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手架”的坚强与脆弱

——评刘翼平长篇报告文学《脚手架》

陈仲庚

（湖南科技学院工会  湖南 永州  425100）

一、“山里人”固有的情结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宽厚，故爱山之沉稳；智者灵巧，故爱水之流动。这二者似乎是背道而驰、不能兼容的。但对刘翼平，我却不知道究竟该将他归入哪一类，仁者抑或是智者？因为他既“乐山”也“乐水”。足以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他对零陵的山水是那样地熟悉，描写是那样地美丽。且看他对柴君山的描写：

南国五岭的都庞岭余脉，高耸着海拔1400多米的柴君山，山上常年云雾缭绕，巍巍山势向南而依，向北而望，仿佛一位长者安然而坐。山麓之下，西部有一黄花岭，横亘而出，将脚下的田野划隔为湘桂两省区。东部有一串发源于蒋家田富有神话色彩的七十二峰，峰峰有坳，坳坳有井，向北连绵而去。站在柴君山巅，俯瞰这向北铺展的南国田园，农田、水库、丘陵、村庄遍布其间，河流、道路纵横交织，俨然一幅美丽素雅的织锦图、田园画。（刘翼平《脚手架》，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12月版，P9。下引仅注明页码。）

黄花岭下的湘江，神融湘风桂韵，胸纳山魂水魄。（P20）

如此的一幅图画，既不是织在锦上，也不是画在纸上，而是铺展在零陵数百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如果不是烂熟于心，怎能描绘得如此简洁而清晰；如果不是万分喜爱，怎能描绘得如此亲切而美丽？！

然而，要说刘翼平先生只是一般地“乐山”、“乐水”，那是很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有“乐”更有“忧”：“乐”山水之美丽，“忧”山里人之命运。从大山中走出来的刘翼平，有着无法割舍的“山里人”情结，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出生农村的我，在大山中长大，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那种质朴、善良、勤劳、憨厚的情结，任凭时空变换，总也挥之不去，长留心间。正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刘翼平《石棚夜话·自序》，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刘翼平所说的“秉性难移”，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山里农民所赋予他的质朴、善良、勤劳、憨厚等品性不可移易，二是对山里农民生存命运的关注不会遗忘。对第二层意思，刘翼平同样有过清楚的表白：“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由于生活环境的相近，我感到一种亲近感，让我觉得应该融入他们。作为一名最接近他们的基层领导，由于发展的责任在肩，使我产生一种负疚感，更想去贴近他们。想起他们，你的内心不得不在流泪，他们是最需要关怀的人”（刘翼平《石棚夜话》，P40.）。也正是从这种关怀出发，刘翼平对零陵的山水才那样地关注，他所要寻找的当然不是“挥毫当得江山助”的诗情画意——尽管，作为永州市作协主席、零陵诗社社长的刘翼平也很需要这种诗情画意来相助，但他更为关注的还是山里人赖以生存的山山水水。因此，他笔下的零陵山水，绝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色，更重要的是零陵人的生存环境。

从关注零陵人的生存环境出发，刘翼平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柴君山的美丽，更有柴君山人的生活艰难：“柴君山上打柴难”（P9），“石脚盆边水声希”（P15）。这已经是一幅穷山恶水的景象了。同一个柴君山，“远望”与“近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刘翼平的这种对比描写其目的何在？我想，他无非是要提醒人们注意：不要仅仅迷醉于外在的美景，要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人生。诚然，零陵的美景也是值得关注的，“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欧阳修《咏零陵》），“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陆游《偶读旧稿有感》），“湖湘山色天下锦，零陵仍复白其眉”（杨万里《题黄才叔看山亭》）。前人对零陵美景的描绘已经很多，特别是杨万里，他笔下的湖湘山色已经是锦绣“天下”了，而零陵山色更是居其首位。这样的描绘虽然也是真实的，但毕竟是匆匆过客的走马观花，只看到了表层的山水之美，没有看到山水背后的民生之艰。只有长期居住于此的柳宗元与众不同，既写出了零陵山水的清莹秀澈，也写出了零陵人如捕蛇者的生存艰难。刘翼平当然比柳宗元更进了一步，不仅关注着零陵人生存的艰难，更关心零陵人生活状况的改变以及在外地的发展。带着对零陵人的关怀，沿着零陵人“挣扎”、“创业”、“裂变”的足迹，从80年代走到现在，从大山深处走向现代都市，刘翼平一路追寻一边记录，于是便有了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脚手架》。这不是一部手写的作品，而是作者四十几年心血的凝聚，是山里人秉性难移的情结的一种外在显现。

二、作者提供的启迪

正因为是作者心血凝聚的一部书，所以《脚手架》的写作速度十分惊人。2008年的4月间，作者还在跟我们谈论着书名及构思，年末，这部洋洋洒洒24万言的大作就摆到了面前。作为一个县区政府办的主任，其政务的繁忙可想而知，但作者还是尽量地挤出时间急急忙忙地将这部书赶写了出来。那么，作者这样着急地赶写，其目的究竟何在呢？在《致广西南宁零陵老乡的一封信》中作者有这样的表白：“你们在南宁奋斗的艰苦而美好的历程，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下靠勤劳和智慧奔向小康的一个典范。……作为一名作家，我被你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你们坎坷传奇而又精彩辉煌的人生使我常常涌动着一种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与冲动”（P1）。很显然，这就是作者创作此书的原动力，也暗含了此书的写作目的：将这些零陵人“坎坷传奇而又精彩辉煌的人生”展现给读者特别是农民读者，为中国农民奔小康树立可资学习的典范。应该说，这不是作者的一时想法，而是他多年关注农村、关怀农民的必然结果。几年前，作者还在乡镇基层工作的时候，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注重以农民影响农民，多发掘农民身边的闪光点和兴奋点，多发掘农民当中可敬、可信、可爱、可学的典型和事迹，在现实生活中引领、矫正、规范农民的思想行为”（刘翼平《石棚夜话》，P98）。可见，刘翼平寻找这样的典型和事迹已经多年，一旦有了这样的发现，他便迫不及待地要公之于众，目的就是要“以农民影响农民”。

那么，《脚手架》究竟给农民提供了怎样的典型，作者究竟要给农民怎样的启迪？

启迪一：穷则思变，变则通。《脚手架》的结构非常简洁，行文线索也非常清晰。作者以上、中、下三篇结构全书，以“出去”、“立足”、“腾飞”分别作为篇题，简明而清晰地展现了零陵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期20多年的艰苦创业史。这种创业与当年柳青笔下的创业所不同的是，它不是立足于故土和农村，而是立足于他乡和城市，这正是顺应于中国现代化需要的一种创业，不仅符合中国的历史潮流，也符合世界的历史潮流。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几十位农民工或农民企业家的创业史，这些人的创业过程各不相同，但其起点几乎完全一样：被贫穷所逼，不安于现状，于是背井离乡出去寻活路、闯天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零陵古郡河西片的水口山、大庆坪、石岩头及相邻镇的农户，因为人多田少，便纷纷扮演着盲流和打工仔的角色外出务工”（P3）。“贫穷”是他们的生活现状，“人多田少”是其原因，“外出务工”是他们能够改变现状的一条活路。他们从这条路上走出，“20多年的‘与日俱进’，这些‘泥腿子’、‘破烂王’，凭着天生的吃苦拼搏精神，在市场经济的最底层摸着石头，拄着拐棍，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在人生的河流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最终百川入海，聚沙成塔，铸就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市场——‘建筑外架市场’”（P3）。原本狭窄拥挤的“务工”之路，最终变成了畅达“大市场”的通途。而这条通途，是零陵人实打实地用“脚”和“手”“架”通起来的，也是零陵人因穷而思变、由变而通的典范。

启迪二：人生百业“脚手架”。《脚手架》作为本书的书名，是有着很丰富的内涵的。我以为，它至少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本义，即建筑行业所使用的外架；其二是象征义，即“这一群带着泥土气息、操着地方方言的‘民工’、‘农民企业家’，其实正是现代都市的脚手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脚手架”（魏剑美《脚手架·跋》，P145-146）；其三是引申义，即人生的“脚手架”，人生百业的“脚手架”。“脚手架”的本义在此已无需多说，其象征义已有人说得很清楚，我要说的则是引申义。

这部报告文学的重点“报告”对象虽然是几位投身建筑外架市场的农民企业家，但又不仅仅限于他们几位，作者所选择的“典型和事迹”其实是比较宽泛的。例如，靠养蛇致富的，“柴君山下的李公平、陆仕龙、李林荣便是众多养蛇户中的典型”（P34）；而“酿酒人胡顺开”，不仅将“永州异蛇酒”推向了全国，还推向了国际市场。西头村人笃信着“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读书可以创造未来”的人生哲理，一代接一代地苦读、考学，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唐学军开始，先后竟有50多人拿到了大学文凭，一条500米长的老街，500来口人，大学生的比例占总人口的10%，远远高出当地、全省乃至全国的水平（P28-29）。而且，作者也不把迁移外出作为唯一的出路，赵家“戏班人员的‘两极分化’，见证着两种不同的人生状态。‘留守派’生活稳定，稳打稳靠赚点身边钱，父母心稳，孩子身稳，自己在家睡觉稳。一到农闲，他们在家修坝修渠修机耕道，把村子前500亩命根田整理得方方正正。‘外出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凭着自己的力气和智慧，计时计量，时刻有钱进腰包”（P42）。这两种人生状态各有优劣，作者也没有厚此薄彼，特意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要“凭着自己的力气和智慧”去挣钱。因此，“脚手架”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扎根大地、屹立大地，稳扎稳打、实干实拼的精神，这不仅是零陵人的精神，湖南人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各行各业，多彩人生，均需要这种精神。

启迪三：富亦思变，变则久。市场经济的大潮，有涨也有落；不同行业的兴替，有盛必有衰。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因此，靠占领脚手架市场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们，决不能死守这一行业，在事业鼎盛之际，就应该谋划好转行，因为任何事物在它走向鼎盛之时，也往往是衰败的开始。作者特别介绍了几位急流勇退的企业家，如转向餐饮业的周汉波，转向休闲业的杨宏，转向房地产的李星怡，还有走出国门开辟娱乐业的蒋国荣、蒋松兆……他们把准了时代脉搏，掌握了市场规律，他们的事业就能常变常新、常变常盛、常变长久。这也是各行各业、多彩人生需要借鉴的。

三、作品引发的思考

无疑，刘翼平所描述的“脚手架”是坚强的，“脚手架”的精神是坚强的，搭建脚手架的人是坚强的，开辟脚手架市场的人更是坚强的。然而，深究起来，我们在这坚强的背后，却也不难发现它的脆弱性——“脚手架”的事业或者说市场是脆弱的。这里所讲的“脆弱”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创业之路的脆弱性；二是它所依凭的对象是脆弱的。

从创业之路说，这些农民工们从发现脚手架市场到投资这一市场，完全是一种偶然的、自发的行为，创业者没有任何理论的指导，市场也没有相应规则的引导。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来分析，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它的理性成分太少，而机缘巧合的成分太多。如果广西相关部门不是近些年才规定脚手架必须用钢管，就不会形成这一市场；如果早已有了这样的规定，市场早被别人占领；即便是这一市场仍然存在，如果他们不是在收破烂的过程中发现了“废物再用”，也不会想到投资、投身这一市场。从依凭的对象说，因为城市建设总是起起落落，难以保持恒常性，所以脚手架市场也难以保持稳定的发展。而这些农民企业家们，恰好遇上了历史上少有的城市发展膨胀期，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脚手架市场无需培育便自然而然地扩大再扩大。因此，对这些农民企业家来说，与其说是他们打拼来的市场，不如说是市场砸到了他们手上；他们的能耐仅在于：不仅接住了而且抓紧了这一天赐良机。

由“脚手架”的脆弱，不能不引发我们更深层的思考：农村的富余劳力如何有序地转移出来？

这些农民工或农民企业家们，当年被逼出走的共同原因就是“人多田少”，而“人多”与“田少”的矛盾，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越来越突出。土地总是有限的，人口的增加则是一个不定数。随着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所需劳动力会越来越少，需要转移出来的人口会越来越多，而且这将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作参照，其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0%，而我国现在的农业人口则在70%以上，那么，我们至少还有60% ——也就是近5亿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出去。这么多的人口需要转移，虽说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能够完成的任务，但转移人口的众多、压力的巨大，总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仍然像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工那样去“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80年代的农民工自发地走出去，还会有一些“天赐良机”在等着他，到了今天，这种良机则越来越少了。对今天的农民工来说，有两种“良机”风光不再：一是城市发展的膨胀期已过，大量吸收农民工的建筑行业会相对萎缩；二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玩具等）的市场已趋向饱和，再难有新的拓展，因而对农民工的吸收量也再难增加。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绝对增加，而城市能自动消化吸收的能力却又相对减弱，对这一问题，我们的政府如果不及早地采取措施，那么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出现的“羊吃人”现象就会在我国重演，大量农民露宿街头的现象就有可能发生。因此，80年代的农民“摸着石头”闯出去，迎来了一片新天地；今天的农民如果也是“摸着石头”闯出去，就可能碰得头破血流。

“脚手架”的坚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迪；“脚手架”的脆弱，引发了我们的深层思考。有了这种启迪和思考，《脚手架》的价值便也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