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读刘继源《柳宗元诗文研究》 吕国康《柳宗元评说》 加入时间:2009/5/4 22:06:00 admin 点击:2222 |
|
八秩老翁柳学情 ——喜读刘继源《柳宗元诗文研究》 《柳宗元诗文研究》由珠海出版社于2003年8月出版,作为潇湘文化系列丛书之一,收集了刘老的柳学文章43篇,共17万字,是刘老一生心血的结晶。该书的出版是永州柳学的新成果,是对全国柳学的新贡献!全书分为“论说篇”“考释篇”“赏析篇”三部分,附录两文,一是《关于筹建永州愚溪公园的刍议》,二是《漫话永州八景》。文章的重点,一是研究柳宗元对地理学的贡献,柳的大中之道与政治革新理论,柳与佛教的关系,以及柳的人际关系、思维特点、养生之道等;二是考证一些重要诗文的写作时间、地点及内容,且多数与永州相关;三是对柳的部分诗歌进行新释,提出已见。涉及领域广泛,角度新颖,既有宏观阐述,又有微观剖析,新见选出,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刘老上大学学的是地理、历史,长期在中学任教,业余时间刻苦钻研柳文,并对涉及永州的地名、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故扬长避短,厚积薄发,对柳学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纠正了前人及当代学人的许多错误,有的观点具有发聋振聩之力! 在“论说篇”中,共有17篇论文,前3篇都与地理有关。首篇《柳宗元山水游记是世界上岩溶地貌的最早记录》,对柳笔下的永州、桂林、柳州之岩溶地貌归纳为“峰林”“石林”“溶洞”“岩溶与水”四种类型,从柳文的描述中逐一找到印证,并进行科学分析,从而论证了柳氏山水游记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令人信服。著名地理学家徐宏祖,考察过我国西南地区的岩溶地貌,比柳晚七百余年。而南期拉夫地理学者研究喀斯特高原的岩溶地貌,则是十九世纪末了。《谈柳宗元评桂林山水之美》一文,依据柳文《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认为“柳宗元乃是历史上第一个评价桂林自然山水之美甲于天下的名家”。而且,“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称,实源于柳宗元的《訾家洲亭记》”。在《关于〈封建论〉的几个问题》中,对写作的具体年代、《封建论》的历史地位、《封建论》提出了“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新论断、《封建论》的指导思想是大中之道,提出了精辟见解,写得大气磅礴,观点鲜明。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该文有“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之句,刘老推断:李渊于公元668年建立唐朝,“垂”200年即公元817年,柳正在柳州刺史任上,故《封建论》写于柳州。与学术界一般认定该文写于永州相悖,值得进一步探讨。对于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原因,柳宗元自称“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的缘由,刘根据有限的史料、柳的自述,对柳与唐宪宗李纯的恩怨关系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写成《柳宗元与唐宪宗李纯恩怨关系的探讨》。该文认为柳得罪宪宗,主要是在立太子问题上持不同政见,在《六逆论》中公开反对几千年的传统立嫡以长的正统观点,因而刺痛了后来立为太子的广陵王的心窝,使之耿耿于怀。皇太子李纯即位为宪宗后,立即对二王、八司马进行打击,十年后,对奉诏返京的五司马再贬放远州。对这一重大问题提出新见解,论证细致缜密,自成一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柳子十多篇文章的逐一分析,对其大中之道与政治革新理论进行了归纳,因而得出“柳宗元是九世纪初世界最杰出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文学家”的结论,论证周详,很有说服力。在《柳宗元与永州刺史崔敏的关系》中,通过层层剥笋,追踪溯源的方式,大胆推测柳与崔是姻亲关系。在微观方面,刘老也有不少建树。如《〈钴鉧谭记〉标点符号的讨论》,对描写钴鉧潭特征的一段文字,根据河流水文方面的知识及实地考察,纠正了各种版本的标点错误,还认为钴鉧潭的面积“且十亩”应为“且半亩”,一条小溪形成的小水潭不可能有十亩宽的面积,“十”字是“半”字之讹写。 在“考释篇”中,共有14篇文章,重点对柳的代表作《永州八记》进行考释,对柳在永州的部分遗址及游踪进行探讨。这是永州学人对柳学的独特贡献。如对“西山”所指,一直存在“粮子岭”与“珍珠岭”之争,刘老经过周密考证,列出四条充足理由,认定将西山定位粮子岭是与柳文原意相违背的,而是位于柳子庙后那座圆顶山峰。其结论与徐霞客当年的考察相吻合,与 “赏析篇”中共10篇文章,对10首诗作进行新释,敢于向权威挑战,对《唐诗三百首新注》、《唐诗鉴赏辞典》、《柳宗元诗文选注》中的不妥注释提出不同看法。如认为“长歌楚天碧”是《溪居》的主题思想,“长歌”不仅仅是“放声歌唱”,有长歌当哭之叹,以歌咏诗文抒发悲愤的情感。“诗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以天下为已任……忧的是国家兴衰,人民的苦乐;愤的是复辟派小人当权,执掌朝政,继续迫害、打击正义、进步的革新派。”“长歌楚天碧”,就是诗人“宣誓撰写一批千古不朽的传世名篇。”故认为这首抒情小诗是强作闲适的解说是肤浅的。对《渔翁》诗中“欸乃一声”的解释,“欸乃是棹歌开头的号子,是像声词。”刘老经研究认定香零山实为香炉山、蒲州就是蘋岛、南亭遗址位于袁家渴南面之“南馆高峰”处,此类新见多处可见,立论坚实可信。在附录中收入的两文,对愚溪景点建设提出了筹建愚溪公园的建议,对永州八景的来由及新景点建设提出了看法。全书贯彻了古为今用的原则,对继承柳宗元的精神遗产,开发与柳子相关的旅游景点,保护永州的生态环境等,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若说本书还有不足之处的话,部分文章的标题书写不够规范,少数几篇文章内容还显单薄了一点,有的观点有图解政治之嫌,有的观点还值得商榷。如前所提,单凭“垂二百祀”这一概数认定《封建论》写于柳州,欠妥。总之,作为八十高龄的退休教师,在缺乏资料、信息的情况下,能取得如此丰硕成果,实属难能可贵,特向广大柳学爱好者推荐此书。 200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