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新论》评说

近几年，张铁夫先生参加了柳学的相关活动，到过山西永济，湖南永州，广西柳州，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柳学论文。最近，他将这些文章整理汇编成《柳宗元新论》，列入湖湘哲学与文化丛书，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并非科班出身，而是身学成才。论学历，只是初中，却凭真才实学于1980年考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工作。柳宗元也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读完《新论》，我以为这是一本真正的学术著作，不受当前学界浮躁之风的影响，也不做人云亦云的发言，虽然大多用的是传统论证方法，却有自己的独特发现与见解。这是学风端正的表现，刻苦钻研的结果。书中有的观点具有振聩发聋之效，有的观点不失为一家之言，也有些观点值得商榷。

全书五章，每章相对独立，有所侧重，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柳学中的一些比较重大和普遍的问题。第一章“柳宗元的政治道路和思想历程”，首先对永贞改革发表了“新论”。历史上对“永贞革新”褒贬不一，保守派往往将柳宗元的积极参与看成是政治上的污点，《旧唐书》说他“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堕素业。”近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永贞革新”基本持肯定态度。张先生在充分肯定“永贞革新”的政治方针、改革措施是正确的前提下，认为“在组织人事和思想舆论方面，二王刘柳集团所实行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则基本上是错误的。”还认为宪宗继承了“永贞革新”和顺宗的事业，并全面论述了“唐代历史上著名的元和中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宪宗继承和发展了永贞改革和顺宗事业的结果。”接着，“从《六逆论》看王伾、王叔文被贬后柳宗元的政治态度”，确定《六逆论》写作的大致时间，应该在宪宗八月十四禁止奏闻祥瑞和八月二十七日授郑余庆平章事之后，九月十三日柳宗元出为邵州刺史之前。故认为该文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宪宗“图任旧人”的观念和政策。通过分析，指出“柳宗元在王叔文被贬后的政治态度，是表面上虽然拥护顺宗和宪宗处分王叔文的决定，但内心中却怨愤不平，顽固对抗；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为王叔文鸣冤叫屈，平反翻案。”这是导致柳宗元等改革集团成员再贬的直接原因。作者的观点，认为柳宗元等人“不遵法纪，欺君罔上”。然后，对“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内容”发表己见。虽然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柳的无神论思想“代表当时无神论思想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时代精神的精华”，但认为“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是适应当时宪宗皇帝的无神论政治原则的需要而产生，并为其论证和宣传的，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政治特色” 。“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又与他当时处在被贬逐的政治环境之中，希望赎罪立功，复为士列的心态想联系，带着深厚的个人因素和感情色彩。”这一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但失之偏颇，从一个侧面贬低了柳宗元本人的政治素质，也贬低了柳宗元在宣传无神论思想上的重要贡献，值得商榷。最后，在“唐顺宗被杀说驳论”中，对卞孝萱先生提出的“顺宗被杀”说，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主要依据及相关史料去伪存真，舍虚取实，观点言之有理。对这一问题还可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章“柳宗元的思想体系”，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柳宗元道论研究。道是柳宗元的思想和行动的立足点，在他的学术思想和生平事业中具有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柳宗元道的思想内容复杂而丰富，作者将其综合概括“可以分为圣人之道——思想系统、中庸之道——方法系统和辅时及物之道——价值系统三部分。”并做了具体阐述。二是柳宗元与佛教。三是柳宗元对道家与道教的态度。关于柳与佛教的关系，研究者论述较多，而对道家与道教的态度，涉及者少。作者提出：柳宗元认为老子的思想只是孔子学说某个方面的变化发展，二者并没有根本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辅佐政治教化的社会作用，从而在学术思想和政治行为上表现出融合儒道的倾向。柳宗元的认识，虽然与反对道家的韩愈大相径庭，却是跟唐朝最高统治者以尧舜周孔之道立国，同时也敦崇道家思想，推崇《老子》《庄子》是一致的。并从政治方面、哲学方面、文学方面做了具体分析。柳宗元对道教的态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做了评价。柳宗元对道教徒淡薄功名利禄、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给予肯定；对他们符合儒家伦理规范、有益世道人心的言论行为进行表扬。而对道教和道教徒的反对和批评，主要是围绕其长生久寿的观念与辟谷服气、丹药方术的行为展开的。明确指出：柳“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是以他的辅时及物之道出发，以辅时及物为标准进行的。”分析中肯，令人信服。

第三、四章为“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本书最有特色的部分。内容有四：一是对柳宗元两个哲学观点的辩证。作者认为，柳宗元的“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和“受命不于天，于其人”的观点与“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的观点，都是强调人民的历史决定作用和批判天命神权观念，二者表明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在哲学史上，就只需把它们作为一种观点来叙述。并对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辩析。如对《贞符》小序所言：“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厚久，宜享年无极之义。”不少人都将其中的“生人”与“意”构成一个词组：“生人之意”，然后根据“生人之意”，对这句语进行解释，把它译成“唐家的正德是受命于生民的意向”。张认为这完全是一个误解，从五个方面做了详尽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柳宗元在《贞符》正文中强调“受命不于人，于其人”，清楚地说明他在小序中所论断的是“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而不是“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使人顿开茅塞。对 “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非国语·神降于莘》）的理解，“人”当为“民”字，因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并举柳宗元在该文中引用《国语》的话进行批判时，将“尧临民以五”改为“尧临人以五”为证。柳的观点应该是：“力量强大的统治者依靠人民，力量弱小的统治者依靠神灵。”

二是柳宗元的生民史观。作者认为，柳宗元历史观的基础是“生人”，而不是“生人之意”。推动历史发展的“势”，不是“趋势”，而是下级群众的情势，即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民是它的基础和主体。对柳的生民史观给予极高评价：“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民本思想，进一步肯定了生民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和阐述，使之成为一种系统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是在彻底否定天神和圣人的历史决定作用，坚决反对天神史观和圣人史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是一种崭新的、独立的历史理论。它打破了古代历史理论中天神史观和圣人史观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格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三是柳宗元和刘禹锡的世界观。通过具体分析，作者认为他们两人的世界观既有有神论和唯心论，又有无神论和唯物论，还有佛教真如唯心主义，可谓应有尽有。两人的经历、思想类似，世界观也同中有异，具有可比性。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充满矛盾的复杂现象，应该指出其主流是什么？并非半斤对八两。恐怕是以无神论和唯物论为主。否则，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又从何说起？至于柳宗元、刘禹锡在朝中写作的大量宣传有神论和唯心论的文章，大都属于受命应酬，或者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固然值得批评。但他们遭贬后，运用元气唯物论批判天人感应论，提出天人其事各行不相预，更应该肯定和赞扬。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世界观的转变，更令人敬佩的是，自己批判自己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胆量和智慧。

四是柳宗元、韩愈同唱封禅调。对在封禅问题上的扬柳抑韩观点进行了批驳，得出的结论是“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同唱封禅调”，“他们在鼓吹封禅方面也是难分伯仲，不相上下的。”并认为：元和十四年平定淄青藩镇李师道的叛乱割据之后，宪宗重新统一了全国，元和中兴的政治局面最终形成。这时韩愈在上表中劝宪宗封禅，正如刘禹锡、柳宗元在上表中鼓吹封禅一样，乃是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一种时代通病，并不单纯是他个人的行为，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应该以此为韩愈之累。

第五章“索隐考证”。涉及对三篇寓言、小说的详细考证。对《谪龙说》的考辨，推翻千年的定论，认为“《谪龙说》并不是柳宗元的自喻，而是用来比喻王叔文的。”写作时间是在王叔文被贬之后，柳宗元被贬之前；写作地点也不是永州，而是长安。对《龙马图赞》的考释，认为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运用影射和比喻的表现方法，“表面上是酹王景略，实际上是祭王叔文，与柳宗元的《龙马图赞》借口称赞龙马来赞扬王叔文可谓异曲同工。”并认为此文元和元年作于永州。对《河间传》的考证，推翻了南宋胡寅的“托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说，否定了卞孝萱教授的“屈原以‘美人’比楚君，柳宗元以‘淫妇人’诋宪宗，手法相同”说。指出“河间所影射的，根本不是宪宗，而是顺宗。”“河间所始爱终弃的丈夫，乃是影射革新集团的领袖王叔文。再如挟持、引诱河间的戚里恶少及淫夫等人，则是影射当时要挟、诱惑顺宗的藩镇和宦官等政治势力。”见解独特，言之有据。

合上《新论》，抚书沉思，觉得该书是柳学研究的新成果。对于柳宗元的相关评判，可能会引起争论。近二十年来，对柳宗元的研究日益深入，评价越来越高，到处是一片赞扬声，很少有人谈论柳的缺点及不足。一接触《新论》，似觉调子较低，阅后可能不太适应。柳宗元并非圣人、完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他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应予肯定，对某些失之偏颇的观点可以进行讨论，要防止简单化的倾向。如《新论》在充分肯定柳宗元的生民史观的前提下，指出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主要还是站在维护唐王朝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来说的”，这是正确的。但指责柳“而不是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号召他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决定作用和地位，团结起来勇敢地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做国家和历史的主人”，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个优秀知识分子，要求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这就近于苛求了。联想到王田葵教授的新作《瞧着皇上的脸色：柳宗元的精神症侯》（《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9期）也有值得商榷的论点。该文角度新颖，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文章的摘要说：“柳宗元精神症侯的根源是对皇上‘复用’的企盼。他是伟大的文学家，说他是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则有炒作之嫌。他身上体现了两千多年以来特权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说柳在贬谪期间企盼复用，这是对的。但复用的目的是“利安元元为务”，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说柳是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拔高之嫌；称他为卓越的思想家或杰出的思想家则是公允的。王文说：“一个老瞧着皇上脸色的蓄臣，不可能有原创性的思想成果。”“柳宗元的元气论是被20世纪政治家们炒作得最多，评价最高的一个观点，也是柳宗元为唯物主义‘伟大思想家、法家’重要依据。事实是，柳宗元元气说是典型的‘接着讲’。他仅仅重复了前人的元气论，根本末能从‘气’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变化，地位来解释‘气’。”观点鲜明，做为一家之言尚可，但用此来评价柳宗元就显得武断了。王文认为“柳宗元的蓄臣心态和皇权意识以及理论上的‘唯道是就’，在现代人眼里，不会引起同情和尊敬，他反而不如韩愈为宏扬儒家表现出英雄主义气概。”这段话涉及的内容较多，单就韩柳比较而言，历史上出现过扬韩抑柳的倾向，也存在尊柳的阵容。对柳的褒贬往往涉及他参加“永贞革新”一事。在现代，对韩柳的评价要客观得多，充分肯定了两人的历史地位及学术上的贡献，尊柳抑韩与尊韩抑柳的现象同时存在，而且前者占上风。柳宗元为国为民遭贬十四年，人们普遍要同情和尊重他。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