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时代旋律 描摹潇湘热土

——读刘翼平先生的报告文学《脚手架》

杨金砖

刘翼平君可以说是近年活跃于潇湘文坛上的一匹黑马，在短短的十来年时间内，实现了人生的几大跨越。由一名中学教师转行成为政府部门的一位专职文字工作者，进而成为乡镇领导、区政府办公室主任，跃升为一位真正游走官场的要员。但是，他于闲暇时分，转而为文，未及几年，不仅在地方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而且文学创作也相当繁富，相继在《湖南日报》、《金鹰报》、《作家天地》等刊物上推出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化散文，先后出版了《石棚夜话》、《零陵文化》系列丛书，最近，他创作的以反映务工农民创业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专集——《脚手架》，又获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并资助出版，成为永州文学界获得此项扶持的第一人。他的这种勤奋与执著，实让游走文学圈中的写手们深感羡慕，也让常以文学混饭吃的我深感愧色。

他的报告文学集《脚手架》虽然篇幅不是很长，只有16万字左右，但它以务工农民为载体，用24个简短的故事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潇湘大地上农村的巨大变化与农民的精神状况，作了恰切的描绘和勾勒。生动地再现了务工农民躬耕时困惑，务工时的辛酸，创业时艰难，成功后的喜悦。因此，读《脚手架》里的故事，犹如在回忆一部历史，检点一种文化，内心深处感到莫大的震荡与冲击。让我们从那断续的记忆中深切地感悟到在20世纪里的中国：“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太脆弱”。

有资料统计，目前大约有2亿农民离开农村，长期在城镇以务工为生。由于文化教育与地域身份的限制，他们只得干最累最脏的活，靠最低廉的收入艰难地生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正如建筑的“脚手架”一样支撑起城市的富丽与繁华。然而，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们将一群又一群高楼建好，而自己则仍旧年复一年地居住在简而又简的工棚之中，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游弋在城市的边缘。让人直想起梅尧臣的诗句：“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进城务工的农民，的确有如千年前的“陶者”与“蚕妇”，温暖了别人，自己却仍在风雨里站着。譬如城里人失业可以享受低保，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不但自己生活无着落，子女上学无定所，就是靠体力而本该获取的微薄的工酬也时常遭到恶意业主的无故拖欠与克扣，农民工的利益在遭到侵害而无处诉求时，不是沉默忍受，又是铤而走险，于是由此而生的社会恶案可谓是此伏彼起、时有发生。

其实，回顾历史，在千百年来的封建社会里，农民一直是处于弱势之中，他们常常只有耕种的义务，而没有不耕种的权力。因为无论年纪多大，无论是否有耕作的能力，只要还活着，只要拥有几分田地，就得年复一年的按照既定的“律法”去缴税纳饷，去支持朝廷和国家的建设。时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李昌平、李春桃等一些草根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于是，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迎来的第一缕曙光——便是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画上了一个历史的句号——让种粮农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与喜悦。

刘翼平君的《脚手架》，共分三辑，第一辑“出去”讲述的主要是20世纪农村环境的恶劣、农民生活的困苦、农业发展的艰难。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要想不被穷困所潦倒，就必须“穷则思变”，必须勤俭持家，必须在困厄中崛起。因此，这一辑的故事最为真切而感人。譬如《柴君山上打柴难》：柴君山在都庞岭西北部，海拔达1400多米，在柴君山下的群峰之中，有三个乡镇，12万农民静静地生活在这片古老而荒凉的土地上。荒凉到何种程度呢？翼平君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水口山镇全镇4.4万人，稻田只有3.2万亩。人多山少田更少，柴君山脚下的大皮口村原本叫做大‘大坡口’村，几千人就生活在柴君山的大坡上。因人多地少，村人故意将‘坡’的‘土’旁划掉，念成了‘大皮口’。”少了地还不说，连水也截了去。柴君山上有一口麻拐井，井口像一只蛤蟆，泉水常年不断。可是它却汩汩地通过地下岩洞流到了山背面的进贤乡去了。在这个穷山恶水的环境中，这里的百姓只得靠喂养几只鸡鸭，卖几枚鸡蛋，以维持油盐酱醋的日常开支。由于自然资源的十度匮乏与紧缺，于是为争山争水、争田争地，纷争不断。更有甚者，村里的乡规民约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例：“谁要是为了村里的水，为了村里的山被其它村的人打死，村里便划出片山、划出一块田，将其老人养到死，小孩抚养成年。”自然资源紧缺到这种地步，其农民生活的困苦也就可想而了。但是，就在这样一个穷村，自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从此有了外出务工的自由，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从此，村里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又如《石脚盆边水声稀》里的大庆坪，其水荒之苦更是让人欷歔。大庆坪是一个典型的以石灰岩为主的喀斯特地区，峰峦峭拔，乱石林立。乱石之中，有个深达50余米的深坑，就在这个深坑里，有一线比童子尿还细的泉流从石缝中流出。这里的先民在石底上凿出一个脚盆大的凹槽，装着这生命之水，每天由村里年长的老头轮流去守护着这线清泉，并按人计量分发。400多人的村子年复一年地靠这一点一滴的石脚盆的水而繁衍生息，其处境之难不言而喻。也许是这种生存环境的迫然，使他们养成了一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抗争精神。从1961年起，在一届又一届的村干部的带领下，踏遍山冲岭坳，四处寻找水源，修筑塘坝，开凿沟渠，提引阴河水，经过长达20年的奋斗，终于结束了“干旱死角乡”的历史。这一故事不仅精彩地再现了当年乡村干部带领村民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也让人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伟大与光荣。

在这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农村的确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但是与城里相比较，其速度毕竟还是缓慢的，为了能迅速改变家乡的穷困面貌，像柴君山下的杨木忠，杨亮国，石脚盆的杨迪龙、蒋顺林，黄花岭的唐玉清、唐隆云，等等，相继背起行囊，随着务工的人流，来到陌生的城里寻找新的创业之路。在进城之初，他们或以打铁营生，或以收破烂糊口，不过，他们并没有被生活的艰辛所囚困，也没有因农民身份而阻隔，不断提升自己的阅历和见识，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之中经受洗礼，进而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和弄潮人，成为富甲一方的领头雁。

《脚手架》中的第二辑“立足”，详细记述了20世纪90年代8位成功农民的创业历程与奋斗足迹，人物鲜活而故事感人，不仅切合时代旋律，而且有较好的引导和激励效果。譬如从一文不名到富翁的唐顺福，其人生之旅简直坎坷之极。尽管平时成绩很好，因为家庭贫穷，一时高考失误而从此无力再去求学，取妻生子原本一家祥和，未想娇妻忽然生病，又因无钱救治而而撒手人寰。一次接一次的打击，让他深深认识到现实世界中钱的重要。于无奈之中，他带着最后的100元钱，决然离开这让他心痛而又眷恋的故土，南下桂林，就这样，在桂林这座游人如织的城里，他从一名不起眼的装修工，到自己勤学苦练，研发出一种新式灶台，再到后来独自开办公司，走上创业之路，20年中，风里来雨里去，几经拼搏，终于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唐顺福的事迹的确印证了一个道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

第三辑“腾飞”，述说了富起来的农民所表现出的种种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钱让无理智的人疯狂，也让有理智的人迷恋。钱虽然不是好东西，但没有钱绝对不是东西。这些从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中，凭借各自的胆识与艰辛，一些创业者终于成了时代的宠儿，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实现梦想与现实的跨越。但是，富起来的“老板们”又在想着什么呢？刘翼平君通过一些个案分析了他们思想上的裂变。一方面在“购房热”、“购车热”、“出国热”一浪高过一浪时，他们挥金如土、纸醉金迷。另一方面世界经济重组的格局中，他们又深感忧虑，要想持久地立足市场，就必须做大做强，做出自己的特色与品牌，于是“转行热”、“商会热”、“文化热”也应运而生。物欲与享乐，迷惘与困顿，执著与坚韧，熬就了他们的多重性格。许多故事读来无不深受启迪和裨益。

总之，刘翼平君《脚手架》写得不错，他以独到的眼光与别样的视角，挖掘出了中国农民的朴实之心与勤劳之美，在故事的叙述上展示了作者的高蹈技艺和文学修养，可以说是当下反映农民题材的作品中较有新意的一部，非常值得大家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