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思想刍议

吴同和 

近年来，语文教学已陷入泥泞的沼泽。流派甚多，众说纷纭，均试锋于顶。有的也确实创出业绩，令人刮目，却又让人迷惑：某校某校高考人平成绩连年在百分以上，兄弟学校便学步邯郸，仅学步而已；某人某人教改经验已成体系，后来者从善如流，惜乎见效甚微；另有一些同仁，提出全新的观点，石破天惊——语文教学要着力于思想性、人文性教育，应以宣扬儒家的道统为主，教材应以文言文为主，学习方法应以熟读背诵为主，考试内容应以作文为主——但目前尚在争辩、论证……凡此种种，都使语文教师“迷不知其所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牵涉到一个“语文观”再认识的问题，而《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集》，恰如一支醒目的路标，给我们在泥泞沼泽的跋涉中指出了一条通达之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语文的本质特征和语文教学应采取的方法，启示我们如何将语文教学与现代化接轨。这些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刘国正先生悟之谓“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但是，当前语文教学教改的现状却令人担忧。首先表现在师生们对语文的本质还认识不清。一九九0年修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规定“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现在有同志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庄文中先生强调：“认识并落实‘语文是交际工具’，对于语文学科来说，是生死存亡之举。”但无论“交际工具”、“基础工具”，还是“基本工具”，都是“工具”，借助这个“工具”，应该能够攻克古今中外举凡文史哲、理化生等各学科的坚强堡垒。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必须建立“大语文”观念。但残酷的现实却使我们再一次陷入“二难”深潭：由于“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已日渐失去了自身的学科特点而成为“大杂烩”。举例说，高一英语教材有莫泊桑的《项链》，高二语文也有此文，但前者是一则语言材料，为帮助学生掌握些英语单词和语法现象，后者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要求学生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认知、理解、鉴赏甚至批评，进而体会作者的创作风格，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这都不是英语科可庖代的。又如历史教科书上有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甚至也有他们的作品片断，语文教科书上自然有上述作家作品。毫无疑问，语文科由于本学科的特点，对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分析绝对要深入得多，全面得多。再如，学生对于政治教科书和语文教科书中辩证思想的把握和运用显然不是一回事，而对于代表当今时代特色的科技成果的认识，从语文的角度看，恐怕并不是停留在成果的本身……不幸的是，当前语文教学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向英语、历史、政治甚至理化生靠拢，使之概念化、简单化，使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已游离于语文科的学科特点而处于表浅状态，将学生的思维活动囿于逻辑推理的范围之中。这是过多地夸大了“大语文”功能而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是一种偏离了“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是对“工具”认识模糊的表现。而发生这种偏离和倾斜，则与近几年来“大语文”氛围营造得过浓，前几年高考部分试题导向性欠佳等因素有关。

诚然，极力主张“学生必须在国文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应用研读国文教本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的观点是叶圣陶先生的“大语文教学观”。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为使学生有尽可能广博的知识视野和知识储存，必须养成读书的习惯，非多读不可；但一定要达到能“应用研读国文教本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而我们现在恰恰做得相反，变为应用研读其他书得来的知识去对付语文测试，这岂不是本末倒置?由于“大语文”的口号喊得过响，语文科自身的特点已日渐隐没而变得不伦不类；由于前几年高考指挥棒的挥舞，教师指导学生复习迎考也只好干违心事：如现代文阅读材料，政论文可选，学术论文可选，科技说明文亦可选，就是不敢选中外散文精品，更不用说古今诗词或小说片断。故尔学生一旦遇上了文学作品类的试题，反而一筹莫展。一九九六年全国语文高考试题第十、十一两题及作文题，因为分别涉及到元曲鉴赏和文学作品比较鉴别，考生得分情况就十分糟糕，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教训，这是“大语文”替代了“小语文”(权且这样称呼)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所幸的是，九五、九六两年的高考语文命题，似有所“转移”，就现代文阅读而言，九五年是吕叔湘先生《〈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九六年是有浓郁颂扬色彩、文质兼美的《贝多芬之谜》。前者直接阐述语文学科的性质和教法，后者是一篇外国散文精品。用这些文章作阅读材料，比前几年动辄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生态学的文章自然要好得多，因为它们更像是“语文”。就作文命题而言，九五年重在考查学生的想象力，九六年则着意检测学生的鉴赏力，考生倘没有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熔为一炉，将语文所特有的模糊性与准确性集于一体，将课内知识与课外涉猎汇于一篇的能力，绝不可能获取高分。特别是九六年的大作文，据阅卷组透露，二类卷不多，一类卷更少，多数文章是三类卷，这是发人深思的。对于九六年的作文命题，尽管褒贬不一，但它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要求，对于检测考生知识储存的历史厚度和理论深度，对于检测考生的综合语文能力，无疑具有更大的效度和信度，而对于怎样正确对待“大语文”与“小语文”的有机结合，则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导向作用。

“过犹不及”，这是从九五、九六年高考语文试卷的分析中得到的关于“大语文”观的辩证法。“大语文”与“小语文”应该互为依赖，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过分强调了其中的任何一面都是要不得的，都可能遭到惩罚。那么，两者的比率怎样才比较合适?三七开为宜。我还是力主青少年学生应多读点中外名著，多读点诗文作品，多读点科普读物，少啃点科技论文，少在边缘科学的弯弯绕绕中找语文测试题，少引导学生在天文天象、阴阳八卦、职官科举、礼仪典章等过细过僻、过玄过奥的角落里死记硬背，否则，我们这些语文教师只好折罪引退，或者竟顺应时代去做了“万金油”——这样说似乎有些冒犯。

但语文教学必须与现代化接轨，否则便没有出路。张志公先生曾明确提出“语文要同现代化建设接轨”，“要同学制改革接轨”，“要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接轨”，“要跟信息社会、信息交流接轨”，这无疑是要我们切实建立“大语文”观，营造“大语文”氛围；但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谆谆告诫我们：“语文教学的首要的、专门的任务是学习、使用语言文字了。……包子铺卖包子，切面铺卖切面，各司其职，不能一个铺子什么都卖，捎带着卖点别的，未尝不可，不能卖的样数太多。……要是让语文背的包袱太重了，它什么都搞不好，还谈什么接这轨接那轨啊!……不可喧宾夺主，也不可唯主独尊。”仔细咀嚼、领会先生这番话的意思，旨在“应用研读国文教本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与叶圣陶先生的语文观是一致的。作为一个语文专家，张志公先生还特别着重谈到了“文学教育”，认为文学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即使在语文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形势下，在人们高唱知识爆炸、知识更新换代的今天，语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特殊功能还是不容否定的，这与那种“一个铺子什么都卖”的语文观迥乎不同。

由此看来，“大浯文”喊得过响，于语文教学教改都不利，但丝毫不考虑营造“大语文”氛围，只顾在“小语文”中兜圈子又行不行?最近有同志就提出教材应以文言文为主，以宣传儒家的思想道统为主的意见，这实际上陷入了另一个沼泽。儒家思想曾经对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否能万岁万岁万万岁，恐怕谁都明白。既然如此，将这种思想作为中学语文的主体思想向学生灌输，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与当代青年的思想相去甚远，与现代化已完全脱勾。至于文言文去留的问题，专家们尚各抒已见，没有定论。叶圣陶在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一文中也只是客观地谈了“几个想法”；吕叔湘先生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文中虽列举了对文言文去留的种种态度，但未加评述；而在《关于语文教学问题》一文中则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学生是有这种需要(指学习文言)的，那就是准备进一步学习文史哲专业的。”先生设想将来可以“让一部分学生少学或者不学文言，多学点数理化”，而“另一部分学生少学点数理化，多学点文言和历史”，这样，“学生的合理负担的问题解决了，文言的教学问题也连带解决了。”先生这种主张分流的办法并不像有的同志那样武断、偏激。事实上，文言文作为教材，充其量只能是语文课本的一部分，而且应该是一小部分。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我们培养的对象是跨世纪的人才，而未来世界的语言交流形式决不可能“以文言文为主”，语文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更需要为人民大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学生广识、益智、深造服务，紧紧地与现代化接轨。试设想，学生整天读文言，用文言，孔孟之道虽了解不少，“之乎者也”，张口便有，但这“屠龙之技”能派何用场?难道我们还打算培养一批“八大家”、严复之类的文人企图将外国名著、科技论文和中国当代作品译成文言交给中学生去啃?难道将来的考场作文必须写成文言?这岂不有点“复古”的嫌疑?看来，过分强调语文科的学科特点而忽视了“大语文”氛围营造的主张也同样是行不通的。

综上所述，能正确处理好语文学科特点与“大语文”的辩证关系，语文教学教改才能走出沼泽，更好地与现代化接轨，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