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生识字胡涂始》之时空观

吴同和 

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彼时彼地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研究，准会食而不化，这就是鉴赏文学作品必须具备时空观的道理所在。而学习鲁迅著作，更需要随时有一个准确的时空概念——他的作品也并不是全部能跨时空的。了解鲁迅对张春桥可耻行径的深恶痛绝，了解30年代文艺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读《三月的租界》才能体味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把握住辛亥革命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现实情况，读《阿Q正传》、《风波》、《药》等小说，方悟“醉翁之意不在酒”之真旨；《拿来主义》何以用鱼翅、鸦片、烟枪、烟灯及姨太太为喻，陈西滢们又怎么成了“叭儿狗”，不结合当时的斗争实际和社会环境，似也颇有些令人费解。《人生识字胡涂始》则更不易清楚，倘若离开彼时彼地的实际，即使读上七八遍，也会让人如坠雾海，胡涂不已。鉴于目前中学文言文去留问题正在争执不休的现实情况，说不定也有人会捧出某些论据而极力主张废止文言文教学，以免“戕害青年”的。

看来，为让学生学习本文不至于胡涂，首先必须交代30年代文化界掀起的一股复古主义思潮的严重恶果。当时有人妄图引导青年埋头死读古文，滥用古语，脱离社会的观实斗争，以此阻碍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展，这是一场严酷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鲁迅曾敏锐地指出：“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为生存、为发展，当然只能“舍掉古文”，别无选择!更何况当时青年们已被古文弄得晕晕乎乎，头重脚轻了：成天只是摇头晃脑地死读书，不求其解；写起文章来，满纸废话，牛头不对马嘴；论起现状来，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矫枉必须过正，若不猛击一掌，陈以罪状，晓以利害，被戕害之青年必难清醒，别有用心者亦无以显其狰狞。故鲁迅先生几乎使用了极端的手法，讽刺，挖苦，否定了古文，规劝青年们不要钻进故纸堆里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青年学古文，而对古代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当时那样写，只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为了青年，为了未来——这就是学习本文所应具有的时空观。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彼时彼地适用的观点，此时此地却未必可行——这是另一个意义的时空观。不认识这一点，同样会令人食之不化。由于今天我们没有要求学生一味埋头于古文，学生们学习古文的目的是为弘扬民族文化，古为今用，学习的内容是古文中之精华，这种能让学生拓展知识，吸取营养的学习借鉴与三十年代某些人为复古而令青年们生吞活剥的死读书是绝不可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导青年学习古文，何可废弃?就以《左传》、《庄子》、《古文观止》而言，则其中的“鱼翅”又何尝少?《左传》诸篇，史料之翔实真切，叙事之委婉详尽，情节之曲折生动，人物之神情各异，语言之简炼精妙，历来为文史家们交口称誉；《庄子》诸篇，“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语)，早就为散文家们所珍爱；至于《古文观止》，则更是集明代溯至先秦优秀散文之大成，令人百读不厌……这些作品对学生的思想陶冶、知识拓展，写作水平提高均有裨益。除此而外，那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都可以让学生去浏览，吸取。这些作品也大都在学生“能懂，该问，或可取”的范围，只要有教师适当指导，是断不至于把青年的脑子弄得乱七八糟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彼特拉克有一句名言：“书籍使一些人博学多识，但也使一些食而不化的人疯疯癫癫。”只要我们食之能化，就可以博学多识，又何以会疯疯癫癫到像读了《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位北京女大学生那样穿着晚礼服投河自尽?同样，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时空观来阅读理解《人生识字胡涂始》，就不会因噎废食，废弃古文，否则，恐怕又会出现新的胡涂。

（199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