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指挥棒”

——高考语文试题管见

今年（1984年）《中学语文教学》第五期发表的张撝之等三位老师《1983年高考语文试题的再认识》一文，虽为一家之言，但由于他们分析客观、中肯、褒贬适度，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能发人深思，因而受到广大语文教师的认同。文中强调的试题不可超“纲”离“本”，命题必须讲求科学合理等观点更能引起广大师生共鸣。但是，两个月后公开了的高考语文试题却还有超“纲”离“本”和不够科学的问题存在。

总的说来，这套试题出得好，充满改革精神，勇于大胆突破、创新，给人一新耳目之感，使学生们既感到突然，又不觉得无从下笔，有些题目还很有回味。试题着重于检测学生综合运用的能力，故死记硬背者无法获取高分，有效地避免了高分低能的出现，有利于为高校选拔人才；作文命题别致新颖，考生都有话可说，但要写好又不很容易……

但是，无论是社会、学校，还是老师、学生，对今年语文高考试题持否定态度的却大有人在——这个“否定”，集中在“指挥棒”的客观效果方面。

诚然，命题组章熊、方仁工老师在今年第七期《语文学习》上已声明：“如果将某一年高考的试题当作了可以‘指挥’新学年高中毕业班复习的‘方向’，这是一种误解。”但是，张撝之老师却指出：“中等学校的教师不少跟着高考试题这根‘指挥棒’转，中学毕业生则有很多以历届的高考试题作为他们复习的方向。在这种客观事实面前，高考的语文试题似应以能否引导学生学以致用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他没有否认“指挥棒”的作用，而是希望它“指挥”得更好。

事实上，中学的师生们确实是围着“指挥棒”转的，甚至连出版部门也跟着转。曾几何时，填字填词的语文练习题似洪水泄闸，多音多义字汇集一册，有关古文标点、译注的资料竞相出版；曾几何时，修改病句的小册子供不应求，古诗词名句集萃之类的资料大量印行，而为各种漫画设计的“一石二鸟”式的“作文指南”也应运而生……这就是“指挥棒”在起作用。所以，否认“指挥棒”的作用是不现实的，关键是怎样使它挥舞得更好，指挥得更准，尽管减少一些副作用。

权且把今年的语文高考试题也当作“指挥棒”吧，那末，它除了有“引导学生学以致用”的作用外，是否也有副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试题严重脱离教材。据统计，整套试题直接出自教材仅16分，而在这16分中，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后增补的课文，本届毕业生未学。鲁迅小说发表顺序属偏题，没有必要考学生。这样一来，出自教材实际只有14分，占总分11.6%。像这样严重脱离教材，可能导致学生不重视课本的弊端泛滥。学生会认为，语文书不值得一读，只要在课余饭后看点报章杂志就行了，语文教师对他们亦无甚作用。虽然学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不懂得基础与提高、单项训练与综合运用、课内与课外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指挥棒”已挥动，学生有这种看法就毫不奇怪了。无怪乎语文教师惊呼“语文难教”。

第二，“现代文部分”某些试题过偏、过僻。第二题要求考生标出鲁迅小说的发表次序，这实在很不必要。尽管章熊老师认为“有关鲁迅的创作情况，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来说是应当掌握的”，但是，有关郭沫若的创作情况，高中毕业生就不应该掌握吗？瞿秋白、巴金、茅盾呢？莫泊桑、托尔斯泰、高尔基呢？对鲁迅的小说创作情况要掌握，其杂文、诗歌岂不同样重要？这不成了文学知识竞赛？这样的考题于中学语文教学有多少积极作用？说句不客气的话，一个语文教师如果只要求学生强记这些东西，只能是浪费学生的记忆力。而且，事实上，中文系的学生也未必可以准确无误的作答——这是偏题。

“现代文部分”第四题很好，能检查学生综合运用的能力。但是，本题有些僻，个别提问已超出语文而旁及到自然科学范畴，这样来检查学生触类旁通的能力，似有所不当。此外，关于选文问题，也值得考虑。选文材料是将美国人类学家摩根《古代社会》的几个小段连缀而成的，为什么一定要选外国作品，中国优秀科学论文没有吗？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这种题型和选文很快就会行时，语文老师们将会到处找外国自然科学家们的科学论文，并为之设计大量选择判断题，他们将乐此不疲——按“指挥棒”所指的方向冲刺，保证没错！

最后谈谈文言文标点问题。张撝之老师认为没有必要把标点文言文作为一项基本能力来考察学生，因为连“老先生标点古籍，也未必得心应手”。可是，今年又有一道标点文言文的试题，而且出现了令人难堪的事：选文是《汉书·霍光传》（节选），王力先生为这部分文字标点时，在“霍光为人沉静详审”后面用了一个分号（见《古代汉语》722页），而标准答案及补充答案中均未提到分号，学生如果用了分号，阅卷老师将如何计分？举这个例子只是为着说明标点文言文确实较难，今后不必再用这种形式考学生，此外并无他意。

综上所述，我认为今年高考语文试题有些超“纲”离“本”，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指挥”有些偏，负面影响比较大。

（198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