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称柳宗元为大“法家”的回顾与反思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暴露后，毛泽东主席随即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1973年8月，毛泽东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对柳宗元给予高度评价，对孔子给予全盘否定。1974年以后，在“批林批孔”中又掀起“评法批儒”的热潮，柳宗元被誉为“唐代最大的法家思想家”，成为一块砸人的巨石。直到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一闹剧才宣告结束。20多年过去了，今天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吸取教训，对深入开展柳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一、“评法批儒”及称柳宗元为“法家”的历史背景

关于“评法批儒”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做了说明和批评，指出：“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评法批儒是怎么跟柳宗元、郭沫若扯在一起的呢？历史是一面镜子：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

1973年3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谈到批判林彪的问题时，提出要批判孔子。

5月，江青去见毛泽东，看到桌上放着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3号大字本。毛泽东送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他还顺口念了四句：“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8月，毛泽东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8月5日，毛泽东召见江青，令她记录了上面那首《七律》诗，并向她讲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前进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讲：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9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①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七四年第一号文件，将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给全党，供批判用。随即，“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而且是要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的斗争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毛泽东一生酷爱柳宗元诗文，对柳做过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②毛泽东曾排除干扰，于197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章士钊先生百万字的巨著《柳文指要》。对孔子的评价，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学术问题，毛泽东虽然对孔子持基本否定态度，也曾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还讲过一些肯定孔子的话。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他们打着“批林批孔”和总结儒法斗争历史经验的幌子，批周公，批“宰相”，批所谓“现代大儒”，吹捧“女皇”，其矛头是对准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并为簒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而柳宗元则成为他们利用的一把利剑。

二、柳宗元被无端地说成是“有唐三百年间最大的法家思想家”的主要依据及相关论点

毛泽东同志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由各级宣传部门做过传达，笔者亲耳所闻。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与林彪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把柳宗元说成“唐代最大的法家思想家”，这显得既滑稽又荒唐。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柳宗元的部分著作得以大量出版，一时注家蜂起，评论文章铺天盖地，大都贴上“法家”的政治标签。如1976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柳宗元文选》（上、下册），标明“法家著作选读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出版的《柳宗元“非国语”评注》，由湖南法家著作注释研究班《柳宗元“非国语”评注》组编，成员有零陵军分区的理论骨干、湖南师院中文系的部分工农兵学员和教师、零陵地区的几位中学教师。全国各省市的主要报刊也发表了大量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章。如“论柳宗元的尊法反儒精神——读《封建论》”，“谈《封建论》的尊法反儒及其现实意义”“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新精神——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任人路线上的儒法斗争——读柳宗元的《六逆论》”，“一部尊法反儒的战斗作品——读柳宗元的《非国语》”。

种种奇谈怪论满天飞。如在《〈论语〉批注》的“前言”（中华书局1974年11月）中指出：“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尊法反儒的思想家桑弘羊、王充、柳宗元、王安石、李贽等人，也都驳斥了这本黑书的反动谬论。”在《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读一点法家著作》，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开头说：“《封建论》是柳宗元阐述其革新政治主张与进步历史观的代表作，是唐代中叶法家与儒家、庶族地主革新派与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保守派和藩镇势力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在《柳宗元坚持统一、坚持前进的反儒立场》（载《法家反孔批儒的斗争》，农村出版社1974年9月）一文中说：“柳宗元继承和发扬了先秦法家的思想，同儒家的复古倒退论展开了誓不两立的斗争，这种战斗精神，充分表现了他鲜明的尊法反儒立场。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法儒两家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1973.12.25《人民日报》）中指出：“《封建论》是第一篇敢于冲破儒家传统思想束缚，尖锐地批判了历代分封制鼓吹者的主要论据，高度评价了秦始皇和法家，并把他们同儒家的‘圣人’对立起来，进而隐晦曲折地批评了儒家及其‘圣人’的文章。”同时，又自相矛盾的说：“当然，柳宗元不可能安全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封建论》中就有若干儒家的陈说。他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批判，也只是采取隐晦曲折的形式，而且不都是正确的。”“在儒家的外衣下，却处处闪现着反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光辉。”文章最后讲了“几点有益的启示”，“第一，历史上革命同反革命、革新同保守两派两种势力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常常表现为尊法反儒同尊儒反法的斗争。秦朝如此，柳宗元所在的唐朝如此，近代历史也是如此。今天，尊儒反法思想也仍然存在。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儒家思想，对秦始皇和法家的进步作用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批判林彪等反动派尊儒反法的种种谬论。读《封建论》可以进一步领会到，把批孔同批林结合起来，为什么是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一时期，凡所谓法家皆予肯定，凡儒家皆予否定。“四人帮”虚构了一个“儒法斗争主线论”，把我国几千年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儒法斗争史”，说什么“两千年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今后”。柳宗元被誉为“中唐后期卓越的法家代表”、“有唐三百年间最大的法家思想家”，其主要依据是：柳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说的一句话“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次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仅仅提到了申不害、商鞅的名字及刑名之说。而当时一本很有影响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杨荣国主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1975年5月第2版）所说：“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一篇值得熟读的尊法反儒的政论。柳宗元一面批评儒家的‘圣人之道，不尽益于世用’（《与杨京兆凭书》）；一面提出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说，‘皆有以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表明他的尊法反儒的态度。”其实，这篇文章的论点是以元生为例，说明“学者”要善于吸取各派学说的长处，去掉那些怪诞邪僻的东西，做到与孔子的宗旨相一致。实质上是宣传儒学、维护儒学的。还有的认为“他还赞扬先秦的法家，主张从申、韩学派里寻找思想武器。”柳写的《六逆论》、《断刑论》、《天爵论》、《封建论》是“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潮，表现了他进步的社会历史观。”（《法家人物简介》，农村读物出版社1975年1月）柳宗元是尊孔还是反孔，只要认真看看他的著作，了解他的言行，谬论便不攻自破。

三、柳宗元是儒家的信徒与创新者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属于儒学的民本思想。他的一生是尊孔、行孔的。杨荣国教授主编的《简明中国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5月）也曾说过：“柳宗元毕竟是儒家学说的拥护者”。

他发蒙受到的是儒家伦理、经典教育，精通儒学的父亲与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母亲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一生最信仰的是“尧、舜、孔子之道”。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言“尧、舜、孔子之道”及“圣人之道”达十五、六处之多，认为“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劝说“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对孔子及儒家经典表现了十分的崇敬。他在《论语辨·下篇》评价“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尧、舜之不遭，而禅不及已；下之无汤之势，而已不得为天吏。生人无以泽其德”。将孔子与尧、舜相并而论，评价不可谓不高。还认为孔子是继承尧、舜生民之道的圣人。从政后，积极用世，参加“永贞革新”，其目的是“立仁义，俾教化”“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思想。遭贬后，在永州十年，研读百家之书，“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与杨诲之第二书》）。“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心系国事，为民请命。在《答周君巢书》中表明“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信奉儒学的态度更加坚定。柳还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说：“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寿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虽夭其谁悲？”认为生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社会，应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为追求尧、舜、孔子之道，虽然短命也毫无遗憾。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生命的最后四年，被贬斥到更加边远的柳州任刺史，重修府学和孔庙是他尊儒的重要佐证。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孔氏之道尊而明”。最后表示了对孔子“永永是尊”的恭敬虔诚。纵观柳宗元的一生，他高扬的是儒学的大旗。在批判《国语》时，也不忘维护孔子的威信。在《非〈国语〉·料民》中说“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引用《论语》的内容批判迷信鬼神之说，维护“圣人之道”。

不可否定，《封建论》吸取了韩非等法家的社会历史观，但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郡县制代替分封制“非圣人意也，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决定于“生人之意”即人民的意志。诚然，《封建论》批判了儒学的天命论、分封论即封候建国之论，但提倡的是废天命而行仁义、公天下，在文章的结尾提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的观点。他的否分封而行郡县也是“建立在孔子尊王和孟子尊王贱霸的学说基础之上的”。

值得指出的是，柳宗元对传统儒学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所继承，有所扬弃，有所建树，为建立新儒学而呕心沥血。他赞同唐初的新儒学、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曾称陆质为师，研读陆质著作。试举一例，他的“大中之道”说。章士钊先生将柳子文中的“大中”、“中”、“中道”、“中庸”、“时中”等说法归纳成39条之多，“其源出于《春秋》，为陆淳先生所讲授”。“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与周君巢书》）把“圣人之道”阐述成“大中之道”，提法不同，实质内涵一致。柳的“大中之道”是对儒学传统观念“中”或“大中”的发展、创新，正如孙昌武教授所评价的：“在柳宗元那里，‘大中之道’是作为与‘大惑之道’对立面出现的；而‘大惑’主要是惑于‘天命’‘天人感应’的迷信。因而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是以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体现着重视人事的、理性主义的精神。”（《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柳对解释儒学的“章句学”死抠字句，搞教条主义十分不满，斥之为“腐烂之儒”。为了重振儒学，他敢于批判儒学里一些陈腐的观念，大胆提出新的学说。并强调对“圣人之道”要经世致用，济世拯民。在《送徐从事北游序》中说得很明白：“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予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岂可以说读为哉？”特别是，他主张儒学吸纳佛、道、法等各家学派中有益的成分，并身体力行。如前所述，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里就谈到了这一大胆的设想。佛教，也认为有可取之处，“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把佛道当作诸子学说中的一家，吸取有价值的方面，融合各派思想，为“佐世”服务。刘光俗先生认为“柳宗元是儒学的信奉者，同时又是儒学的革新者；称他是宋代儒学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柳宗元与儒学》，载《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孙昌武教授的研究结论是：“儒学自‘汉学’向‘宋学’的转化，标志着中国思想学术发展史的巨大转变。”柳宗元“在所谓‘宋学’建立的酝酿期中，在思想学术转变的潮流中，是积极的、有独特建树的人物。”（《柳宗元评传》）

综上所述，文革中拔高柳宗元，称其为“中唐后期卓越的法家代表”，“有唐三百年间最大的法家思想家”，是一段插曲、一场闹剧。需要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呢？研究学术问题，评价历史人物，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割裂历史人物的思想体系，要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决不能采取适用主义的手法，为我所用，任意肢解。在今后的柳学研究中，要防止从概念出发，简单地下“唯物”“唯心”“法家”“儒家”的结论；要根据柳的人生轨迹、思想观念、文章言行、人际交往等方面做出中肯分析。柳学需统一规划，实行课题申报，避免重复劳动。从整体构架组合到局部发微探幽相结合，从各个领域如思想、政治、哲学、法律、心理、历史、文学、语言、美学、教育、旅游、训诂考证等方面作新的开拓，探索从广度与深度的结合上下功夫，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归纳，让柳宗元的精神遗产放射出熠熠光辉！

注释

①转引自苏桂主编《毛泽东诗词大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②转引自《柳学研究动态》（试刊第五期），中国柳宗元研究会、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合编，2000年9月版。

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