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坚守，叫做“知通为一”

王硕男

一

五月的乡村，凝结着春天的蓬勃，在初夏的阳光下，更加显得生动和妩媚。我有幸在这样美好的季节，应邀陪同湖南科技学院教授王田葵（字阳之）先生回到可爱的家乡，亲身感受到了他作为一名文化苦旅者的诚笃和端厚。

阳之先生少小离家，一别四十余年，期间回乡的日子屈指可数。在阳之先生眼里，社门村简直是人间乐园，那一株株结满了桑椹的桑树林是令人向往的，那蝴蝶乱飞、万般灵奥的后龙山是令人回味的，那满村的后生一齐出动—“赶社”的仪式是令人思念的，那类似祭孔的家谱刊成盛典仪式是令人回忆的……乡亲们关于阳之先生的记忆和传说，则有着童话般的美丽。在长辈的眼里，少年阳之品学兼优，加之天纵风华，聪敏早慧，尤其为人称道。他的故事，犹如村口那棵苍劲老迈的千年古柏，十分温馨地被人们久久地演绎和追忆……

乡村虽然地处偏远，却十分崇尚文化。所谓“养崽不读书如同养了猪”的训诫，大抵道出了乡亲们对文明和人生的一种解读。在我的记忆中，家乡古风犹存，整个村子都洋溢着一种良好的人文氛围。年长一辈的老人，都在村里读私塾，很多老人能背诵《论语》和《三字经》。有文化的人多能通读《三国志》、《水浒》，在月明的夜晚给孩子们讲出许多“三国”或薛仁贵、武松、李逵的故事；青壮年人农闲时节也以读书为赏心乐事，借此修身养性，砥励风节。正因为自幼浸润于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才造成了阳之先生日后的鹰扬虎跃和卓尔不群的吧。

二

阳之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儒家指导下的古代教育以人为本，一方面要求扩大知识的范畴，一方面力求打通知识的千门万户，取得整体把握。《庄子·天下》斥百家之学为“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不该不遍，一曲之士“，这是对刻意求专的批评。《庄子·齐物论》论“道”一则曰：“道通为一”，再则曰：“惟达者知通为一”。这更是将“通”的重要性推崇到了极至。综合儒道各家的看法，其基本的观点应该概括为“以通驭专”。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与西方显然不同。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史、哲真的没有区别，而是说，它们都是互相关联的。从整体上看，才会看明白。整体的背后，存在一个共同的预设，那就是“道”。因此，在各专业分途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同时加紧修炼“知通为一”的功夫，以免走向分而不合，往而不返的不归路。他一生博于学，游于艺。他明白，一个现代学人应该既有专业，又不囿于专业，努力实现“知通为一”。“以通驭专”不仅贯穿在比较文学教学之中，也表现在中国精英文化的不同方面，如古典艺术及学术思想等。能“知通”如此，心之诚尤为重要。换言之，若无生命担当，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同样，若无为艺之诚，缺少知识的积累，艺术生命也是不可能勃发的。他曾提醒我：“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伴随我的晚年：光明的理想与蒙昧的奴役为什么神不知鬼不觉地纠结在一起了呢？”

他2005年公开出版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历时10余载，建构起了他的学术丰碑。在这部鸿篇巨制里，作者追根溯源，上下四千年，以超常的学术气魄，对中国远古传说中的舜帝及其演绎的文化进行了苦苦探寻。据有关专家称，此著把舜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并考察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我国实属开创性的自成体系的一部新著。稍懂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分化和发展时期，但其发展却是在一个统一的根茎上进行的。这个统一的根茎就是更早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而作为它的根本标志物的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三个政治帝王：尧、舜、禹。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阳之先生“把舜文化从整个中国文化中提取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进行研究，进行思考，就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了。我们不能说他寻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根’，但至少，它更加接近了中国文化的根部。”

“五四”时期的鲁迅有感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的妄自菲薄，曾经把中国文化的根首先追溯到了禹，并通过禹的形象，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和追求精神，对民族虚无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他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同样，阳之先生醉心舜文化研究，也绝不是故纸堆上的花样翻新，而是别有其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也。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新时代的道德应当怎样吸纳和创新，我国元道德的本来面目到底怎样，舜创道德与现代之间是否有关联处？我们应当如何继承这份宝贵的传统？等等，都被关切着、思考着。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回应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热切呼唤。

阳之先生常以播火传薪者自许，而且身体力行，自强不息。他虽年届花甲，却志存高远，超迈而恢弘。他以多思而智慧的头脑，神鹜八荒，思接千载，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借以救赎现世，弘扬人类美德，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学术批判精神。人生有限，岁月无情。时代呼唤着知识者勇于思考、探索或“说出真相”，否则，人类的命运将无法想象。这正如哈贝马斯所评价的，为人类命运敲响过警钟的先贤们，“以敢于让自己触礁而言，他们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因他们而得到指正。通过他们，我们对某些事物觉察到紧密的关联，这个关联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我们就永远不能觉察—然而事实上到现在，我们还是不能确切了解这种事物究竟是什么。”

我以为，阳之先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一位勇敢的触礁者。

三

阳之先生学术之外，诗书并美，可说是进一步丰富了他多彩的人生。

从拜读过的诗作看，诗如其人，于质朴中见典雅，大都有感而发，关乎人生。他虽然回乡不多，但前些年家乡农民负担过重，少壮劳力纷纷外出务工，致使田土荒芜的境况，显然引起过他的关注，如《三农四绝句并序》：

（一）

游子情肠断天涯，半缘土地半缘家。

归鸿寥落鶗鴂梦，最厌冗官公赋车。

（二）

筒车明月江中转，政律秋风寨上飞。

一曲田家如梦令，情知蒋氏捕蛇归？

有些诗，以咏史的形式，表现出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思辨色彩，如《壬申东临碣石并序》：

烽烟百战散乌桓，多少英雄葬丘原。

海日出蒿能守秘，山风磨石也断魂。

人生识字忧患始，天下文明痛苦存。

唯有汪洋无得失，水云澹澹自相缘。

阳之先生的书论颇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关于“狂草”的议论，可说是不同凡响。传统“狂草”，多以“神采”之说见论，诸如神气、心、意、气象、神韵、气韵、逸气、人品、精神、性情，甚至扩展到玄妙的虚境，谓鬼、仙、天等等，不一而足。阳之先生认为，要走出“狂草”这座诱人而深邃的艺术迷宫，关键在于找到一根理想的阿莉阿德尼线团（注：古希腊神话故事，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阿莉阿德尼，用一个小线团帮助雅典王提修斯逃出克里特迷宫，阿莉阿德尼线团用来比喻帮助人们从困境中指明途径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依靠西方现代哲学的认识和方法论，导入西方美学、心理学、生理学、艺术学、民族学等等一切优秀的人文学科成果，也许能够建构新的“狂草”理论。著名学者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古典名著的开山之作，可见异曲同工。阳之先生无疑是以新的视野，扭转了传统书论的批评方向，不可等闲视之。至于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善于博采众长，能够师古而不泥，采“俗”而不流，兼收并蓄，得其神髓而熔铸一炉，往往携带着岁月的苍桑和振奋，表现出雄浑劲拔而又异态峻整的风格。如何做到“知通为一”呢？以本书而论，在诗、书、画、雕塑的批评中，将古典艺术精神与西方美学理论有机融化为一；在他的政论中，即将文、史、哲的跨文化语境与现实语境融化为一，又将个人的独特人生经历置于时代的脉动之中，时时不忘道德的自省等等，都是“知通为一”的成功尝试。他曾拈出“心与道合”或“天人合一”这一相互关合的观念，来说明中国人文精神。他认为“道”与“心”的关系才是“天人合一”的精义所在。“一”者，道也，自然也。

朱熹讲的道理“得于天而具于心”把“知通为一”或“心与道合”表达得最为简洁明了。唯有诚敬之心，方能触类旁通。唯“通”，“道”乃可得。这就关合了中国文人精神的“心与道合”或“天人合一”传统。“知通为一”是一个“知道”的路径和结果。求“道”之士得时时注重发展心体功夫，以期达到“心与道合”的最高境界。朱熹进而说：

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人心亦然。只这些虚处便包藏着许多道理，弥纶天地，该括古今。……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朱子语类》卷九十八）

到晚年，阳之先生多次总结自己人生经验就四个字：“意在行先”。他说《孟子》那段名言“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的话，正是这个意思。“知通为一”是“意在行先”的必备条件。换言之，一个“知通为一”者，也是“意在行先”者。“意”在中国书画创作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传为晋代王羲之所作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曾说：“意在笔前者胜”，“意在笔后者败。”唐代王维《山水论》中提出：“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五代荆浩也说：“运于胸次，意在笔先。”前者说书法，后二人讲绘画。其实，人的行动何尝不是如此呢？“意”在行动中指构思、设计，是行动者头脑中的蓝图。“意在行先”者是爱考察、爱学习者，也就是办事胸有成竹者。

四

阳之先生出身于农民世家，祖祖辈辈就生活在一个仅有千余人的村庄里，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乡亲们记忆中的那个童话般美丽的故事不仅依然美丽，而且以其更加丰厚多彩的人生内涵，闪烁出了夺目的光辉。

社门是一座古村，王姓，其始祖仁鞠公，原籍江西泰安（吉安府），于北宋仁宗时迁入（与蓝山县大洞 、土市王姓同宗）。千余年来，村里流传着一首民谣：“好个社门洞 ，水在泥里拱。三天不落雨，夫娘崽女不得空。”农民过的是“春耕秋种年年事，回首烟云度日难”的日子。而今，村庄还是一样的贫穷，一样偏僻，青山隐隐、溪水潺潺、烟叶茵茵、夕阳似火。眼前站在村口，以忧郁而又深沉的目光远眺的这位老人，须发渐白，垂垂老矣。难道这就是当年在牛背上大声“喊”《三字经》的放牛娃？是那个率领大群孩子在草垛上挥舞桑树枝指挥一场战斗的孩子王？是那个13岁就在舂陵江畔的村寨老戏台上扮演过老头、台词背得滴水不漏、不断引起看众喝彩的小明星？是那个从私塾先生摇头晃脑，土的掉渣的古音里挑出的、令人不知所云的《论语》词组“如之何”、“泛爱众”、“知之矣”、“觚哉”给小伙伴取名的小先生吗？是那个用毛笔将罗盘形的社门村全写进一张土纸上、令当时的小学老师夸奖不已的毛小子吗？……六十年在人生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往事如烟，哪堪回首。四十年云蒸霞蔚的教学和创作生涯，忠贞不渝的敬业精神，冷峻而旷达的思想，加之“为学不自足、求艺不凝固”的追求，以及难以缄默的个性，忧国忧民的壮怀，这一切越发使老人显得更加率真和超脱了。

也许是由于精神太沉重，所以他常用诗歌和书法来超逸。

阳之先生八十岁前夕，曾多次谈到冯友兰先生书写的极珍贵墨迹：“阐旧邦以铺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说：“此语为吾岁晚使命。”一位有担当的学者把多年被扭的观念折回到真理层面，从而发现更高一层次的认识，实属不易。阳之经历过漫长的求索之路。阅读，反思，自我否定，再肯定、否定……思想逐渐进入澄明，从面集结为《阐辅集》和《明道集》最后的两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