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平凡之人  记非凡之事

——刘翼平先生《脚手架》赏读

湖南/吴同和

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古往今来，不少文人墨客竞相为这些“中国的脊梁”树碑立传，或据实而成史传，或渲染而为小说。前者如《史记》、《汉书》乃至《清史稿》中的清官廉吏、义士游侠，后者如《说唐》、《水浒》以及古代杂剧中的文臣武将、英雄豪杰，至于民间口耳相传的“脊梁”，更是数不胜数。然而，由于作者世界观价值观之所限，时代社会发展之所囿，这些作品，多数只能描“脊梁”之形，难画“脊梁”之骨。尽管如此，读者对彼时彼地的“脊梁”们同样肃然起敬，赞赏有加。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处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内心痛楚和情感煎熬之中，虽没有替“脊梁”们立传，但其散文随笔之《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范爱农》等，却有意识地从不同的层面展示着那个特殊时代“脊梁”的风骨。

时过境迁，当我们祖国永远告别了黑暗年代、白色恐怖时，当科学昌明普及、社会稳定和谐时，当建设者们不断开拓进取、建功立业时，当人们进一步追求高层次的物质文化享受时，另一种类型的“脊梁”崇山峻岭般矗立在世人面前，感动中国，感动你我！他们之中，有夙兴夜寐、日理万机的人民领袖，有攻坚破难、屡创奇迹的科技精英，有抗震救灾、临危不惧的铮铮铁汉，也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百姓平民……刘翼平先生《脚手架》向读者展示的群体，也是一种“脊梁”：这些湖南零陵人，虽然极其平凡，非常普通，但他们上柳桂，下南宁，历经坎坷，备尝艰辛，终于在“脚手架”上演绎了多彩的人生。他们“正在秉承过去勤劳、勇敢、拼搏的历史传统，续写着美好的现在和未来……其艰苦而美好的历程，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下靠勤劳和智慧奔向小康的一个典范。”

脚手架，是为建筑工人在高处操作而搭的架子。零陵的农民工就是利用这普通的架子，在八桂大地上竖起了若干宾馆、酒楼、院校、公寓，并将其搭建到国门之外！这脚手架，不但使农民工自身价值得以提升，而且使其思维模式也随之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正因为如此，《脚手架》予读者的启迪才格外丰富深刻：脚手架，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具象的，有抽象的。内涵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外延的多向性：脚手架不仅可以用之于建房造屋，也可以打造思想的、精神的、文化的大厦高楼；“脚手架”们进城务工，对于城乡经济文化的发展互利双赢，意义重大。君不见，从“背井离乡下南宁”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农民工的艰难跋涉，从“20世纪80年代的挣扎”到“21世纪初的裂变”的创业者的勇毅抉择，从安居热、购车热到文化热、出国热的焦点定位，从乌合之众的单打独斗到零陵商会的遍地开花……这一群“平凡之人”的生活理念和精神世界发生了多么惊人的变化！君不见，杨禄福、唐玉清、杨木忠、蒋松兆等人，正是借助脚手架而脱贫致富，声誉鹊起；作家刘翼平先生以敏锐的视角，准确而及时的捕捉了“脚手架”这一重大题材，瞄准了这一特殊群体，以报告文学的文学体式，为之作传，不但拓展了自己的创作空间，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审美品位。君不见，这一特殊群体的多数人，其认识层面已从有形的脚手架逐步上升到无形的脚手架，进而开始思考关于农民工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伦理道德、人口生态、国民素质等一系列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而这一“零陵现象”，足以使作家、学者们由此顿悟，从而发现并研究全新的课题；刘翼平先生也正是通过“脚手架”，已“更上一层楼”……

——倘要探究《脚手架》的社会意义，意义就在于此。

《毛诗大序》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意思是说，吟咏一个邦国的事，表现诗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叙述的是天下之事功，表现的是四方之风俗，就叫做“雅”。宋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郑樵(1104年—1162年)《通志序》云：“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他所说的“风”是指民歌，他所说的“雅”是指朝廷里面的官乐。《毛诗大序》和《通志序》从不同角度界说了“风”和“雅”。倘以此二说来欣赏《脚手架》，不难发现，《脚手架》亦风亦雅，在真实性、典型化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均有特色，颇耐玩索。

作为报告文学作品，刘翼平先生很熟练地把握了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的原则，胜利地完成了“传平凡之人，记非凡之事”的浩大工程。无论是表现脚手架人生活的地理、经济、文化背景及其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涌动，或叙述脚手架人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还是颂扬脚手架人的生活巨变，都是那样真实感人。与此同时，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典型化手法刻画人物形象，感人至深：从八桂田园，到新兴苑小区，至三塘市场，由一个青年农民而成长为企业主的唐玉清，“苦后方为人上人”，其拚搏摔打，音容笑貌，如闻如睹；从“擦干母亲的冤泪”到“抚慰妻子的屈情”至“舒展自己的豪情”，资产超过千万元的杨禄福，其艰难坎坷，苦辣酸甜，可感可知；“抗争命运闯桂林”——“‘福灶’万家办公司”——“要做城市‘架梯人’”，这支三部曲艺术再现了唐顺福从“一文不名到富翁”的登攀和跋涉；而六年办学，遍洒辛酸泪的杨宏，演绎的则是建校——维校——撤校的忧苦与欢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脚手架》犹如一支瑰丽的交响曲，“出去”——“立足”——“腾飞”，三个乐章相对独立，而又时空相接，旋律激越昂扬，令人心潮翻滚；《脚手架》又似一组神态各异的群雕，唐玉清等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活脱在读者的面前，令人心动神驰！

请欣赏几个片段：

美丽的北海银滩，被誉为南方“北戴河”，又有别于北戴河。这是个全年候海滩，一年四季吸引着东西南北中的游客在这里冲浪游乐，沐浴南国的温情，感受大海的博深。由物及人的启迪，你一看见她,就觉得心胸开阔；你一走进她，就感到激情澎湃。16年前，当杨木忠第一次来到北海时，他并没有立即投入商海，而是直奔银滩而去，他想到有形的大海里去感受无形的商海。这位只在柴君山脚下的涧子里、水塘里洗过澡游过泳的小伙子，根本经不起海浪的冲击，一次次走进白花花的海浪里，一次次被冲回白花花的海滩上。望着游向大海深处的人，杨木忠才悟出：“逆浪而上”的泳道。只有越过一个个浪峰，才会游向那湛蓝色的深处。

                                                        ——《脚手架》61页

太阳落山了，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可在这个破旧的小学校里却是灯火通明，女人们不停地忙碌着，孩子们互相追逐着、嬉闹着，男人们用那双粗糙的手端着一碗碗家乡人酿的米酒开怀畅饮着，脸上那一条条饱经风霜的皱纹舒展着，微带醉意的豪言壮语说得越来越好，声音说得一个比一个大。看样子这顿庆祝“脚手架学校撤校”的宴会将会进行到很晚。

深夜的南宁渐渐地安静了，可正因为有了这些零陵老乡们，才使她有了异样的活力和光彩，即使在深夜，她还是那么美，那么美。

                                                        ——《脚手架》87页

六万零陵民工进南宁，好大一群人。

零陵脚手架占南宁市场总额的80%，好大一个市场。

零陵脚手架总资产达150亿元，好大一笔财富。

这是一笔让南宁和零陵都感到兴奋和喜悦的数字，是勤劳的零陵人和开放包容的南宁人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产物。可欣喜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丝丝担忧。谁来管理这批人？谁来服务这个市场？谁来壮大这笔财富？聚是一种能量，又是一种威胁，有时经济学家欣喜的问题，社会学家却在担忧。如何掌控能量和威胁，如何抚平欣喜和担忧，让南宁的零陵人深思。

                                                       ——《脚手架》112页

“东盟时光” KTV包厢，几位零陵老乡在相聚，蒋国荣、蒋松兆早早就摆上水果拼盘和家乡茶，胡顺开捧来两箱在越南酿制的“异蛇胆酒”，杨隆云、杨木忠、杨宏、唐玉清一进包厢就来了个拥抱礼，一股亲热劲，满心豪迈情，一生拼搏事，曲曲豪放歌。《爱拼才会赢》、《好日子》、《小微》、《我想去桂林》，一曲曲中国流行歌，飘荡在整个东盟时光里。

                                                   ——《脚手架》138-139页

这是“报告”，也是“文学”，更是传奇。面对美丽的北海银滩，“望着游向大海深处的人”，杨木忠是否想过“到有形的大海里去感受无形的商海”，是否悟出“逆浪而上”的泳道？庆祝“脚手架学校撤校”的宴会与“深夜的南宁渐渐地安静”有着怎样“异样的活力和光彩”，将引发杨宏夫妇怎样的遐思？读者们虽然不得而知，却会情不自禁地进入二度创作的广袤空间，恣意驰骋。零陵的“脚手架”们，居然能领悟到“聚是一种能量，又是一种威胁，有时经济学家欣喜的问题，社会学家却在担忧”的深奥哲理；“一股亲热劲，满心豪迈情；一生拼搏事，曲曲豪放歌”的零陵老乡，竟然会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东盟时光”KTV包厢亮剑引吭；他们要把“脚手架”搭建到国门之外，为国争光……而当读者赏读“腾飞”篇，和作者一同走进“脚手架”们的新生活时，理性思考将取代形象感知，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愉悦。这种愉悦，令人振奋，令人陶醉，又令人思绪万千。

近年来，文坛上有一种时尚，不少作家尝试着用方言土语写小说，作剧本，有点“原生态”的味道。这些作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本土读者觉得亲切，似遇老友；外地读者感到新奇，如逢知音。举例说，东北“二人转”唱响大江南北，《都市外乡人》等一大批优秀影视作品为全国观众津津乐道，东北方言的语言形式恐怕就是一个因子。按《毛诗大序》及《通志序》论述，这些作品本该纳入“风”的范畴，但谁又能否认它们“雅”的内涵？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也有一些作者，不知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为了追求某种商品价值，也用方言土语表情达意，但由于过“俗”，实在难登大雅。同样是东北“二人转”，《十八摸》之类就因其格调低俗而拒多数观众于千里之外。有些作者，用方言土语完成作品，并附有“方言普通话词语对照表”，可谓用心良苦，奈何“拳头加枕头”的铺叙和性爱的描摹过多，有的情节又太“色”太“黄”，故虽然也迎合了部分读者的感官需求，但多数读者却是不恭维的。因而，“方言土语”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使用方言土语进行写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使用时应慎之又慎啊！

刘翼平先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零陵人，作为报告文学作品，先生既使用了文学语言抒情写景，也不失时机地使用了零陵方言和当地习惯用语叙事记人，故读者无论用普通话或零陵话阅读这“传平凡之人，记非凡之事”的《脚手架》，都感到那样顺达流畅，似流水行云。这位“零陵老乡”在《致广西南宁零陵老乡的一封信》（引子）中真诚地表示：“让我沿着你们的人生轨迹走进你们的世界，用我的文字与你们的心灵对话，然后将你们的一切告诉世界。”他所说的“我的文字”，就是“我的语言”，虽然先生十分谦虚的申明“因自己长年在党政机关工作，思想、文字定势的‘官腔’太重，加之操作文字语言的机会太少，实际表达效果只好请读者老师们点评指教。”但读者却分明能感觉到其“操作文字语言”的能力非同寻常，“实际表达效果”也相当不错。

刘翼平先生是公务员，整天繁忙，却能挤出时间“传平凡之人，记非凡之事”，实在难能可贵。较之此前颇有影响力的专著《石棚夜话》、丛书《零陵文化丛书》及其散文作品，《脚手架》是一次跨越，一次升腾！

期待刘翼平先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