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议各别  相映成趣

——《游褒禅山记》《石钟山记》之比较

 吴同和

王安石与苏东坡均为宋代文坛的巨擘。就散文而言，王安石比较注重理论的说服力，立意超卓，行文雄健峭拔，有较强的概括力和逻辑性，充分显示了一个“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的思想深度和辩证力量。他的散文虽然常常给人以艺术感染力较弱的感觉，但这丝毫也动摇不了他在我国古典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苏东坡则相反，他的散文如波澜迭出，变化无穷，无论什么样的题材，在他的笔下都表达得新鲜贴切而又明白晓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由于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故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种种限制，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境，同时也不乏精当的议辩，充分显示出这位通才的博大精深，故尔为历代文人学士所推崇，甚至被当作应举士子们的敲门砖：“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足见苏文影响之大，地位之高。

《游褒禅山记》和《石钟山记》虽不是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代表作，但通过比较，却不难体味他们各自的风格特色，用“嚼之如饴，芳香溢口”来形容这种享受，恐怕是丝毫也不夸张的。

宏观地看，两文都是夹叙夹议的佳作名篇，都分别阐明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哲理性很强。前者侧重于议，旨在“务为有补于世”，作者借游褒禅山之前后洞谈学子们应“深思慎取”的道理，在布局方面，游洞为谈“秘诀”作证，“秘诀”则为论“深思慎取”奠基，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先分说后归纳，先具体而后抽象，思想深刻，语言精妙，已辟山水游记笔法之一径；后者则着力于叙，以“疑”发端，依“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行文，详细叙述了作者夜游石钟山的全过程，尽其摹形摹色摹声之能事，给人以亲临其境之感，或惊或恐，且喜且愕，别有一番情趣。

就立意而言，临川先生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观点简直无懈可击，并可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和深沉的思考。如果说，欲览“非常之观”，“志、力、物”三者缺一不可的话，那么，“事业的成功=坚强的意志+充足的体力+必要的物资条件”这一公式便可轻而易举地导出；这与爱因斯坦著名的“A=X+Y+Z”又何其相似?稍加点拨，学生们也可因顿悟而“发明”新的“A=X+Y+Z”的公式并加以推导、论证。这里不必举出实例。我只试图指出一个问题：作者并不企望他的读者“有所感”，而只希望读者们“有所悟”罢了。无怪乎有评论家认为，《游褒禅山记》实际上是一篇说理文章，看来不无道理。

作为文学家的苏大学士，他在文章中虽也说了一个道理，并且还无情地“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然而其认识却未必全面，也实在经不起时空的检验。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石钟山乃由中石炭纪的石灰岩所构成，具有“绉、透、瘦、漏、丑”等特点，故而千姿百态。当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凭借风力微波而发声；当水位低落时，又可见其形。石钟山当因形声兼备而得名。东坡先生夜访石钟山正值旺水季节，只能适其门而未可入其室，怎见其形?他亦同样不肯放下架子请教于渔工水师，焉得其实?但这位曾因自恃其才妄批“吹落黄花遍地金”而被拗相公教训一顿后颇有些与老师相比自愧弗如之感的饱学之士，为不再重蹈覆辙，进行实地考察，以目见耳闻为据，得出当时比较客观正确的结论，已是十分难能可贵。至于他知其一不知其二，叹郦笑渤，虽然还不够“深思慎取”，似仍有过于自信、武断之嫌，但由于全文挥洒自如，刻意求工，“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故历来的文章家们很少在鸡蛋里挑骨头。也许正是这白璧微瑕，恰恰给人们更多的启发和思考——假如有下面一组命题，要求学生结合《石钟山记》练笔，则学生们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

1、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2、科学是不断发展完善的

3、昨天·今天·明天

   ——兼议认识的渐进性

4、“疑”与“知”

5、实践出真知

6、从苏东坡的“笑”说开去

值得一提的是，《石钟山记》几乎便是《游褒禅山记》观点的印证，两文似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石钟山亦人间的“非常之观”，大学士不畏险远，当“舟人大恐”之时，他并不“随以怠”，而是勇敢地“徐而察之”，终于找到了在当时看来是石钟山命名的真正原因的确凿证据，这位当年为王丞相三难的苏学士终于从老师那里领悟到“深思慎取”的真谛，并尝到了甜头，难道是偶然的吗?

看来，只要将两文稍加比较，便会让人觉得妙趣无穷。如两文各以一实词立骨：前文曰“悟”，后文曰“疑”。两文各有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用法灵活多变的虚词：前文是“其”，后文是“而”。两文都分别阐明了一个道理，两文都体现了作者各自的艺术风格……凡此种种，实在让人玩赏不已。

（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