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选择了语文，我就要风雨兼行。”这是一个“炼狱”，苦苦的修炼之后必将获得“正果”。其乐趣在于其顿悟，其彼岸在于其多向，其成功在于其探索追寻，其操作平台在于其博大宽广。能独辟蹊径，矢志不渝而奋力前行的勇敢者定有成功的希望。人可百花齐放，我也能一枝独秀；人可百家争鸣，我亦能一鸣惊人。当今之时，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名流辈出，课题甚多：有阅读型，有写作型，有识记型，有赏析型，有发现型，有研究型；有人从观察入手，有人由想象入门，有人热衷兴趣培养，有人注重情感传递，有人强调思维训练，有人提倡知识迁移……一言以蔽之，均以适应课改理念，发展个性特点，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为目的，以求殊途同归。跋涉者的实践昭示：语文教学大有我们发展个性，扬长避短的用武之地，我们何乐而不为？

                       ——题  记

演员·教师·语文教师

读中学时，每逢学校召开文艺晚会，同学们一听到报幕员说“下一个节目由老师演出”时，立刻掌声雷动。我想，这激情大约除有对老师的尊重外，还有对老师无比信赖吧。在学生心目中，老师演戏一定最“棒”——虽然事实上，他们的表演还不如学生；虽然在舞台上，却远不如在讲台上更善于“演”。

于是，我便把老师与演员、讲台与舞台联系起来了，由朦胧而至于清晰，从抽象以至于具体。近二十年教师生涯，使我对下面的结论简直深信不疑：“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便是演员，而讲台就是舞台。”一个语文教师，在他那三尺讲台上，曾扮演过多少角色，演出多少感人肺腑的话剧！因而，我又感到，作为语文教师，应当把自己看成演员，并用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也是语文教师应具有的基本功。

演员靠语言表情达意，拨动观众的心弦，他们说话富有情感，形象，传神，并有个性。语文教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也正是通过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给学生以知识、以启迪、以享受的。议论文的奥博辩证，说明文的明快简洁，散文的优美含蓄，诗歌的精炼隽永，小说人物的不同个性，情节的起伏跌宕……全凭教师这张嘴再现。不能设想，一个语文教师讲起课来枯燥干涩，而学生却听得津津有味。听说有这样一个老师，学识广博，但由于缺乏表达能力，学生不怎么欢迎；另一位老师，上起课来，口才很好，竟能使学生时而目瞪口呆，时而哄堂大笑，时而怒不可遏，时而悲痛啜泣——你不觉得他有着一张演员的嘴么？

演员还需要靠表情打动观众，语文教师同样需要表情。有些课文不是要求学生表情朗读吗？前不久，我有幸去听一位同行讲《专拣儿童多处行》一文，他讲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甚至把课文中人物说话的神态、口吻都学出来了。我当时便有了这样一个意念：他在演戏。我还认识一位老师，他平时不喜欢说话、感情也少外露，然而一上讲台，便口若悬河，眉飞色舞，有时竟至于手舞足蹈，到高潮处简直有些不能自已了！他也会演戏。这两位老师较之演员，依我看，毫不逊色。

我也曾尝试过全身心投入地传道授业，居然也尝到一点甜头。讲《泰山极顶》时，我仿佛和同学们一起登山，沿途跋涉的艰辛，观赏奇景的惊喜，看不到日出的失望惆怅，失而复得的欢愉惬意……讲《梦游天姥吟留别》时，我结合神话传说，穿插一些小故事，企图把学生带入那琼楼玉宇，仙山佛地的环境之中，学生也确实被迷住了，他们的表情随着古诗意境的展开而不断变化着，轻快，紧张，惊恐，陶醉，哀怨，怅惘……我和同学们一起体悟着大诗人李白的情感。

我不会演戏，对表演的行话术语实在不懂，不过听说做演员的还有一个基本功，便是演戏时须进入角色，当哭则哭，要笑便笑，仿佛自己便是剧中人，否则就不合格。细想起来，我们语文教师有时也得进入角色的，甚至比演员还难。演员在一出戏中，只须进入一个角色，而我们有时一堂课则须同时进入好几个角色。讲《守财奴》时，如果可能，你就得把葛朗台的贪婪自私、虚伪冷酷的性格和这个专制者的妻子儿女的受压抑、受支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又善良无能的性格都表现出来。讲授《药》，则要把华老栓的勤劳善良、愚昧落后、麻木无知和康大叔的阴险狠毒、卑鄙贪婪、下流可耻的嘴脸再现，还得把夏瑜、花白胡子、阿义等形象同时展现在学生面前。虽然能这样做的语文教师少之又少，但语文教师们却应当争取做到。

经历过这样一件事。讲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时，请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第五部分，那学生读着读着，声泪俱下，以至于泣不成声了。本来是一个纪律不太好的班级，这时却寂然无声——那情境该多么令人难忘啊！

事后我想：这学生已“进入了角色”，而我，作为一个教师，实在自愧不如。但是，我们队伍中的成员能进入角色的却不乏其人，这些同行们已具备了演员的素质，值得好好学习。

演员的语言，演员的表情，像演员一样进入角色：这就是语文教师的基本功。所以，说教师是演员，讲台是舞台，也就不夸张了。

亲爱的语文教师们，当你踏着钟声走上讲台时，你是否意识到，一出大戏的帷幕已徐徐拉开了呢？而你，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1982年6月）         

温故知新  教学相长

中学语文教师拓展知识面，提高业务能力以适应今天形势需要，除有机会参加脱产进修，有目的有系统地自选一两个专题钻进去外，对于中年以上的同志来说，如有可能，给“五大”学员上课，亦可收到大致相同的效果。

“学问是逼出来的。”这话也许不无道理。四十岁以上的高中语文教师，绝大多数是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当年在学校虽也曾系统地学过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但由于多年来在中学工作，更加之“史无前例”的浩劫，学过的东西已遗忘殆尽。纵然没有忘记，可在这知识爆炸，概念更新的年代，也有部分陈旧——如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评估文艺作品，过去则闻所未闻。如对于人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亦不尽相同——不学习，则显然落伍，即使给中学生上课，也不免 “教然后知困”。但人却往往有些惰性，倘不是火烧眉毛，一般无暇专事研究；而要给“五大”学员辅导，就意味着一种外力逼着你非得“温故知新”不可。挤时间，下苦功，钻进去，从中获取自由，然后跳出来，方可为学员们解惑析疑，同时亦可满足今天这些视野开阔，求知欲强的高中学生之需。至于对自己的提高，自然更不用说。这是“一举而三役济”的好事。

在这方面，我深有体会。

1986年上期给电大学员辅导《文学评论的写作》，重点分析了鲁迅的两篇小说，一篇是《孔乙己》，一篇是《阿Q正传》。按说，像这类脍炙人口的作品早有定论，实在也挖不出什么新意了——孔乙己是一个被旧社会摧残得近乎于麻木的知识分子典型，而阿Q则是一个落后的要革命的旧中国农民典型——但一些专家学者却借助于新的观念，另辟蹊径，重新认识，令人耳目一新！

研究者们借助于美学的原理，揭示了孔乙己这个艺术典型的悲剧意义：从孔乙己的生命价值（由人异化为“非人”），从作者精心选择的最佳审美点（咸亨酒店）和最佳观察者（酒店伙计），从作者“寓悲于美”的艺术手法等入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可悲可笑，集别扭和谐于一身的穷困潦倒却又中毒极深的旧知识分子形象，并提出了一个特别发人深思的命题：“孔乙己是失败了的丁举人，丁举人是胜利了的孔乙己。”故此，认为作品是“超浓缩、跨时空”的结论便水到渠成。

对于阿Q这个形象，厦门大学青年教师林兴宅同志则用系统论重新认识，他用令人信服的图表比较全面地把阿Q这个集矛盾于一身的“不同于一般雇农”的双重人格进行剖析，提出了“自然质”和“功能质”的概念。这样，我们不得不认识到，《阿Q正传》绝不是看一两遍所能消化的，也并不是仅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几个字便可以囊括作者的全部感情与寄托的简单事情。正如有同志所述：“看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看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看三遍，鄙弃阿Q的为人……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个镜；十四遍，也许是报警器。”林兴宅老师看了几遍，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想不会少于十遍吧。而读了他的鉴赏文章《论阿Q性格系统》后，再看其他名作时，就不至于浮在表面，满足于一知半解，而是会深入进去，含英咀华，“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机械整体的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用动态分析代替静态分析”，以求“咂”出更多的“滋味”。

掩卷深思，似有所悟，再与学员们尝试着分析使用“穷形尽相，寓悲于美”的手法塑造的刘兰芝这个不朽典型。咀嚼巴金同志“精雕细刻，独树一帜”的《激流三部曲》中鸣凤之死的片断，体味“如诗如画，乐观昂扬”的《荷花淀》的情境，把握“声情并茂，色艺俱绝”的《琵琶行》中琵琶歌女的形象，揣摩“鬼泣神怒，山河崩摧”的《国殇》的悲壮场面，虽然只能获其一鳞半爪，毕竟是进了一步——为了“教”，“逼”着我们接受了新概念，获取了新知识，充实了自己。

作品分析好了，还得让学员们学着写。我曾布置学员们分析贾平凹的新作《火纸》——照实说，我对贾平凹作品似有一点保留意见，他的《丑石》便让中学生们有些迷惑不解——《火纸》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现实意义。它以青年阿季与丑丑的爱情悲剧来反映今天某些落后山区的社会现实，寓荒诞于严肃，塑造了阿季、丑丑、麻子（丑丑爹）等典型形象，格调古朴、自然，乡土风味浓郁。通过指导，学员们在自己的习作中发表了不少鞭辟入里的见解，具有一定的深度。有的学生能从美学角度出发，分析作品“以悲剧结局反射美”的艺术特色，有的学员大胆提出“丑丑是一个新时代套中人”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这套子不是她自己套上的，而是她那无知但又自诩高明，好心而又做了错事的父亲强加于她的。”在谈到丑丑的父亲麻子时，有几句话颇有见地：“麻子愚昧闭塞、无知保守，但他不但毫无反省之意，反嫌自己还愚昧的不够。他在丑丑身上播下封建残余的种，猛施愚昧无知的肥，到头来，必然导致其开出奇形怪状的花，结出苦涩难咽的果……”在分析作品的社会效果时，有学员则认为：“《火纸》不但奠祭了一个令人惋叹的牺牲者的亡灵，而且宣告了一代守旧农民的封建意识的彻底破产，同时也使沉迷于单调乏味的追求的农村青年在大火中猛醒。”

多么精彩！这是学员们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的结果，也是他们尝试使用新的观念鉴赏文学作品的开端。令人大为惊奇的是，当我把这种见解介绍给高三学生时，他们的兴趣并不亚于电大一年级的学员，文科班的学生居然饶有兴味地企图对高中课本上的一些已有定评的人物形象做出新的认识；如都德笔下的儒夫上校，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等等。

实践告诉我们，在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过程中，用新的观念分析作品，不仅可以与有较高文化层级的学员们切磋探求，亦可启迪中学生的智慧和思维，同时无形中也强化了中学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了教师的文化素养——“逼”则“逼”矣，却受益不尽。

说到强化知识结构，我又想起前几年为我市专科函授学员面授《文学概论》的事来。《文学概论》版本不少，观点也不尽相同。我们过去是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教材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虽然没有过时，绝大多数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是用得着的。但是，有些提法毕竟不能为人们所接受。如“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关于对“人性”的认识问题等等。既然是给学员们面授，如果不能采百家之说，不多具备“几桶水”，言必谈《讲话》，恐怕失之偏颇。为不致贻笑大方，除认真钻研以群、蔡仪、刘叔成等先生编著的文艺理论书籍外，还重温了巴人先生的《文学论稿》，阅读了有关文艺理论的专题文章和争鸣辑要。这样，面授时，问题讲得透一些，学员们也比较欢迎。遇到各家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则大胆地介绍各家的分歧意见，然后用以群先生的观点加以确定。这样授课，既可扩大学员视野，使之独立思考，又交给了学员们“确定性”的概念。例如对“形象”的界说，对“人性”的认识，对“两结合”的理解，对文艺批评中“第一第二”的把握等等——这比当年我们从老师那里只学“讲话”就要广博、全面、深刻、辩证得多了。

《文学概论》的知识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也许是不必涉及的，但事实上，我们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教学中，无论是分析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形象，还是研究其情节、意境、语言特色，乃至于背景、细节，又有哪一环能与《文学概论》的基本原理相背离呢？教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节选）一文，自然会联系到姚雪垠的《李自成》。同样写李自成，前者要求准确，忠于史实，要求作者必须通过分析、综合、归纳，还原历史人物的原貌；后者则要求形象、生动、具有感染力，因此允许作者适当地“加工”，用典型化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人物。因而，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是丰满、高大、栩栩如生的，而郭沫若笔下的李自成则仅是一个历史人物、农民起义领袖罢了。这就涉及到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异同问题。当我们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时，可以针对目前中学生普遍感兴趣的是形形色色的武侠小说以及那些以宣传法制为幌子的各种粗制滥造的暴力、抢劫、色情的通俗小说的现实情况，不妨把恩格斯指出的文艺作品应达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的要求告诉学生。指出目前在社会上流传的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可登堂入室，与恩格斯所提的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要说它们也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只是“谋财害命”。进而向学生们介绍一批古今中外名著，激发兴趣，陶冶性情、培养正确的审美观。我曾就葛朗台和泼留希金的性格特点谈及巴尔扎克和果戈理认识社会的深度，由别里科夫的可憎可笑形象，体悟契诃夫认识社会的深度，我也曾就玛蒂尔德的可悲结局与学生讨论《项链》的精巧构思，就《荷花淀》的诗情画意的描绘谈孙犁同志的艺术风格；我还结合课文增补了秦牧、杨朔、莫泊桑、契诃夫的一些作品，与同学们一起欣赏、探寻……通过指导，大家体会到，与其花那么多时间看些俗不可耐的荒诞之作，倒不如认真读一两篇世界名著，哪怕是片断也好。无形中，学生们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精神污染，提高了鉴赏能力。迈出了“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可喜一步——这已是文学基本原理的实践运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即使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学基本原理也是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要教好，要获得自由，就得钻进去，就得接受新知识，既悟“教然后知困”之理，就应“学之不已”。

总之，接受、钻研新的知识，用于中学和“五大”的教学，是一件“温故知新，教学相长”的好事，也是一件对社会、对青年作贡献的好事——这就是我几年来工作实践的点滴体会。

（1987年6月）

教育转轨  迫在眉睫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针对今天教育界某些人的办学思想，学校里出现的众多奇怪现象以及师生们的普遍逆反心理，重温毛泽东同志早在三十年前对教育工作的这一指示，深有感触。我们许多人的所言所行，与领袖教导实在是大相径庭。

小学一年级教师家访，竟能说出“你家孩子基础太差”的话来，真是莫名其妙。莫非这孩子父母的基础差而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毫无疑问，在教师看来，这孩子即使在“众人傅之，一人咻之”的良好环境中学习，也只能“始为陪读，终成包袱”，最后被踢出校门，因为他早被列入“另册”。

重点学校、重点班、学习尖子，相对地看，各省、各地乃至区乡中小学都有，他们养尊处优，高人一等。有一个资质并不丰厚的中学校长曾说：“我发现尖子班学生的穿着都光鲜些。”此言不谬。因为无论学校社会家庭，无论中学小学，自上而下就是围着“尖子”们团团转：县市教育主管部门为重点中小学配备一流的教师，拨给多于一般中小学若干倍的经费，配置各种现代化设施；而对于其他众多非重点学校，若能蜻蜓点水，也已算很会“弹钢琴”了。对重点班则更是全副武装，给予极大关爱，有时甚至不惜从非重点班釜底抽薪，把教学骨干调来上课；至于那些凤毛麟角的学习尖子，则简直是天之骄子，即使有缺点错误，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他们的毕业鉴定上，绝然找不到任何微瑕细疵，许多如自私，不尊重师长，不遵守纪律等缺点错误都早已被某些妙手丹青们隐去。可是这些“尖子”，进大学后因思想腐朽而触犯刑律的却大有人在。

一所学校高考成绩名列前茅，于是名声大噪。上级领导大加赞赏，兄弟学校慕而生妒，社会人等刮目相看，当年高考落榜者趋之若鹜，前来复读，于是这所学校门庭若市；第二年这所学校若高考名落孙山，只好藏头露尾，兄弟学校幸灾乐祸，社会人等恶言相讥，高考落榜者不再问津，以致该校门庭冷落，似大势已去。第三年倘又崛起，可博“波浪式前进”之一谑，如再次失利，那就别想翻身出头。

对于高中毕业班或即将步入高中毕业班的师生来说，寒暑假、节假日已不复存在，教学规律早弃置一旁，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蔚然成风。时下尝传外国颇提倡“乐学”，国人近日也以为“苦学”“乐学”应为“一船二桨”、“一鸟双翼”，毕业班师生却坚持一桨单翼，冀达彼岸乐土。节假日不休息者有之，“三更灯火五更鸡”者有之，清心寡欲者有之，未老先衰者亦有之。敢问：他们不过是高中学生，哪有那么多书要啃？答曰：除教科书外，他们得在无边无涯的题海中扑腾，在荆棘丛生的书山中登攀。触类旁通乎，举一反三耶？只怕是适得其反。尽管如此，师生们竟也乐此不疲！可怕的是，这股强大的冲击波已开始激荡着初中乃至小学毕业班师生！

更有怪者，每当教师在讲坛上言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向雷锋同志学习”，英雄们在临难前高呼“共产党万岁”等等话题时，竟会引起哄堂大笑；而若偶然提起流行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疯狂的迪斯科、少男少女早恋等等内容时，则可能使学生如醉如痴。有的学生，考试作弊被当场擒获并不脸红气促，打架斗殴已是家常便饭……难怪有教师说：“这一代青年人对思想教育有一种本能的逆反心理，令人难以捉摸。”可以这样说，不少学生已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德育在他们的头脑中究竟是什么位置，也许谁也说不准。

严酷的事实还告诉我们：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一旦发现自己是处在“陪读”位置而最后将成为“包袱”这一事实时，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心理平衡的杠杆偏斜了，于是旷课，逃学，不听课，不完成作业，考试作弊，打架，偷盗，早恋，以至于进舞厅酒馆寻欢作乐，为女友两肋插刀，离家出走……而内向型的学生则自暴自弃，妄自菲薄，以至厌世轻生——虽然这倒给文学家们绝好的题材，但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下的悲剧吗？我们宁肯让那些写《失踪的少女》、《童恋的苦果》、《我的忏悔》之类小说的作者们失业——这当然是理想主义者的幻想——也不想看到这些虽非杜撰而却有极大副作用的令人心酸的故事书满街叫卖！

……

凡此种种，给了我们一个明晰的结论：我们的教育事实上在为百分之十几的人服务，而置百分之八十几的学生于不顾。即使是对于百分之十几的学生，也只求其智育的发展，其他如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好像无暇顾及，这与党的教育方针是多么格格不入！要矫枉过正，要看到百分之百的受教育者，教育思想必须转轨，刻不容缓！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的写作事业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那么，我们的教育事业则必须为亿万青少年、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我们期待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在教育转轨的大好形势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8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