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哉“中和”

－－《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读后感

骆正军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师范学院，湖南永州 425006）

摘　要： 《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一书，是提倡“中和之法”的书；是开创舜文化研究－－中和之学研究－－这一崭新领域的奠基性作品；他们所探索的“道”，是一条“和而不同”的“中和之道”；他们所追求的“美”，是一种“上善若水”般的“中和之美”。

关键词：舜文化； 中和 ＊

一、中和之法

前不久，王田葵教授与何红斌先生的专著《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正式出版。王老特意馈赠我一册，并在扉页上写道：“正军先生方家指疵”，承蒙如此抬爱，实在令我汗颜。

王教授是我二十多年前的班主任老师。当年，正是大革“文化”命之后的1978年春，全国仍处于“文化饥荒”之中，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幸运者，有的脱下沾满机油的工装，有的撇下沉重的犁耙，有的丢下嗷嗷待哺的婴儿，和那些几乎小了一辈的应届毕业高中生弟弟、妹妹一道，同时跨进了大学的门。为了圆好多年的求学梦，许多同学真正是起早贪黑地苦读。记得有次我一觉醒来，发现宿舍外亮如白昼，因为家里穷，也买不起手表，误认为天将大亮，便匆匆起来洗漱，然后跑到教室去，打开日光灯，独自在黑板上默写岳飞的《满江红》：“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谁知住在教室隔壁的一位于医生和她的丈夫被惊动了，以为来了小偷，拿着条帚和擀面棍跑过来，一看才发现碰上了一个痴心的“读书郎”。他们告诉我，才半夜一点钟，刚刚躺下去没多久，因为月光太亮，就好像天将拂晓一般。我实在感到惭愧，为了不再影响他们的休息，便关好灯，悄悄地返回寝室去，重新躺下再睡。类似的笑话，我们那个班的同学，不知闹过多少回。

王教授不仅是我们的班主任，而且给我们上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课，他主讲过徐迟的《哥尔巴德猜想》和刘心武的《班主任》，给我们留下过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他正人到中年，精力充沛，高谈阔论，引经据典，“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激情四射，声调铿锵，至今尤在耳旁。光阴似箭，一晃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从高原回到永州，照旧从事粉笔生涯，虽然也算王教授的嫡传弟子，但跟他的强闻博识相比，实在不知差了多少个档次。

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来，捧读《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一书，首先被其平淡无华的装帧所吸引：乳白色的封面，一束水波荡漾，给人以空旷、辽阔，无垠的遐想。览其目录，发现第四章“舜文化的传承”第一节的第二层，标着“中和”二字，甚觉新奇，匆忙翻开来一睹为快：

“‘中和’观是确保舜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不大起大落的关键。既因袭守旧不思进取又以时势之变而对其全盘抛弃这两种做法的避免，是舜文化传承的必要前提。而要防止两种倾向的出现，‘中和’之法在儒学形成时期便应运而生。《礼记•中庸》说，‘君子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的‘中庸’就是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和的观点是论证‘性静情动’这一论点时得出的方法论。……《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舜文化的原义至今义的传承转化，也需要采用中和的方法。” （130~131页）

读到此，我开始略有所悟：研究舜文化，其目的是为了传承舜文化，如何来传承呢？那就必需采用“中和的方法”。“舜文化的理解过程就是一个视域‘中和’的过程”。（131页）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一书，是一本提倡“中和之法”的书。

二、中和之学

继续阅读，边读边思考，发现新国学研究的大师－－王富仁先生，在特地为该书写的序中明确指出：“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把舜文化从整个中国文化中提取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进行研究，进行思考，就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了。我们不能说它寻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根’，但至少，它更加接近了中国文化的根部”；（序4页）他们“将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纳入到舜文化的传统中来分析、来论证，是独具慧眼的”；（序16页）他们“研究的中心不是放在舜文化的简单继承上，而是放在舜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上，这个写作意图是值得称道的”；（序22页）他们的“文化观念却是一种人文化观念。什么是舜文化？舜文化不是舜说了什么，写了什么，而是舜做了什么以及怎么做的，舜文化就是舜的具体实践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序23页）

用恩师王田葵教授自己的话来说：“舜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具有哪些特点呢？舜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原生性、正统性和论理性。……由上述三个基本特征，我们不难发现舜文化的学科理论形态的三个维度。”（84页）哪三个维度呢？即：“多元和合文化、儒家根脉文化和道德本体文化”。

“多元和合文化”－－关键在“和”与“合”。《论语•子路》篇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礼记正义•中庸疏》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情欲虽发而能和合，道理可通达流行。”“中国从古国时代经先秦到现代，始终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历史。儒家中庸之道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之境。”（86页）

“儒家根脉文化”－－同样讲究“和”与“合”。据《尚书•尧典》篇记载：舜帝让乐官夔教未冠（未成年）的胄子（贵胄子弟）学习音乐。“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帝说：夔啊!我命你担任乐官，对未成年的贵胄子弟进行乐教。你要告诉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弘而坚栗，刚毅而不虐害，简约而无傲慢也。要懂得诗所以言其志也，歌所以咏其言也。依其所咏以定五声，而以六律六吕和之。这样，八音和谐，不使失其次也，则神与人皆因此可和。舜要求青少年端正做人的品德，并强调了人格品德对立因素的辩证统一。一个人若能做到正直而又温和，宽厚而又严厉，刚毅而又不粗暴，清高而又无傲慢，就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人。

王教授认为：“这里提出善乐必须先善人的观点。这种对立人格的统一所构成的人格美，就是中和之美。舜帝提出的‘声依永，律和声’以及‘诗言志，歌永言’，讲的当然是艺术审美方面的事，但也是关于人的价值实现的问题。大舜的关于中和思想有以下几点：一是(神)天命和人事(人)对立统一；二是一与多的对立统一；三是变与不变，动与静的对立统一；最后达到妙夺天工，天人以和，神人以和的境界。这既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的境界，它为后来儒家《易传》宇宙生成观的人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依据。”（111页）

“道德本体文化”－－提到了“三重道德”，即：“人伦道德、社会道德和宇宙道德”。“人伦道德”以“孝”为核心，“社会道德”以“仁” 为核心，“宇宙道德”则以“天人合一”的理念为核心。“舜帝创作了八音和谐的《韶乐》，以表现‘神人以和’的最高精神境界。” “神人以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气”。王教授认为：“在舜文化中，凡美好的境界总离不开一个‘气’字，如‘和’与‘中’的最高境界叫‘和气’，意志的最高境界叫‘志气’，为国家为正义献身精神称‘正气’等等。”（121页）“‘神人以和’的另一层含义是‘中’，即‘中和’，是尧帝谆谆告诫舜‘允执厥中’的‘中’。‘中’指平和道德境界。……中道的核心在‘明示本体’，找到真与善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处，发现人生宇宙之本源。”（123页）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王教授他们把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神人以和”、“天人合一”，作为儒家更高理论层面上建构起来的形而上的理论框架，当作最高的神圣境界，来加以推崇。因此，我认为：《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一书，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不仅仅是提倡“中和之法”的书，而且是开创舜文化研究－－中和之学研究－－这一崭新领域的奠基性作品。

三、中和之道

王富仁先生在《“新国学”论纲》中说：“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的学术是分裂的：中国文化一一西方文化，旧文化一一新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一一被统治阶级文化，唯心主义一一唯物主义，复古主义一一进化论，民族化－－全球化等等。这些二元对立的文化框架几乎是绝对的将我们分裂开来，彼此构不成互动的学术体系，那是一种互相歧视、压制、颠覆和消灭的‘同而不和’的紧张关系。”

恩师王田葵教授在他的《文如秋水－－2005年学术手记》中明确地宣称：“我们其所以关注历史，是因为尤其关注今天，是因为在现代人的精神萎缩中，需要点一把思想火炬去照澈幽暗的思想洞穴”，就是要“穿过社会常识的覆盖层，将人们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中去”；“真正的学者视学术如生命。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转型的独特时代，真可谓历千古未历之事，遇千古未遇之变。对本民族社会实践的良知和关切，应当自觉地思千年未思之理，自觉地‘损有余而补不足’”。

《老子》第77章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弗有，功成而弗居。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下通行的法则，好比一把射箭的弓，太高了就要压低一点，太低了就要抬高一点；有多余的就要减损一点，遇到不足的就要补给一点。减损多余的补给不足的，是天下通行的法则；而人世间的现象却不一样，往往是减损不足的补给多余的。谁能用多余的来奉行天下呢?只有懂道理的人。因此，圣贤的人虽然去做了也等于没有发生过，虽然成功了也不自居。之所以像这样，是他们不愿意显露自己的贤能。

王教授认为，“人之道”是泛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实实践关系。“天之道”是超越利害关系的整体之道。在现实生活中，“人之道”信念往往会成为单一的主流话语。而坚守“天之道”却要冒许多风险。然而，“天之道”恰恰是真理所在之处。就知识分子的人格而言，更重要的是抛弃陈见，“与学术共生”。

王教授他们怀揣“一个学者的良知之心”和“系民忧乐之心”，通过《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这本书，“来寻求中国当代文化传统转换之策”，“在全球化中清醒地选择、吸收外国文化精华，标举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服务；探索解释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点和缺点、正面和负面，从杂糅在一起的文化精神中分辨既属于民族精神特质，又能体现其文化生命原动力的内涵，剖析中国文化传统所蕴含的内在智慧和超越精神；通过批判性价值重建，创造拓展新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路和前景”。

为了“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兴盛”，为了“突破历史的樊笼”和“常识的樊笼”，他们试图把“历史解读与时代诊断”相结合，把“中学西注”与“西学中注”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向常识挑战，为真理执言”。他们要对常识进行“证伪”：探讨“天人合一”与“人是什么”这两个哲学命题之间有无关联，中国“理学”资源与康德的理性三层次说和第四批判有没有相通之处；提出“天人相分”就是唯物主义，就理应高出“天人合一”论，世界上的哲学不就是解释“天人合一” 问题吗?等等一系列难以解答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所探索的“道”，仍然是一条“中和之道”，即：“和而不同”之道。

四、中和之美

王田葵教授非常谦逊，他在《文如秋水－－2005年学术手记》中写道：“学无常师，一步一个难题，一步一个境界，永远瞪着山顶，又永远登不到山顶。教书之余，将一些卑之无甚高论，却令自己感动过的看法写成一篇篇的文章，很多是文化垃圾，能摆上桌面给朋友留下一点记忆的东西恰恰是在人生秋季写的。” “秋水清湄，已无春水那种雄心勃勃，警世骇俗的气势，但却泓澄清澈，悠远无尘。”“这恰恰象征着终生一事无成，空有一腔热血但却无怨无悔的平常心态的自我；而真正能观照自我的，也许就只能是这本《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

上善若水，文如秋水，人也如秋水。一个现代学者能与学术共舞，需要对学者形成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种和谐的“道体”关系。没有大学者那种平静、宽容、大度的心态，很难实现这种和谐的“道体”关系。这同样是一种“中和”，而且是一种“上善若水”般的“中和之美”。

记得在上大学，我曾经翻阅过四书五经，发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其中也有“中和”的意蕴。何谓“中庸”？“中，正也。”（《说文》）正，也就是恰当、妥当、合乎客观实际的意思。“庸，用也，从用，从庚；更事也。”（《说文》）更事也就是经历事物，与经事同义。联系起来讲，“中庸”就是正确、恰当、妥当地为人处事，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第二章注）。而“中”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和”，而且“中”、“正”本身就是一种“和”，一种达到一定“度”的“和谐”。自身和谐，才能促使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追溯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第一张奇图－－?太极图，就是体现和谐美、中和美的范本。中国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都是从远古“中和”思想发展而来的。他们的和谐思想都源于上古的“中和”，所以，虽然各有特点，却都同意“中和”。

西方同样讲究“和谐”，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既是一位哲学家、美学家，又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认为天上发生的事情，在地上也可以找到；支配着自然的法则，也支配着人的活动。“整个天体是 一种和谐和一种数”。“美在和谐”的观点，在早期希腊相当流行，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赫拉克利特也主张“美在和谐”。柏拉图的美学观点很复杂，但他照样主张“美是和谐”。古希腊的“和谐美”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连印度著名诗人、美学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也是一个典型的“和谐美”论者。从上所述，“美在和谐”是中西美学家“不约而同”的一个共同之点，而且在具体观点上又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但从总体特征分析，古希腊美学家所讲的和谐偏重于形式元素关系的和谐，而中国美学家偏重于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如先秦诸子，他们都不是从事物的外部形态谈和谐，而是或更多地是从人与政治、人与物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求得和谐，从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追求和谐。

读了王教授的书和这篇学术手记，我的感触非常之多：自己的人生，似乎也已经历过春、夏、秋季。前两季中，由于想法太多，好高鹜远，散文、小说、戏剧、电影、歌词、作曲、文学评论，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教育教学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课程论、柳学、舜文化，各方面的研究都费过不少脑筋，“文化垃圾”也制造了一些，结果到头来一事无成，能够“摆上桌面给朋友留下一点记忆的东西”恰恰没有。

“生命是水的一道道波浪，一息尚存，生命之河就会流淌。”

我想：我应当早日静下心来，像恩师一样，不断地追求“中和之美”，成为一个乐水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