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可掩瑜的《祭妹文》

《祭妹文》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句句关情、字字动情，为袁枚主“性灵说”的佳作名篇。其选材之不落窠臼，其结构之巧夺天工，其意境之超凡脱俗，其语词之精妙典雅，则更是为历来的评论家们啧啧不已。但是，作为高中教材，三妹素文那“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而过早地香销玉殒的事实，却不能给青少年任何有益的教育和陶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袁素文都无法与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除暴安良，抵御外侮的女英雄，追求自由幸福，争取自身解放的女叛逆，才华横溢，忧国忧民的女才子以及在科技领域中卓有贡献的女强人相提并论。事实上，袁枚的《祭妹文》只是为“载”封建伦理之“道”而写的一篇近乎于无病呻吟的祭文。彼时彼地，它白璧无瑕，精美无比；而此时此地，它却给青少年学生以负面影响。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书前“说明”均赫然申明修订教材充分考虑了“重视思想教育和国情教育”，要“培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等因素。而《祭妹文》显然与上述“考虑”相去远甚，为什么却年复一年地在几经修订的教材中一直被当作“鱼翅”而入选？

高尔基说过：“文学乃人学。”所有表现人性真善美的作品都是值得肯定和歌颂的，诸如骨肉之情、师生之谊、男女之爱、朋友之交等，都可以也应该集中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给读者以陶冶和愉悦。从这个意义上看，袁枚对其胞妹素文的追思和怀念之情虽然感人，可是，倘读读袁枚的《女弟素文传》，对素文恐怕就不见得有多少同情，因而对袁枚的洒泪泣血也不以为然了。一个“端丽为女兄弟冠”，“幼好读书”，“善女工、能诗文”的小家碧玉，仅因遵父命而义无反顾地下嫁给一个早有所知并随时可解除婚约的“有禽兽行”，“渺小、偻而斜视、躁戾佻险”的缺德无才的高氏之子为妻，本来就失之慎重。而熟谙“三纲五常”的袁素文，婚后竟“自此不作诗”，“自此不持针黹”，倍受凌辱毒打亦心甘情愿，并无怨言，则多少有些奴性了。终于与高氏子离异，虽然还有几分明智，然从此便“长斋，衣不纯彩，不髭剃，不闻乐”，甚至发展到“有病不治，逢风辰花朝，辄背人而泣”，则简直无异于自戕。最后听说高氏子死的消息，“妹亦病……以死。”——袁素文纯乎是封建礼教自觉的牺牲品，她对于束缚在妇女颈脖上这根罪恶的绞索愈勒愈紧的残酷现实不但毫无反抗之意，相反却十分心安理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古训便是她生命的信条。她不可能像《清平堂话本·快嘴李翠莲》的主人公那样，由于不堪“鸡狗”们的凌辱而愤然出走，宁肯出家当尼姑也不向封建势力低头示弱；更不可能像传说中的刚烈女子那样造反示威，倒海翻江。她只能做封建社会“恪守妇道”的“楷模”，她的最大遗愿大概就是能在自己所辑的《烈女传》上安排一座次，别无所求——其遗愿终于由其胞兄偿之——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但“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就跟着自尽……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而且，在那些看似道貌岸然实则伤风败俗的伪君子看来，“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所以，袁素文的“节烈”，在封建卫道士看来，实在是绝好的样板，即使大笑三声，连呼“死得好”也是未尝不可的。而袁枚正是充当了这个卫道士的角色，尽管他也可怜兮兮地发出“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的叹惋，仿佛对封建礼教也有些不满，但实际上还是为其妹树碑立传，大建其烈女牌坊的，客观上起着维护封建礼教制度的毒化作用。由此我们便可以推想：《祭妹文》、《祭十二郎文》之所以被奉为祭文之双璧，除了两文情真意切，在艺术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外，难道不正是那些为“载”封建礼教之“道”而选文择句，为“资”帝王君主之“治”而扬“善”溢“美”的文人们以“忠孝节义”的封建正统思想为标准甄别的结果吗？可是今天，这类表现“人性美”的作品还有什么值得我们错爱垂青的呢？

综上所述，《祭妹文》对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观和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根本毫无意义。袁素文绝不可与学生们所熟悉的冯婉贞、刘兰芝、李清照、黄道婆等女性相提并论。如果说在她身上也体现了什么美的话，那也只是一种病态的美，扭曲了的美，一种与当代青年的健康情操格格不入的美。由此看来，作品之“瑕”就决不是什么微瑕细斑，而是一个硕大刺目的破洞！它已大到足以掩瑜的可怕程度——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客观效果其姐妹篇《女弟素文传》所表达的思想意义及作者企图极力宣扬的观点来看，就是如此。它不适合高中学生阅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它的艺术价值，否定它对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从事袁枚专题研究的学者们所能提供的启迪和借鉴。

（199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