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犀利与深邃

——魏剑美杂文纵横谈

杨金砖   夏 昕

在文坛湘军中，魏剑美是一位思维敏锐的青年才俊，更是一位笔锋尖利的剑客，他游走于江湖与庙堂之间，却从不向世俗或权势抛媚眼。他以拼命三郎的毅力和勇气，不仅创作了繁富的文学作品，而且在新闻传播学方面也有所研究。

魏剑美尤以杂文见长。十余年来，相继在众多重要报刊上开辟过杂文专栏，并且常有文章被文摘性刊物转载。去年他以杂文笔法写作的长篇官场小说《步步为局》、《步步为局2：副市长》相继出版，并迅速走红，成为当年度被盗版最多的官场小说作家之一。不过，我最欣赏的还是他那辛辣尖刻的杂文。他于北岳文艺出版社和九州出版社先后推出的《醉与醒的边缘》、《下跪的舌头》两部杂文专集，可以说是我案头上翻阅最多的两本书。其所收录的150余篇文章，虽只是他杂文中的一小部分，但通过此书，足以看出魏剑美的非凡才华与卓越识见，尤其是笔触的犀利与思想的深邃。

一、    赤膊煅剑，直抒胸中块垒

在我十分有限的阅读中，让我念念不忘、耿耿于心、影响至深的莫过于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和周作人的《碰伤》。每当读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时，不觉中热血骤然愤张、拍案而起，仿若也要去做一个斗士。可是，一旦遇事，一旦碰到利益与道义的冲突，一旦发现权势与真理较起劲来，我等的双腿立马软了下来，直起的脊梁也弯成了水煮后的河虾样，深感自己不是“刺猬”，没有一身的芒刺；不是游侠，没有练出碧血宝剑的功夫；更不是最毒的“见毒”蛇。害怕自己的肉体被“碰伤”，于是，在“明哲保身”的旗幌下，苟延残喘地听从着“大汉奸”周作人的指点：“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2]。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悲愤与畏惧的心境中消磨着原本不多的冲动与激情。但值得欣慰的是，鲁迅式的敢于直面人生的勇气并没有被时代的熔炉所销蚀殆尽，而是在魏剑美式的文人中薪尽火传，在“醉与醒的边缘”，在思想被“铜腥”所阉割、真理被权力所异化的后政治时代，仍勇敢的直起自己的脊梁，坚守自己的精神理念，不让自己的双腿与舌头下跪，这种赤膊煅剑的勇气，真是令人可敬可佩。

赤膊煅剑，需要的不仅是关公式的勇气与侠义，更需要嵇康式的才识。魏剑美为了炼就赤膊煅剑的功夫，他以鲁迅为师，专事面壁三年，遍读鲁迅书札文稿，悟得文人的使命，不是为权势者粉饰太平，更不是为皇帝老儿做家谱，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去揭开那些虚假的谎言，给幽暗无光的人世燃一支道义的烛火，让正直善良的人们，有一个理想的安置灵魂的栖所，能在理性的思考中获得应有的人格尊严。于是，魏剑美像鄢烈山、焦国标、余杰等一样，沿着鲁迅的路，以笔为投枪，以文为利器，针砭时弊、惩治腐恶，直抒胸中块垒。老魏从《变味的“爱国主义”》、《满嘴“狼奶”》，到《“人民”是谁》；又从《民主乃治腐之本》，到《老魏的马屁生涯》；再从《考试才是第一生产力》、《大师是怎样炼成的》，到《我为什么崇拜专家》，其视之所及，笔之所触，言之所述，无一不是当下社会的痛处。这些痛处，或被某种冠冕堂皇的教义所遮掩，或被个别群体利益所包裹，许多人不是熟视无睹，就是睹而无言，一个个成为失语症患者。而老魏每每见此，都要大吼一声，让黯然的世界立马出现一些另类的声响。这声响虽然令那些正在甜梦中的既得利益者听来刺耳、深感不快，但又无不让迷惘中的百姓深感慰藉，因为老魏的文章言出了他们想说而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譬如，对祖国的挚爱、对故土的热恋、对民族的认同，原本是人之肺腑中的一种纯洁朴实的情感，一种终生践履的行动。可是，近些年来，我们的媒体与舆论，不是从行动上去鼓励同胞践履爱国的实责，而是时不时的通过自欺欺人的方式去到处煽情，诱导热血青年进入变味的“误国”泥潭而不能自拔。老魏针对国人中那些借“爱国”之名而行招摇撞骗之实，以实现一己私欲的恶劣行径，深感痛绝。于是，他在《变味的“爱国主义”》一文中对那些信口雌黄的阿Q们甚为不屑。认为“许多年以来，我们的爱国主义事实上一直在一个误区内转悠，以为爱国就是坚信自己民族的一切都好，就是拒绝承认他国的优秀、先进……。爱国不仅仅是热爱祖国的辉煌成就，也包括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对无知与错误决策的检讨，对苦难与屈辱的缅怀，并且学会对他国和他国文化的尊重。”[3]老魏的这段话，冷峻而深刻，简直是对当下那些“变味”的假“爱国主义”的行为当头棒斥。在老魏的心里，既热爱故土的山村小调，又不排斥精彩纷呈的NBA球赛；爱吃自己家的窝窝头，但并不反对别人去吃麦当劳与啃德基。

胡适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就曾提出过“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因为“主义”除了带来思想的破败，很难促成民生的改善。其实，“谩骂”照例提高不了民族的声誉。可是，在现实社会里偏偏有一些“高人”，仿若就是“骂人”的行家，“一是想骂就骂，二是见谁灭谁”，全然不管社会理性与人类文明。对此，魏剑美先生在《骂娘爱国者》一文中进行了总结，并归纳出“坐实汉奸”、“强奸离间”、“精神恐怖”、“逼人补课”四法。认为凡此四法一出，通常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被骂者无不闻而胆丧、听而命毙。老魏于文末感叹到：

“如此这般的‘骂娘爱国’痛快倒是痛快，轻松倒也轻松，唯一遗憾的是暴露了本质上的流氓气息和骨子里的打手风格。盖流氓，一言不合则恶语相加拔拳相向，从来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盖打手，则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全不管对方是否也有同自己一样的生存权利……。

这种由流氓和打手们支撑的‘爱国主义’委实有些羞煞人也！”

老魏对这种变味的爱国者的无情反讽与蔑视，实也让人为他捏一把冷汗。因为在棍棒横行、帽子遍地的偏执时代，理性早已荡然无存，任何口无遮挡的批评，都会很容易遭到人身的攻击和非难。但是“做阳光男人，让思想裸奔”的魏剑美，在铁的事实面前并不害怕大棒的训斥，更不担心个别人的恐吓与淫威，依旧特立独行于江湖与庙堂之中，该出手时就出手，并不在意别人的脸色，这也许就是老魏的率真之处吧。

二、洞察秋毫，鞭笞社会丑恶

曹丕于《典论》中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茶余饭后之文学，何以能有如此之功效？其原因文学不仅是勾通现实与理想的最方便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是社会人心、民生世风最直接的体现。诚然，文学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断非那些无病呻吟的文字垃圾和圣人自道的愚民谬论所能为，必须对人间世事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然后运神于思，发而为文，如投枪，如匕首，直刺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激浊扬清、发奸擿伏，这样才能起到规范人伦、和谐社会的功效。

魏剑美的杂文秉承的就是中国文学中的这种讽时刺俗、彰善瘅恶之道，并且篇篇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让陋习与丑恶昭然若揭。因此，魏剑美的杂文里，彰显的不仅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人本精神的弘扬。如“过上自由且更有尊严的生活”原本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梦想与追求，也是我们每一个体所必须维系的最基本的人生理念。但是，我们环顾四周，小摊在大街上被城管围追，顾客在超市被保安搜身，去机关办事所碰到的十有八九是“一张张冷若冰霜的后娘脸”，就是教师去评个职称，发篇论文，报个课题，也得四处作揖，到处阿谀奉承，好像作贼一般，在这斯文扫地的环境里，还何来尊严？于是，老魏的《有尊严的生活》一文，如煮茧抽丝，将我们生活中所存在的种种违背事理、有损尊严的事例列举了个遍，让人读来在愤慨之余，不得不进行自我行为的反思，是否将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别人的尊严之上？而在《民族的尊严蕴含在平民的尊严之中》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堂堂的法国议院的议长居然不敢随意将一个刚下班的“管钥匙”的人唤回来去开一下门，因为下班之后属私人时间，而私人时间不受任何雇主的支配，这就是他们的尊严。在法国这个诞生世界上第一份《人权宣言》的国度里，议长不能随便使唤一位雇员；而在号称五千年文化的中国，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在民营，墙壁上赫然写着的无一不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类的训诫，人被当作一种工具被任意使唤，何谈得上尊严和人格？这种强烈的反差不能不让人深思。于是，魏剑美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如果不是每个公民都能完整享有人格尊严和职业尊严的话，我们对现代文明的‘共享’和‘和谐社会’的达成又从何谈起呢？只有一部分人才能拥有的尊严从来不是现代理念上的公民尊严，而只能是贵族老爷式的特权的延续”[4]。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魏剑美的行文不仅是对特权阶层的鄙视，更重要的是对现代公民理念的呼唤。

又如《新闻事实的真假比记者身份的真假更重要》一文，不仅对当下社会假记者现象的屡禁不止进行了剖析，而且对目前新闻界的某些潜规则进行了曝料。他认为“假记者泛滥最起码揭示了当前传媒界的两大真相：一是大量的社会负面新闻被真记者们所漠视。媒体没有尽到‘监测环境’的天职，其留出的大量空间被‘假记者’们所利用。另外一个潜规则就是，只要是真记者，其非法获利被揭发的危险系数就会大大降低。”针对“假记者”中的“假借新闻采访之名，行吃喝玩乐、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老魏从来就是大感厌恶。但是同时老魏又不无同情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比很多真记者更卑劣”，因为“一旦传媒界对所有真正的新闻都放开渠道，这些总能找准社会痛点的假记者完全可以写出直面现实的好新闻。”老魏以他多年从事新闻的体验，抗拒圈内的潜规则，直向媒界提出异议，认为“新闻事实的真假比记者身份的真假更重要”，这不仅表现出了老魏的无畏无惧的勇气，更是表现出了一位真正学者的操守与传媒从业人员的品质。

魏剑美师从鲁迅而炼就了一双“极天大圣”般的火眼金睛，任何仙界妖魔与人间鬼怪，都很难混过他的法眼。洞析社会万象，明察周边一切，以如椽之笔，抨击社会阴暗，直言众生面目。如《且看赵忠祥论“伟人”》、《易中天与李大伦》、《小沈阳，自虐文化的又一个范本》、《老师的尴尬》、《我反腐倡廉的一天》、《不吃饭还不行吗》等篇章，言说的虽不是什么大主题，但篇篇充满着作者的智慧和才情，真可谓是述事言人皆有据，嬉笑怒骂尽文章。

又如一年一度的“十大感动”人物的评选，的确对推进社会文明，弘扬社会正气，激励社会大众起到过不少积极的作用。但是，魏剑美先生通过对年复一年的各地“十大感动”人物的把脉，尤其是通过文花枝与刘桂华两起救人事件的对比，文花枝作为一名导游，在遭遇车祸的危难时刻，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她的旅客，让援救人员先救旅客，结果自己因抢救不及时而落下残疾，其场面是感人的。但是同样是救人英雄的刘桂华，原本自己身患小儿麻痹症，并且在车祸中自己也多处负伤，可还是带头营救了11名伤员，及至因耽搁自己的救治时间而晕倒。无论是从动因还是结果上看，似乎刘桂华更有理由“感动湖南”和“感动中国”，当看到“频频出镜的是文花枝而不是刘桂华”时，老魏有些不解，通过考究分析，发现原来有另一只黑手在操作，这就是媒体的“时尚元素”作怪。因为媒体对“眼球经济”的追求与对“时代脉搏”的贴近，而真正“感动”的本意却日趋迷失。老魏的眼里怎容得这等不公，于是，立马举起李逵的两把板斧，向幕后的操作者直砍下去，于是，也便有了《“感动”的时尚元素》这篇读来让人心境悲楚的文字。

三、    笔触犀利，弘扬社会正气

魏剑美的杂文之所以能写得精细而不腻人，洒脱而不媚俗，深沉而不晦涩，隽秀而不渲染，其原因是正气在胸而目光犀利，文字尖刻辛辣而用语精粹鲜活。从《谁有资格评教授》、《狗日的学术》、写到《高校最缺的是什么？》，再从《写在历史边角的疑问》、《隋文帝的“民主考察”》、《慈禧版的〈中国不高兴〉》、《不合时宜的思想》、《那些可敬的“叛国者”》，写到《思想的独舞》、《一个男人的人生原则》，然后再到《领导人的形象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无论是刚刚冒芽的新式毒瘤，还是已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旧式痼疾，他无不以其犀利的笔触将其曝露于阳光之下，让其无以为继。

譬如：“学术”原本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词眼。尤其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做学问的人无一不是为练得一身独门绝技而“十年寒窗冷板凳，一生执著苦煎熬”的，否则就别想到学术的江湖上去叱咤风云。然而，在商业气息日浓的当下，严肃的“学术”也被染上严重的“铜臭”味，进而成为超市里最廉价的“面霜”，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手中的铜板去涂上一把。于是，“学霸”、“学贩”横行市井，“学痞”、“学商”充斥街头，学术圈内造假、制假成风，学术垃圾日盛一日。从大学校长到政府才俊，从“洋海归”到“土博士”，从知名院士到未名学徒，稍不留神就被卷进到此起彼伏的“制假风潮”之中。据说国家教育部为纯洁学术风尚，还成立了一个“学术道德”机构，专门受理高校里的论文剽窃与学术不端事件。学术风气如此不正，何来教育振兴、科技发展？我们喜形于色地沉浸在年产论文跃居世界第一的大好形势中，可往深处一看，属原创性的却不到别人的十分之一。针对这种学风虚浮、学术不端的恶习，魏剑美的《狗日的学术》与《谁有资格评教授》，仿佛就是两记响雷，声声都打在当代学人的脸上，实是尴尬而痛心。当然，魏剑美先生对当下学界如此斯文扫地的痛批，其目的是唤起学人洁身自爱，去进行学术道德的重构，而不是再在“铜腥”的交易中继续去助桀为虐、自昧良知。

魏剑美的杂文精到绝妙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文章里蕴含别样的思想。譬如他的《思想的独舞》一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思想是一种卑微的野草，只适合在低洼处生长和蔓延。那些在高处招摇的，不是藤类就是花朵。”

“人类是唯一不需要缰绳就可以被牵着走的动物。”

“没有一种动物像人类这样，即使使用同一种语言，彼此仍无法理解；即使热情拥抱，彼此仍相隔千里。”

“人们常常因为了解而成为敌人，因为误解而成为朋友。”

从这些富含哲理的诗一般的箴言里，我们读到的与其说是魏剑美的灿烂文辞，不如说是他那一以贯之的自由飞翔的思想。魏剑美认为，无论是帝王将相，抑或是街头乞丐，其人格的尊严都是一样神圣而不可侵犯。上帝在创造人时，之所以给人以思想，其目的是要让人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由飞翔，而不是去做别人思想的奴仆。可是，现实中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尤其是一些独裁者，只准许自己的思想成为别人行动的指南，而从不准许别人的思想飞翔半步。而我们的一些同胞长之以往的行走在这样的思维之中，久而久之便习惯了各种“倒着”行走的乐趣，真不知这是人类的悲哀，还是上帝的惩罚。高贵的“思想”变成了卑微的野草，虚假的谎言却像烂漫的山花。不过，尽管如此，魏剑美最后还是直告天下人，切记切记：

“无论多么美妙的嗓音，也无权取代他人说话。同样，无论多么崇高的学说，也无权替代人们思考。天籁因为杂音而丰富，思想因为繁芜而完整。上帝按自己的意志建造了这个世界，但却无法按自己的意志来统一人的思想。对万能的上帝来说这或许是唯一的缺憾，但对这个世界来说，却肯定是莫大的幸运与福祗。”[5]

魏剑美先生的骨子里充满着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和怜悯，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和呵护，因此，在他的文章中洋溢的是对“民主”、“自由”、“平等”的礼赞和讴歌，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呼唤，而对“皇权”、“特权”、“霸权”总是敬谢不敏，乃至从心底里生厌和鄙视。在金钱与权力交媾的商品经济时代，在一切秩序正在有待重构的当下，魏剑美的异类的声响不失为是一种智者的先觉。如《凭什么要我让道》中所提及的我们平常百姓的出行，不时被呼啸而来的警车开道的豪华车队所阻挡。每每碰到这样的事情，尽管百姓的时间再紧，也只有悠着老爷车队的先行。于此，老魏从人权的角度提出了深刻地质疑：“他们凭什么要我等让道？难道那些人的时间就一定比我等金贵？是谁赋予他们占用公共资源的特权？又是谁让警察在吆喝路人的时候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居高临下？”[6]诚然，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老魏的这番“厥词”的确给了我们另一种思想。

总之，从魏剑美的文章里，我读到的是老萱式的诙谐与鲁迅式的尖刻，充满的是思想的灵光与智慧的火种。鄢烈山先生曾评论道：“魏剑美的杂文发端于愤怒，却根源于悲悯，但这只是其杂文的‘基本面’，其特点在于思维活泼每有洞见，观点鲜明而机智，语言生动而幽默，自成一家。”

古人云：“多士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于此，我真切地希望魏剑美先生继续“谔谔”下去，以便有更多更精美的文章去洞照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