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亭台记的构架及其它

 吕国康

“记”作为古代的一种文体，起源很早，包罗甚广。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剖析了各种文体，其中“书记”一类又分为二十三小类。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标为“杂记”，并说：“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近代学者林纾对它进行了归纳、分类：“所谓全用碑文体者，则祠庙厅壁、楼台之类；记事而不刻石，则山水游记之类。然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纪楼台，当为一类；记书画、记古器物，又别为一类；记山水，又别为一类；记琐细奇骇之事，不能入正传者，甚名为书某事，又别为一类；学记则为说理之文，不当归入厅壁；至于游宴觞咏之事，又别为一类。总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1]将山水、楼台之记，单独立类。柳宗元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之一，在文体方面进行了大胆革新，突破了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杂记”一类的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峰，柳宗元被誉为山水游记文学的奠基人当之无愧。那么，柳的山水、亭台记在结构及写作上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确定篇目。由吴文治先生等人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四卷本《柳宗元集》第26卷至第29卷均为“记”，其中27卷、29卷17篇文章直接与山水、亭台有关，28卷9篇文章多写寺庙，也涉猎其它，只有《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永州法华寺西亭记》、《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与山水、亭台有一定的关系，26卷10篇文章则与建筑相关联，多为碑记、堂记。

易新鼎先生点校，母庚才、马建农主编，中国书店2000年1月出版的《柳宗元集》编排为：

卷二十六   记官署   10篇

卷二十七   记亭池   6篇

卷二十八   记祠庙   9篇

卷二十九   记山水   11篇

点明“记”的内容，便于一目了然。据日本下定雅弘教授统计：柳宗元“在永州时，篇数多的文章是……‘记’35篇，‘序’31篇。”^[2]而韩国权锡焕教授在《柳宗元的山水记及其空间认识》中指出：“山水记是包括山水游记、台阁楼亭记、园林记的一种文学形式。”^[3]他认为柳的山水记为28篇，统计方法为：记亭池（6篇）、祀庙（9篇）、山水（11篇），外加《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愚溪诗序》两篇。我认为，如果按柳集的编排，从标题而言，从广义理解，柳宗元的山水、亭台记四卷共36篇；从实际内容看，26卷10篇可不计，28卷除去6篇，外加《游宴南池序》、《愚溪诗序》总计22篇。与权锡焕的分歧在于对28卷9篇‘记’的看法，我认为只有3篇勉强可以归于山水、亭台记，其余6篇只能做杂文对待。

下面，结合文章的内容来分类，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文学性极强的山水游记，以写景抒情为主，将个人的身世遭遇、喜乐哀怨与山水景物交融在一起，文中有画，画中有诗。如卷二十九中的文章，“永州八记”、《游黄溪记》、《柳州东亭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等，是柳宗元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山水游记王冠上的明珠”，“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精神资源”。柳较少采取宏观的全景式的描述，大都选取那些奇小、诡异、错置、斑驳的景观加以强化，化美为媚，辅以音响效果，产生一种奇特的艺术魅力。但《始得西山宴游记》、《游黄溪记》描写的场景较大，《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则像一篇导游词，全景式介绍柳州的观游景点。柳从南楚丘陵中发现了美的奥秘，体现了一种孤寂忧愤的心境，借“弃地”抒发了不为世用的感慨，反映了对恶势力的抗争和不背弃唐王朝的矛盾心态，杂糅盼归的期望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陈友康教授在《永州山水诗文：自然美的发现与提升》中认为“在柳宗元永州文本中，永州山水经历了一个遗弃——发现——改造——提升的过程。”“柳宗元《永州八记》和其他山水游记，有一个基本的写作模式：发现——改造——欣赏——感叹。”^[4]这是十分中肯的。

二、将山水胜景与官吏的政绩联系起来，并引申开来，抒发自己的旅游观、民本观。卷二十七中的6篇文章均属于此类情况。如《零陵三亭记》歌颂了县令薛存义的政绩，对他改革前任弊政，实现政通人和，修建“三亭”景观大加赞赏。在文中说：“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并明确提出了“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欤”的新观点，将观游与为政联系起来，增添观游设施可使“乱虑滞志，无所容入”，这是为百姓办事，为民造福。《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是一篇颇有特色的山水记，开篇点明在桂州最佳观游处所是訾家洲亭，接着盛赞了桂林“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的美丽风光，记叙了裴立行在訾家洲建亭的经过和登亭观赏桂林山水的特殊感受，热情赞颂了裴的行事与眼光。值得指出的是，訾家洲原是位于漓江中的一个小岛，位于官署附近，车骑往来，朝夕相见，但它的自然美景千百年来未曾为人们所发现。裴立行出高价购买了此地，“伐恶木，刜奥草”，构筑功能齐全的观游设施，使大自然尽显美妙。这与《永州八记》中提到的“弃地”，经过“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的劳作，使景观比以前更施展各种各色的美景，在手法上是一脉相承的。文章最后说：如果没有桂林诸山的灵秀，就不能形成奇特的景象；如果不是訾家洲的宽阔，就不能构成最佳的视觉环境；如果没有裴公的独到眼光，就不可能独自得到这处佳境。赞景颂人，自然贴切，为画龙点晴之笔。

三、以山水、亭池为媒介，阐述自己的体验，抒发胸中的理想与抱负。这类作品在数量上超过了纯粹的山水游记，在写作上颇费功力，角度新颖，注重剪裁，避开了平铺直叙，抒情气氛较浓，在文坛影响很大。像《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永贞元年，贬永途中作。弘农公杨凭是柳的岳父，做潭州刺史三年，政绩显著。该文从杨建造东池入手，描写了东池的奇异景致，他并不为自己享受，而送给了宾客中最优秀的戴简。并在此处为戴建造了一座堂屋，风光更加美好。接着介绍戴先生的优秀品德，东池因有合适的人居住，“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已奂矣。”最后赞扬了戴的品行与才华，也称赞了杨的治理之功，使文章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此文胜过在长安的应景之作，可以说是柳写作山水、亭池记的一个转折。《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先简述建亭的动机和经过，突出马退山的高远，再写登临之乐：“每风止雨收，烟霞澄鲜，辄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于是手挥丝桐，目送还云。西山爽气，在我襟袖，以极万类，揽不盈掌。”最后升华为：“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历史上对该文的真伪存在争论，吴文治先生认为“诸本《柳集》皆收此文，文字风格亦似宗元”。陈友康教授按照宗元山水记“发现——改造——欣赏——感叹”的模式去衡量，《茅亭记》若合符契。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法华寺是柳宗元贬永初期经常游览的地方，在《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中，他通过砍伐法华寺西边的杂草、荆棘，用自己的官俸修建了一座高大的亭子；并从僧人觉照为什么不早在这里砍伐杂草建亭生发开去，阐明“照”与“觉”的佛理。由于前面有对自然风光的描述：“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蒸篠簜，蒙杂拥蔽。”“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而增广之者。”故可以将它归于山水记。《愚溪诗序》已作为古典文学的名篇选入高中语文教材，可见它的地位与影响，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序”，实质上以“愚”为文眼，以冉溪为题材，将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结合自己的身世自嘲、解嘲，表明了心志：“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在写作上，熔描写、叙述、说理、议论、抒情于一体，在文体上是一种创新。同样，《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是一篇独具特色的山水游记。“于暮之春，征贤合姻，登舟于兹水之津，连山倒垂，万象在下，浮空泛景，荡若无外，横碧落而中贯，陵太虚而径度，羽觞飞翔，匏竹激越……”。柳陪崔刺史与众宾客在永州城南南池乘游船春游，刺史设宴船上，主客“登舟于兹水之津。”游船从东向西游弋，又从南游弋至北，俯视清澈池水，如同在天空游玩。文章从写水底反映出空中的万千景象，角度新颖，别开生面。在船上饮酒作乐，高谈阔论，胜景与宴会交相成趣。这样的游宴是贬永很少见的，于是从内心发出“乐之不可常，会之不可止”的感叹。

四、借山水、亭台等为引子，借题发挥，寄托自己的理想，表达了深刻的政治内涵。这类文章实际上已超出了山水、亭台记的范畴。如第二十八卷中的《零陵郡复乳穴记》，分明是一篇生动的政论，借石钟乳的有无谈及正确的施政方法。文中借一个采石钟乳药材的穴人之口，揭露了原刺史贪财好利，穴人采药，不给药钱，穴人便谎说深山岩穴中的石钟乳没有了。而对新到任的崔刺史为政廉洁，先付工钱而后取货的诚信善举，给予了高度评价。《道州毁鼻亭神记》借拆除象祠一事，称赞了薛先生的善施教化，完全是一篇议论文。“除秽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罢人，夫乱即治，”表达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永州铁炉步志》，“志”也就是“记”，文章名为记铁炉步，应属游记一类，但内容却是借铁炉步的名不符实对世事发表议论，实为说理杂文。作者的笔锋直指豪门望族，大胆否定了君主世袭制：“大者桀冒禹，纣冒汤，幽、厉冒文、武，以傲天一。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号，以致于败，为世笑僇，斯可以甚惧。”这类文章都是一事一议，分析深刻，令人折服。

清代刘熙载针对古代文论家关于文体的流变，常拘泥于所谓“正变”，褒“正”贬“变”，在《艺概》中指出：“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5]当然，文体的流变存在继承关系，决不是无源之水。他又举例提到：“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景。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6]《水经注》及魏晋以来山水记与“永州八记”之间的嬗变已为许多评论家所论及，前者重写实、描摹，不乏形象逼真的景物，清丽可喜的文辞，精美可爱的画卷，但缺乏游人的踪迹、心绪与明显的寄托。后者注重情景并茂，虚实相生，抒情议论，心物冥合，在形象与意境的拓展上含蕴深远，处处可见美的点染、忧怨的心迹。柳与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主要反对辞藻华丽注意形式而内容空洞的骈文，提倡质朴流畅言之有物的散文。其实，他早年也受过骈文的负面影响。如26卷中的“记”基本是年轻时在长安时创作，多为应酬性文字。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封郎宁王，是正一品大官，他于贞元十二年建立邠宁进奏院，邀请柳宗元撰写《邠宁进奏院记》。《终南山祠堂记》、《太白山祠堂记》就是为纪念皇帝求雨而写的碑文。这些文章华丽流畅，挥洒自如，显示了深厚的文学功底。但内容浅薄，浮华雕琢，存在“柔筋脆骨”、“骈四俪六”的倾向。柳宗元具有大家风范，在山水、亭台记的写作上体现了包容性。刘熙载说：“柳柳州尝作《非国语》，然自序其书，称《国语》文‘深闳杰异’，其《与韦中立书》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则《国语》之懿亦可见矣。”柳宗元反对骈文，但在写作上并非一概排斥，他的散文“在句法上具有骈散合一、朴丽结合的特点。”^[7]如前所引《游宴南池序》中的段落即为明证。柳在《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到创作问题时说：“参之榖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也说：“《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体现了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精神。在文体的创新上也是如此。如“序”作为一种文体，是由古代的赠序发展起来的，柳进行大胆开拓，写下大量内涵丰富、文势圆转的“序”。如本文提及的《游宴南池序》实质上是一篇优美的散文，章士钊先生评价“此文乐景哀情，抒写恰到好处，应是人生最高化境。”^[8]《愚溪诗序》将诗序与山水游记有机结合起来，“此为子厚骚意最重之作。”^[9]

综上所述，柳宗元不愧为山水、亭台记的一代宗师。探讨其山水、亭台记的写作规律，不仅对研究他在散文领域的卓越贡献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今的创作也是有借鉴作用的。

参考文献：

[1]吴文治编.柳宗元研究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64.北京

[2][3][4]蔡自新主编.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永州）.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8.

[5][6][7]刘熙载.艺概.1978.12.上海

[8][9]章士钊.柳文指要.文汇出版社.2004.4.上海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