于“元气”，不存在离开“元气”而独立存在的有意志的“天”。“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人类的行为同“天意”没有任何联系，天不能赏罚人类的功过。在《非〈国语〉》中，对宣扬天命神鬼迷信思想和维护贵族特权的观点进行了系统批驳，语言犀利，观点鲜明，具有震聋发瞶之效。如《三川震》一文批判所谓地震是国家死亡征兆的唯心主义谬说，论证地震是自然物质运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毫无关系。

写于永州的政论《封建论》，分析了中国社会分封制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肯定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在解释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时，提出“势”这一范畴，以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性。他说：“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他已经初步看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是由于“势”即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在起支配作用。文章体现了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主张任人唯贤、反对贵族世袭的政治立场。苏轼对这篇雄文评价甚高：“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伦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续集》卷八）

提倡“德治”，贯彻法制。柳宗元的“德治”思想，包括德治教化和实行仁德、仁爱等，体现在多方面。笔者在《论柳宗元的“德治”与“民本”思想及其渊源》一文中，主要从3个方面做了归纳，一是对尧舜“德治”的首肯；二是主张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三是阐述以“仁德”、“仁爱”为主的道德观。在此不再赘述。柳主严刑峻法，赏罚分明。他早年任监察御史时，写过《蜡说》。文章借探求“圣人”祭神的用心，借题发挥，对现实政治生活中诸如残暴贪婪、昏庸疲沓等腐败现象作无情鞭挞，主张毫无例外地予以惩处。与此同时，又举出历史上一些政绩卓著、受到百姓爱戴的官吏作对比，表明了他对政治革新的强烈愿望。该文体现了柳的无神论思想和依法治国、惩治腐败的政治思想。《驳复仇议》是针对陈子昂所作的《复仇议状》而写的批驳文章。唐朝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令赵师韫所杀。徐元庆后杀了赵师韫，并投案自首。历史上称为“徐元庆案件”。对徐元庆为父报仇一案的处理朝野议论纷纷。陈子昂主张应“诛而后旌”，以求“礼”“法”两全。柳却提出“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观点，认为官吏违法杀人也应偿命，如朝廷不惩办这种官吏，受害者子弟便可以复仇。指出或“刑”或“旌”必须符合国家法典，切合实际，无论官民，当刑则刑，当旌则旌，二者不可以同用于一人。为官者只有依法行政，为民者只有遵守国家法典，才能消除“亲亲相仇”的隐患，达到为国分忧、为民除害的目的。

改革吏治，“吏为民役”。早在长安时，柳宗元就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在贬永期间，柳结识了零陵县代理县令薛存义，对薛“昼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所取得的政绩评价颇高，为他送行时，写下《送薛存义之任序》：“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己也。而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从而又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苦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在这里，提出了“官为民役”“民可黜罚”的思想，把民本思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把官与民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颠倒为“役”与“主”的关系，破天荒地指出民是雇主，官则是民的受雇者，雇主可以雇用佣者，也可以罢免、处罚佣者。对官民关系的深刻阐述具有石破天惊之力！这实质上已从“为民作主”上升到“人民作主”的理论范畴，闪灼民主思想的光芒！柳批判了“治国在天”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宣扬“治国在贤”的进步主张，他认为一个人的成就是“功在社稷，德在生人”。柳除了在政治上反对宦官擅权、封建割据之外，还主张刷新吏治，考核官吏政绩的优劣而决定提升或降职，着眼于是否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对为政清廉、政绩显著的极力称赞。充分肯定了吕温、薛存义等人的政绩，歌颂了段秀实关心人民、不畏强暴的高尚品质，对中唐以后吏治腐败的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与无情抨击。

强调“民利，民自利”的观点。柳宗元在《晋问》中通过拟设的吴子之口说“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往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是也。”从“利民”到“民利”，变被动为主动，是一个质的飞跃。柳深刻认识到“利民”和“民利”的不同，认为执政者不仅要制订惠民政策，更重要的是引导老百姓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财富，获得利益。还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讨论为政之要，认为当官“不仅在于完成国家赋税，供给官吏薪俸，满足自己需要就算了”，还“要使人民生活富裕，人丁兴旺，并大兴教化等等，作为自己的重大职责”，并提出减轻农民负担，进行赋税改革的希望。

构建至善至美的和谐社会。柳宗元在《梓人传》中说：“为天下者本于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用人：“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要善于选拔和任用人才，使他们各尽职守，让天下人民都安居乐业。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晋问》中，他认为尧的时代是理想社会的楷模，通过对尧帝的赞颂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描绘了至善至美的社会生活。具体从六个方面做了概括：（一）俭朴——“人用足而不谋”，人们在生活上讲俭朴，不但“给”“用”足，而且好逸恶劳的坏习惯也会消除；（二）谦让——“遵分而进善，其道不斗”，百姓在行为上习于谦让，就会安分守己，乐于做善事，社会械斗也就不会发生了；（三）谋虑——“通于远而周于事”，人们在思想上深谋远虑，就会事事看得长远，想得周到，照顾全局；（四）和睦——“仁之质”，人与人讲“和睦”，这是社会伦理道德“仁”者爱人的本质；（五）敬戒——“义之实”，人在法制上一有敬戒心，就会见义勇为，这是义的实质；（六）淡泊自娱——“安而久于其道”，人们在精神上淡泊自娱，就会恬淡自足，心情舒畅，社会得保安宁，“王道”也就长久了。这是柳的“民利”思想的充分体现，既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又向往中国传统的优良社会风尚，努力构建和谐生活，做到了民富国强，文明进步。

孙昌武教授评价柳宗元说：“他的品德、意志、人格，他的才华、感情、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与良知，具有极大的魅力，成为不朽的榜样。特别是他后半生，身为流囚，仍奋斗不息，在极其艰难困顿条件下，凭籍自己坚韧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人格的一大转变：由政治斗争中怨抑退屈的牺牲者、失败者拼搏而成为思想战线、文学领域的创造者、胜利者，从一个供奉朝廷的官吏，成长为代表一代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成就的伟人。”（《柳宗元研究文集》序言）何谓人格？人格乃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是一种非凡的精神力量。品德是人格之本，人格的魅力只有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真正拥有它。柳宗元被誉为一代宗师，是我国古代具有人格魅力的杰出代表。

柳宗元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追求理想，坚韧不拔。理想是人生的路标，是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柳宗元刻苦攻读，自学成才，从小胸怀大志，想干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年轻时，他怀着“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理想、抱负，积极投身“永贞革新”，“冲罗陷阱，不知颠踣”。革新失败，遭贬永州，流言蜚语，刻毒攻讦。《旧唐书》说他“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堕素业。”尽管政敌落井下石，自己遭受残酷打击，但他正直倔强，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毫不妥协。他一生从未屈服悔志。他在《惩咎赋》的结尾说：“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决心继承前贤的正义事业，终生遵循大中之道不动摇。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写道：“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是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志向坚定，态度鲜明。他在“永贞革新”后期为王叔文母刘夫人所写的墓志，称赞“少曰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在改革面临失败的情况下，仍肯定王叔文“有抉翼经纬之绩”，“弥纶通变之劳”，“和钧肃给之效”。王叔文被赐死后，成为大逆不道的小人，柳不仅保留此文，还认为“大夫死忠兮，君子所与。鸣呼哀哉！敬余忠甫。”借吊苌弘而吊叔文。这说明他与王叔文志同道合，是对“永贞革新”的肯定，也显示了他的气节和胆略。他被政治所抛弃，仍关注政治，追求真理。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表白：“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以，宗元近欲务此。”于是广泛研读经史诸子，紧密联系实际进行写作，以笔为武器，宣传进步思想。他“读百家书，上下驰骋”，杂取各家，自建一体，写出了《封建论》、《天说》、《天对》、《贞符》、《非国语》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以大无畏的精神批判“天命论”，宣传唯物论观点、民本思想和改革政治的主张。他的自然哲学思想，继承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朴素自然观，汲取了庄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辩证观，成为古代哲学思想的新高峰。他为儒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儒学从汉唐经学到宋代理学的转折点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理论著作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宝库，为跻身杰出思想家、哲学家的行列奠定了基础。他为实现理想抱负沤心沥血，敢于批判，勇于创新，通过奋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生活的强者，民族的脊梁。

2、身处逆境，自强不息。“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永州十年，形同囚徒。老母病故，爱女早夭，五年内连遭四次大火，天灾人祸，饱经摧残，柳宗元未老先衰，百病丛生。他还克服了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等困难，与农民、渔夫打成一片，“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与韩愈一道倡导古文运动，高扬“文者以明道”的旗帜，提倡文风文体改革，身体力行，推动了唐代散文的发展。他花了大量精力，从事文学创作。柳宗元不长的一生留下了近700篇诗文，其中大多数写于永州。可以说，永州十年，是柳宗元思想最成熟、创作大丰收的十年，这些作品是柳宗元心血的结晶，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据统计，柳宗元有三、四十篇诗文选入我国大、中、小学语文教材，数量之多，各种文体兼备，在古代作家中实属鲜见。柳宗元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诗文，是柳宗元作品中最富艺术品位和美学价值的部分，有效地影响了各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至今仍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精神资源。韩愈评价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地，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柳子厚墓志铭》）“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柳也曾苦闷、彷徨过，但没有消沉、颓废，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面对恶劣环境，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克服种种困难发愤著述，大有所为。柳宗元是逆境中奋进的不朽榜样。

3、忧国忧民，爱憎分明。在贬永途中，他专程来到汩罗江凭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写下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中悃愊兮，蹈大敌而不贰”。赞颂了屈原的品格和坚贞不屈的精神。伤心人别有怀抱。柳宗元对屈原的高度赞扬，展示了自己与之灵犀相通的志向，抒发了对人生忧患的傲视和执意克服的精神。“其人其行，犹如屈原在世。其情其志，可与日月争光。”清代吴大受称赞柳“并时才力韩公笔，异代江山屈子思”，意思是说柳的文学才华与同时代的韩愈齐名，爱国爱民思想则与不同时代的屈原相媲美。他以屈原为楷模，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柳宗元出生于唐王朝由盛而转入衰败的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建中之乱”后，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潘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社会弊端日益严重。柳的家庭、长辈亲历了动乱颠波，柳本人也亲眼目睹了种种矛盾。于是他渴望祖国的强大统一。贬永之初，四川的刘辟反唐，他忧心忡忡。唐宪宗派严砺率兵征剿，他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变化，留心着王师的“攀天蹈空，夷视阻艰，破裂层垒，殄歼群顽”（《剑门铭》），大获全胜后才放下心事。“伏惟汉、魏以来，代有铙歌鼓吹词，唯唐独无有。”于是，柳宗元创作了《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其目的是“治兵振旅”，“有益国事”，表白了忠君爱国的拳拳之情，希望宪宗李纯发扬高祖太宗的文功武德，以重振朝纲，再创盛世。晚年在柳州，他心系国事，关注朝廷讨伐淮西吴元济等人叛乱的行动，得知力主平叛的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的消息，他大为震惊，写下长诗《古东门行》，对武元衡的遇害表示沉痛哀悼，歌颂了讨伐淮西战争的正义性，痛斥了藩镇割据势力的阴险毒辣和嚣张气焰，讽刺了主张对反叛势力妥协纵容的的朝中显贵。经过三年多的讨伐，大将李朔率军雪夜袭蔡州，活捉了元凶吴元济，淮西之乱终于平息。柳宗元闻知后异常兴奋，写了《平淮夷雅》两首长诗，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这一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胜利。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百姓的疾苦，敢为生人鼓与呼。他在《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中说：“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告，以吁而怜者，皆饱穷厄，恒孤危，訑訑忡忡，东西南北无所归，然后至于此也。”（我发现古代那些能够理解人生的艰难困苦、生老病死和痛苦无奈的豪侠贤能之士，总是给饱受苦难的人们以怜悯同情，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奔走呼吁，他们救济贫困，使饥寒交迫者有饭吃、有衣穿，扶助孤寡，使孤立无依者有依靠、有寄托，他们忧心忡忡，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柳宗元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捕蛇者说》描写了蒋氏这一个在赋敛重压下艰难生存的捕蛇者的典型形象，揭露了“死者相籍”的残酷现实，刻划了征收赋税的官吏的凶悍，发出了“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呐喊！对农民的苦难萦怀于心的忧患意识，希望赋税改革的民本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田家三首》反映了农民劳作的艰辛，“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从天亮到天黑，整天在田里忙碌。收获后却一无所有：“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舍眠。”“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这悲惨的结局会代代相传，不知何时是结局。作者工笔细雕，绘出了最精彩的一幕——官府差役鱼肉百姓的情形：“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期，车彀隐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明明承担了难以偿还的租税，还要款待乡间小吏，更要担心因车陷泥潭延误交租遭受肆意的鞭打。柳虽然置身官吏的营垒，却并不粉饰官场，不官官相护，反而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予以揭露与谴责，对受害的穷苦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柳宗元敢爱敢恨，对正直开明、卓有政绩的吕温、段秀实、薛存义等官吏热情歌颂，对救死扶伤、具有高尚道德的药商宋清充分肯定，对那些贪脏枉法、欺压百姓、追求高官厚禄和私欲无穷的官僚，则采用寓言的形式进行无情的揭露、讽刺和批判。

4、“内方外圆”，外柔内刚。柳宗元在总结“永贞革新”的经验教训时，曾反思过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他自述“年少气锐，不识几微”，“年少好事”，“性又倨野，不能催折”，但从未承认参加革新是错误的。由于性格外向，意气用事，容易得罪人。他回忆道“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井，不知颠踣”，“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韩愈也说他是“不自贵重顾藉”。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贞元十四年，柳宗元在长安刚通过博学鸿词科考试不久，遇到国子司业阳城遭贬，太学生们阙下请愿。他毫不顾忌，公开与朝廷唱反调，给太学生写信，热情赞扬阳城，声援他们。二是刚到永州不久，他撰写《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对父亲柳镇的朋友褒贬不一，少有忌讳。他称已故宰相崔损“畏慎，为相，无所发明”，称当时还在世、两次为相的郑余庆是“始天下皆以为长者，及为大官，名益少”。我行我素，“面轻辱好讥议”，不晓得什么是得罪人，确实是刚有余而柔不足。柳宗元在永州，给内弟杨诲之写过两封信：《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还写过议论文《说车赠杨诲之》，重点阐明了“内方外圆”的处世哲学。“存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从“车说之道”生发开来，“车之悦，其有益乎行于世也。”“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其主旨是“方其中，圆其外”，方以守志，圆以行道。“方”就是要坚持自己心中的志向“大中之道”。“所谓圆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圆指圆通，并非圆滑媚俗。其本意是要象车轮一样，可进可退，刚健而行，附地而进。这是一个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他还认为性格纯刚纯柔都于己不利，“刚柔同体，应变若化”才“然后能志于道”。并劝告杨诲之要学会内方外圆的处世方式，不要重蹈自己的复辙。在永州，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时自称“负罪臣”，“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披上一层保护色，目的是迷惑政敌，以利战斗。柳宗元坚持原则，对大是大非问题毫不含糊，决不妥协。同时又讲究斗争策略，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与杨诲之第二书》）

5、珍惜友谊，忠信真诚。柳宗元喜欢交友，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他与韩愈同在朝廷为官，均是诗文高手，一起倡导“古文运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两人在政治上并不是同道人，在天人关系上也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有友谊。柳宗元以“罪人”贬谪南荒，时亲交故旧多已断绝关系，但韩愈对他的不幸表示惋惜、同情，并保持书信往来。有人向韩愈请教文章，他却极力推荐“系囚”柳宗元。在诗中称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当韩愈写下讥评时弊的奇文《毛颖传》，被人指责为“戏谑之言”，柳宗元却盛赞此文，写下《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给韩愈以支持。元和六年，韩愈任史官修撰，柳致书激励，并提供史料，写成《段太尉逸事状》。元和十四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时为袁州刺史的韩愈悲痛欲绝，立即写了祭文、墓志。对柳宗元的学问、文章、政绩作了充分肯定，尤其对柳舍己为人的品质热情赞颂。柳宗元临终前曾托孤于韩愈，韩愈勇于承担责任，可见韩柳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它不是势利之交，而是感情深厚的君子之交、文学之交。柳宗元与刘禹锡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两人同年进士及第，后同在朝廷为官，结为挚友。他们积极参加“永贞革新”，王叔文集团被称之为“二王、刘柳”，可见两人都是改革派的骨干。革新失败后，两人同贬湖南，柳为永州司马，刘为朗州司马。两人书信往来，心心相印。经过十年磨难，元和十年正月，柳、刘满怀喜悦奉诏同奔长安，结果是大失所望。三月十四日，一同回朝的五司马改放远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刘禹锡先得播州（贵州遵义）。当时，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而播州路途遥远，行程颠沛。柳宗元考虑到其母在永州不幸病故的前车之鉴，毅然上疏朝廷，请求与刘对调。经多方努力，终于使宪宗收回成命，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人间真诚，无私无畏。柳宗元出于友情，敢于牺牲的优秀品格永垂青史。两人在衡阳依依惜别，互相赠诗，字里行间，有对共同命运的概括，对前途多蹇的感慨，对晚年“当为邻舍翁”的企盼。在任所，两人鸿雁传书，赠诗唱合，柳集中可查的达10篇之多。当刘禹锡的母亲在连州病重时，柳宗元曾三次派人前去慰问。柳宗元临终前，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刘禹锡，并写了托孤遗书。接到讣告，刘禹锡异常悲伤，惊号大哭，痛写悼文。后精心编辑柳集，抚养孤儿，有情有义，传为千古佳话。

柳宗元关心亲友，提携后学，接人待物，态度诚恳。他对堂弟宗直、宗一，表弟卢遵等进行谆谆教诲，体现了手足情深。对远道而来的韦七、柳谋、柳澥、吕让等青年后生，一一指教，勉励，寄予厚望，洋溢真挚的情感。早在长安时，柳就“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他热情辅导青年，“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报袁陈秀才避师名书》）》。柳考虑自己的处境，政治斗争的复杂，再三表示不敢为人师，但从来没有放弃对青年后辈的教育。在永州、柳州十四年，前来求教者不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录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可见，柳宗元不愧为一代宗师。

6、勤政爱民，为官清廉。柳宗元努力实践“利安元元为务”的民本思想，处事公道，不徇私情。早年在长安任御史里行，公正廉洁，对跑官者坚持原则不讲情面。在“永贞革新”时，时年33岁的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正六品上，掌礼仪、享祭、贡举之政。他“以文字进身”，可以推测，当时的诏命制诰是由他起草的。而起草这类文件，直接关系到政令、人事等重大问题的决策。除文字工作外，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还负责参与谋议、采听外事。可见他在革新斗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后来自认“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也可证明。清代王鸣盛评价永贞革新：“改革积弊，加惠穷民，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十七史商榷》）

柳宗元主张“君子谋道不谋富”（《吏商》），“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在富庶且教为大任”（《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并强烈谴责“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同前）。晚年，他任柳州刺史4年，“岂容华发待流年”，以“恪勤为公”为座右铭，努力实践大中之道。他以病弱之躯，投入繁忙的政务之中，“惠民善政，施德于民”。改革弊政，解放奴婢；挖井开荒，发展生产；兴办文教，传播儒学；讲究条法，社会和谐。“柳民既皆悦喜”。这可以看成在小范围内对“永贞革新”的继续。他为柳州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奉献了全部热情与心血，鞠躬尽瘁，英年早逝。他一生为官清廉，死后无钱办理后事，全靠好友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捐款资助，八个月后才由表弟卢遵将灵柩从柳州送归长安安葬。一千多年过去了，人民对柳宗元的崇敬和景仰之情没有淡化，而是日益增长，这就是柳子的伟大之所在。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