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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什么? ——索绪尔手稿的启示
 
王田葵文集  加入时间:2022/11/11 10:20:00  admin  点击:488

 

数是什么?

——索绪尔手稿的启示[[i]]

王田葵

摘要: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手稿《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于1996年发现。中文版由于秀英先生翻译。手稿围绕语言是什么?文字是什么?二者有何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从而得出:语言单位是非物质的,语言本质是二元的。值得关注的是,索绪尔的论证,都可以在汉语言文字中得到证明。于秀英先生则从人类通用的语言,有关数与数位切入来论述汉语言文字。本文由上述两文之启发,认为知“数”必读明白《易经》,从象数易学、中庸道学、《老子》能够阐述数是什么的问题,从而论述数的三大特点:数是“非物质的”、“存在的”、“二元的”。

关键词:语言、文字、数、非物质、存在、二元。

黑格尔说:“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往往是我们最无知的东西。”例如数和语言。索绪尔认为,语言学之单位就像数一样,是“想像的”、“非物质的”,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二元的”。索绪尔之论让我们感知,语言文字是数实现道器合一,有无相生的桥梁,我国的象数易学、中庸道学和《老子》则对数的本质无所不究,综合考察,不难发现数是“非物质的、存在的、二元的”三项。

一、数是非物质的

我们正生活在数字化时代,非物质的神奇的“宇宙之数”,不仅仅是宇宙“预设的和谐的源泉”,也是现代人生活的源泉。莱布尼茨(Lapenseede Dieu)《上帝之思》(尚未翻译)在三百年前大胆假设:现实的世界根本不是由物质性的粒子构成,而是由另外一种,非物质性的资讯组成。早在1878年,克里夫(Clifford)就在皇家学会上提出:“最后的现实是精神,不是当时所谓的原子。”闵科维斯基(Minskowski)也悟到:“这个对整个宇宙定性的资讯,事实上是建立在本身也是非物质性的东西上,这就是‘数’!”[[ii]]

中国人则将非物质的、类似于数的东西称“天机”。《庄子》言“天机”三处:《大宗师篇》有“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此处“天机”为接近道的机缘之意;《天运篇》有“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之说。“天机”者,自然也;《秋水篇》通过䕫与铉与蛇与风与目与心的寓言,归结为“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天机”也是指“天然的机关”。这与莱布尼茨预言的“数”为“大自然预设的和谐的源泉”是一致的。

索绪尔将语言和文字分开研究。他把语言与生命相提并论,若孔子所言:人,言也;他同时认为语言的单位是“相像的”,其性质是“非物质的”,从本质上来说是“二元的”;他进而认为语言有两种多样性:相对多样性和绝对多样性。(绝对多样性指不可比性。汉语属于绝对多样性语言,而印欧语系中之罗曼语族西班牙、意大利语有可比性)他得出结论,语言是说出来的,它表现为语言的流转。文字是书写的符号。前者是听觉的符号,后者是视觉的符号。

索绪尔发现,从语言到文字,中间有一个“切分”(法文dcouper),词意为有规律地用刀分开的意思。有意思的是,中文“切分”都与“数”密切相关,一个“七”刀,一个为“八”刀。中文“七八”表示多。切者,七声,刀切之意。八刀为分。而法文“切分”却与数无关。中文“数”与“字”一样,可以限制,修饰“字”,这表明“数”与字的关系。此外,还表现在字形差异和笔划多少差异上。前者如己、已、巳;后者如:書、晝、畫。另外,时间参数,是语言研究不可缺少的要素。“数量”概念随之出现。音波、音律、音韻,都与数有关。索绪尔语言学发现了人类冥冥不知的神奇之数与语言的密切关系,他的理论在汉语中都可找到印证。[2]

数“一”,既是数,又是至尊之意的多义词。钱钟书在《易经》中发现“一”在“大莫能名”中的作用。他说:“大莫能名,姑与以一名而不能尽其实,遂繁称多名,更端以示。夫多名适见无可名,不能名也。”[[iii]]《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正义》云:“以理言之为道,以数言之谓之一,以体言之谓之无,以物得开通谓之道,以微妙不测谓之神,以应机变化谓之易。总而言之,皆虚无之谓也。”古人有言:“天地间,万有不齐者,数也,而一以君之。一非数也。故圣人起数于二,使人自悟虚体焉。”一非数,指“一”之多义,如指万物之本,始也、道也、满也、终也、纯也、常也、无也……起数于二,使人自悟虚体。然而,并不否认作为基数之第一数字。[2]

数是非物质的还表现在《易经》“同气相求”,气数通感上。天地感应而聚合,聚合而交通,交通而生万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乾•彖》)。《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此语表明,《易经》六十四卦象及其爻辞,就是一个宇宙万物生化的象征性象数模型。值得指出的是,《易经》所说的“气”,完全不同于现代物理学物质形态的概念。彭贤说得好:“气既是物理的存在,同时也是生命的存在,灵性的存在,而且能够携带和表达各种各样的资讯。无论是物理的、生命的、社会的、心灵的、各类物质的资讯,无论意象的、抽象的、各种形态的资讯,都能通过‘气’来传递。”[[iv]]

由此可见,数在中文语言系统结构中所衍生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一直是音、形、义之总汇,大有别于西方语言。“冯友兰预言,21世纪是《周易》精神大放光彩的时候,也是中文获得新生的世纪,我们拭目以待。”[2]

二、数是存在的

上述数是非物质的,则无器与形,而宇宙之数无不在万物之中。希腊学者说:“数在一切存在之中。”达芬奇也说:“数包含了宇宙的一切。”数的存在以“0”和光速的实在性发现最为典型。[[v]]

易数的实用性是数之存在又一证明。在说明此问题前,先谈谈“0”的发现表明数存在的意义。早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发现:数学中的“0”的发现最早见于《易经》。按司马迁的说法,《易经》大约形成于殷代末期(公元前21世纪)。[[vi]]杨向奎先生曾指出:“本来在《易经》上的二进位制中已有‘0’,即‘坤’之中空。有了‘0’则数学上的许多问题,得以说明,因为‘0’与‘一’间尚有许多无理数,而莱布尼茨以为‘0’生‘一’,‘0’不是‘Nothing’,而‘一’是‘mirerse’,相当于道家之‘道生一’,这是哲学史上的一大问题。而《易经》中的‘0’与‘一’的提出,也为当代计算机的二进位制建立了基础。墨子《经说上》有‘库易也’。‘库,区穴若斯貌常’。‘库’与‘区穴’,从训诂学上说即‘0’,零的发现我们说过是数学史上的大事,在函数中建立直角坐标,坐标原点永远不变。故云:‘若斯貌常’亦即恒量,17世纪笛卡儿的发现在《墨经》中早已见到了。”[[vii]]

光如道的见解则更能证明数是存在的,就像道是无处不在一样。翟振明指出:“在现代物理学中,基本粒子的厚实性被弥漫在空间中相互作用的事件所代替。光被理解为物质有限性的实例,因为它的厚重性无限接近于零,因此光速是可能速度的最大极限。光的传播不依赖任何媒介;相反,它似乎是所有其他物质的终极‘材料’。在狭义相对论中,光速作为一个常数,是测量物理距离的最终尺度,而物理距离又是厚度概念的前提条件。但是,光本身是没有质量的,也不呆在任何地方。它就像宇宙的‘道’,所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以及虚无都从那里来,再回到那里去。”[[viii]]

有意思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以他独创的新形而上学,回答了数的存在如何可能的问题。他认为数是“幻相”的存在。

康德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自称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以往,人们认为知识必须依靠对象(如数),但少有创发。若能换一种视域,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情况会大为改观。这就像哥白尼所完成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一样。康德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一方面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认为命题是必然的、先天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命题是经验世界做出的判断。他把这种判断称为先天综合判断。例如,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认为几何图形是按照先天的设想被构造出来,事物的具体形状被那些先天构造出来的图形所规定。康德认为,正是这种解释,才造就了数学的科学性。[[ix]]

康德要进行的试验并不局限于关于对象的直观,他的设想是,人的直观能力先于直观对象,并且决定了他所能够直观到的内容;不仅于此,人的概念对直观内容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形成经验知识。人的纯粹直观能力和概念,都是先于、独立于外在对象的“先天综合判断”。例如,分析5+7何以会得出12这个数,分析“两点间的最短距离”何以会得出与“直线”相等同,不正是“先天综合判断”所实现的吗!可见,康德对数判断是一次新的形而上学的实验。[9]

数是存在的,但这是一种“幻相”(虚拟实在)式的存在。康德说时空只是“我们(人类)直观的主观纯形式。”[1]他认为时空只是人类的感性直观形式,而不是事物本身存在的形式。时空像是戴在每个人脸上的有色眼镜,每个人看到的事物都有这副眼镜的色彩,但我们不能说这种色彩是事物固有的,而不属于眼镜。康德说,先验实在论者把时空作为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认识的客观存在或物自体的存在形式,这是一种“幻相”。[9]

《周易》云:“参伍以变,错综变数。通其变遂定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我国早在殷周时期便有“易数法则”。何中良《现代易学原理》指出:“数字化法则(易数法则):采用虚拟方法,把一切研究对象都数字化,通过数字变换,建立太极卦爻系统,描绘一切事物,称为易数法则。”“易数是物和卦的桥梁。通过易数把物和卦联系起来。易数在易学运用中起着转化的关键作用。”[[x]]可见,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采用数字化技术处理一切事物,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

数因存在而实用。中国古代有“天数”概念,所谓“天数”亦称“天运”,指自然气数,《易经》有天数、地数。对此,萧延中认为,“对于天数考察计算的直接结果,就是所谓‘历法’。古人认为,这种‘大秩序’运转节奏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规定着人间的生活秩序。因此,必须敬而仰之,尊而循之的。”[[xi]]

数之实用扩展,到今天数字化时代更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例如,“数字人文”概念到2004年才提出来,立即被该领域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孟建、胡学峰对此有专门探讨。他们认为:数字人文“就其勃发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显然是一个‘合力’而致。在这个‘合力’中,科学哲学正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显露出超越‘人本哲学’的特殊力量。数字人文最初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使用计算机来解决传统人文研究中遇到的、传统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概念风行一时之际,数字人文研究的影响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这十年来,这一研究潮流开始在中国勃兴,人文研究领域、图书情报领域对其异常重视,新闻传播学界也开始关注数字人文。”[[xii]]

计算机和机器人的创造,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人们开始生活在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世界里,数字成了虚拟实在,人们生活其中,就如同生活在这个自然的实在中一样。在虚拟生活中,信息构成了虚拟实在,数是真正存在的唯一的东西!它是有无之间、道器之间的虚拟实在。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再创造的平台。“随着虚拟实在的发明,我们开始走向形而上学的成熟阶段。我们不必经历消极的寂灭就可以看穿所谓物质厚重性的把戏。我们拥有虚拟实在,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参与终极再创造的舞台。”[8]

三、数是二元的

数在本质上是“二元的”。数者,道器合一,有无相生者也。《易经·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之两,两一即对待合一,亦即对立统一。两一学说,大成于北宋张载。他提出“两”与“一”的总概念。张子说:“两不一则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对比,张岱年先生归结为:“无两则无所谓一,无一则两亦失其所以为两。两则感,一即通。惟有两相感,然后相通而有一。一切莫不有两,凡两都是一。既无绝对的两,亦无单纯的一。都是两而一。此是言对待与合一之关系,为张子之独有的思想。”[[xiii]]值得指出的是,将数看成“道”,是从天地万物之理,无器无形,无极而太极的形而上角度看,数如道是贴切的。然而,数是无形的,怎么说它如器呢?

数之器者,虚拟实在者也。数不同于世间形而下者之器,而是由特定的计算机和机器人这类人造物体具有的人工智能。它给人类提供了不同于自然生成的人际遥距临境社会,以及适应这种社会的赛伯空间。[8]这个赛伯空间是一个如太极图说般的空间。朱子解无极云:“至无之中,乃万物之至有也。”又说:“以其无器无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曰无极而太极。以其天地万物之理,无器与形,故曰太极本无极也。”“无极而太极,言无能生有也。”显然,朱子将无极和太极看成了两一对待关系。数和道,无极而太极也!

数之道器合一、有无相生在《老子》第一章就有精准论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本源)。”老子说“道”是“无”,又因“无”的确切之“在”而有“有”,故“无”与“有”成为“道”的矛盾对立之“两”,真可谓“无”而非无,“有”而非有。道是非物质的绝对的“无”,道又是存在于一切时空中之绝对之“有”。“道”是虚无的存在,自然是玄之又玄!其实,“道”恰恰因为“不存在”才成为永恒的存在;又因为永恒的存在,就必然“不存在”。如此,“有”因其“无”而“有”,“无”亦因其“有”而“无”。这就是道家表达的有无相生的辩证法。上述言道之“有无相生”,换成言数之有无相生不是同样成立吗?

资讯时代,数是道与器、有与无、虚与实、阴与阳、善与恶……既相反相成,又对立统一的“虚拟实在”。数,天机赋予人类之禀赋和工具!数既是道又是器。作为器,人类为之赋出的心智可谓焚膏继晷,获得的成果可谓博大精深!且不说数千年人类对π和二进制的发现,对诸多数学定理的创发和数理学领域的开拓,都足以光照人类科学史。单单就我国正负开方术的发现亦足以令世界震惊。汉代张平子(衡)碑刻道:“数术穷天地,制造侔造化。”宋代数学家秦九韶著《数学九章》,书中大衍求一术,正负开方术二法,当为世界意义之创造!开方术比英国和涅(公元1773-1821)的解法早500余年!

邵雍一生著《皇极经世》,将《易经》象数文化当作中国思想文化基因,从一个全新的视域阐明数的二元本质。正如该书序言引唐明邦教授所言:邵雍“通过‘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的象数之学,阐述‘会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的太极本体论,从而力图创造一个说明宇宙演化和社会、人生的全部过程的天地人三才体系,从中理出一条贯穿于整个体系的最高法则。”一部《皇极经世》“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真可谓“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几千百主出规制,数亿万年成楷模。”邵子将此一部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之著,竟然达到“易简不过一”的境地,岂不令人叹服![[xiv]]

综上所述,数如道,很好理解,数如器则并不简单!数之器,不同于形而下者、百姓日用之器,而是虚拟实在之器。语言、文字、《易经》、数学、定理、公式、量子计算、芯片、计算机、机器人、虚拟实在技术、遥距操作系统、赛伯空间操控系统等等都是人类创造的虚拟实在之器!在虚拟实在之器的操控中,我们仍将创造整个经验世界!这种创造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正在方兴未艾地进行!

是的,数字化时代是“数术穷天地,制造侔造化”的时代。数太奇妙了!数玄之又玄!让我以诗来表达数之玄!“在场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也在场。”[[xv]]翟振明则将数之“虚拟实在”比作“影子”:“无限缩小,她领略回归本体的庄严,迅速扩展。她将整个世界,连同自己一起吞没。哦,影子!是你,最空幻的有,还是,最具体的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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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索绪尔手稿《论语言的二元本质》,1996年发现,2002年公之于世,2011年中文版由于秀英翻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书名为《普通语言学手稿》。到商务印书馆再版时,已改用索绪尔本人所拟定的书名。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先驱,强调语言是一种系统结构。

[[ii]] 于秀英《中文之奥——索绪尔手稿的启示》,《殷商时期的宗教思想》,台北:慈惠堂出版社,2014.9,第328329页。

[[iii]] 钱钟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月,第71页。

[[iv]] 彭贤《蒙格与易经》,台北:《新儒学经营管理学报》第十二辑,2011.6,第179页。

[[v]] 罗珮绮主编《殷商时期的宗教思想》,台北:慈惠堂出版社,2014.9,第321328页。

[[vi]] 王田葵《中国伦理的轴心突破》,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3,第32页。

[[vii]] 杨向奎《墨学与新文化建设》,北京:中国书店,1997

[[viii]] 翟振明《有无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第14615940194111页。

[[ix]]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月,第299301307页。

[[x]] 何申良《现代易学原理》,团结出版社,2014年,第361页。

[[xi]] 萧延中《中国思维的根系:研究笔记》,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年,第202页。

[[xii]] 孟建主编《数字人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5月,第3页。孟建、胡学峰“前言”。

[[xiii]]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109页。

[[xiv]] 邵雍《皇极经世》,常秉义注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8月。

[[xv]] 王田葵《拙斋三味•天容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05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