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的挚爱与文化的呵护

——陈仲庚先生与他的文学情结

杨金砖

在潇湘文学与湖湘文化的研究圈中，陈仲庚先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探索者和朝香人。他以质朴纯粹的人格魅力与求真求善的学术精神，行走于潇湘文坛与三湘大地，在文学与文化界甚得称道。

我对陈仲庚先生的认识，首先始于其妹陈琳。1984年，陈琳老师从湖南师大毕业，分配到零陵师专历史科任教，我们同住在一座叫14栋的筒子楼里。与陈琳同来的还有任先大、彭泽润、欧青立、彭长征、徐育才、张荣禄等十几位朋友。我记得陈琳在历史科好像教《世界古代史》，任先大在中文科教《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作品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更没有博客、QQ和微信，青年老师也不像今天这样被论文、课题、职称压得喘不过气来。那时的日子虽然物质上极度匮乏，而精神上却是过得安逸而惬意。工作之余大家不是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就是三五成群地放步于阡陌之间，听田野间的蛙声鸟语。

也正是在这种漫步中，任先大跟我谈起陈琳有一个哥哥叫陈仲庚，是他的同班同学，与陈琳同时考入湖南师院，毕业分配在祁阳师范任教。在刚刚恢复高考之初的那几年，全国高考招生每年只有二十几万人，录取率非常的低，我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录取率不到5%，而本科更是少之又少，兄妹两人能同时考上湖南师院，这可以说在当时是爆炸性的新闻。

陈仲庚先生于1986年左右从祁阳师范调入零陵师专中文科任教，起初我们接触甚少，多是从龙震球先生处听闻陈仲庚先生的一些情况。后来，陈琳考入苏州大学读研，彭泽润考入人民大学，彭长征考入武汉大学。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当年分来的十几位朋友聚散缘定，各奔东西了。我们那栋所谓的“14号楼”，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建起了一栋新教学楼。再后来，不知是气味相投，还是情趣使然，我与仲庚先生成了要好的朋友。

尤其让我感激不已、铭记于心的是，2000年我的一本小册子《寂寥的籁响》于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身为中文系主任的陈仲庚先生，忙碌之余，接连为我写下了《心底的困惑与生命的本原》《为葆有那一缕温馨的诗意》两篇评论，先后在《邵阳师专学报》和《江汉大学学报》上刊发。经他评点与褒奖，拙作立马引起众多朋友的关注。秦小珊、孙景阳、王豪才、李鼎荣、王春芳、阎志芬、杜平、伍锡学、龙福元、冯峰、胡宗健等人为我撰文推介，陈仲庚先生的这种恩泽，让我没齿难忘。

在我的心里，陈仲庚先生是一位狷介的学者，是一位豁达的兄长，更是一位学术的引路人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在科技学院，在永州文艺界，在舜文化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归纳起来，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去窥视他的文学情怀与精神担当。

一、对文艺之美的执著追求

有哲人说：科学的指向在于求真，哲学的指向在于求善，而艺术的追求则是求美。人世间若缺乏对生活之美的追求与向往，缺乏对善良的歌颂与赞美，势将退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不可能有文明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曹丕《典论•论文》说得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陈仲庚先生近40年来，一直致力于文艺美学的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的缕析与作家作品的评介。他站在人们大众的立场，用现代美学理论，对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进行独自的剖析与解构，并形成系列论文相继在《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文艺报》《创作与评论》《中国文学研究》等刊物上推出，林林总总，估计不下百十篇。其结集出版的《寻根文学与中国文化之根脉》《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中西文化比较》等著作，在文艺界影响甚大，有的被作为高校选修课教材，有的被列为本科生参考阅读书目。

在陈仲庚先生的文艺评论类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就是对文艺之美的执著追求。他认为文艺的高明在于给人以美的愉悦，并在美的愉悦中去实现“以风谕上”“以文化下”的明道与教化的目的。对此，他在《舜文化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一文中，认为“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这是文艺辅世之功能的最佳表现。而文艺的辅世功能主要是“通过歌颂美好事物和揭露批判丑恶事物而使‘观风’和‘教化’达到更好的效果，最终达到‘天下治’的目的”[①]。

诗人艾青曾有名言：“美是依附在人类向上生活的外形。”美是人类社会芸芸众生的心灵向往与不舍追求。另一方面，美，无处不在；然而，若要发现“美”，则需要一双慧眼。这就犹如“入林见木，大小无所不识，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屋室,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即没有慧眼与匠心，只知草木为草木，而不能取来用以构室和药，原因是慧眼与匠心不够。美的发现也是一样，它如沙里之金，必须要有慧眼和匠心才能去发现、去感知、去获取。

然而，人世间，美无处不在，有慧眼者也不在少数，为何美依然难以为人所发现？这就犹如永州山水，在元结与柳宗元之前的千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游历过，但他们都没有发现其中的玄奥之美和绚丽之色。而唯有元结、柳宗元的诗文一出，则立马被人奉为圭臬，其原因是元结与柳宗元不仅有一双感发现美的慧眼，更有一种对自然的钟情。对此，陈仲庚先生在《隔与不隔的山水美——元结山水诗的审美特征及其价值》一文指出：“因为（元结）钟情山水，所以凡山水在他的眼中都是美的，哪怕是一间小小的茅阁，只要能与山水相连，也能让他心旷神怡。”陈仲庚先生这里借用王国维的诗学理论中的“隔”与“不隔”，提出自己的审美范式——“钟情”。

若不钟情，或钟情不够，再美的自然山水也无法触及心灵深处的那根琴弦，无法撩拨起性情笙荡的激越与冲动。只有“钟情”，才会进入到“不隔”，主体与客体之间才能产生共鸣与共振，才会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惊人之举。才会有“感天地，泣鬼神”的不朽之作。

诚然，陈仲庚先生所说的“隔”，并不是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隔膜，而是“指与官场名利关系的隔离，类似于西方现代美学中的‘审美距离说’；‘不隔’则是指对山水的真情挚爱、对田园生活的真情向往。”他以元结和柳宗元为例，深刻地阐释了他的“隔”与“不隔”的内在意义与审美维度。其实，这也正是陈仲庚先生的审美探索，他已将这一探索广泛地用之于现当代文学的阅读与批评之中。

如《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虽然没有直接言明“隔”与“不隔”的审美范式，但通篇却在用“隔”与“不隔”的法器对阿城的作品进行文本的解构和审美的指认。

“不隔”不只是“钟情”，更是“不矫情”“不虚情”的一种自我的执著与超越。虽然阿城在其自序中曾说，《树王》是他“创作经验上的一块心病”，原因是写得太幼稚，“好像小孩子，属撒娇式的抒情”。但陈仲庚先生认为；“正因为幼稚才显得真实，不幼稚才是‘虚矫’。”[②]这种幼稚，实就是“不隔 ”。

陈仲庚先生在他的文艺之美的探索中，处处彰显着对人间善良的歌颂，对社会丑恶的鞭苔，对文艺正道的弘扬。如《为接续那一缕文化命脉——重读叶蔚林<九嶷传说>》一文认为:“他（叶蔚林）的《九嶷传说》，以寻找红军女英雄的传说为明线，以娥皇、女英的传说为暗线，双线配合，不仅深刻剖析了‘十年文革’浩劫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严峻问题，更重要的是接续中国人赖以生存的那一楼文化命脉。”[③]他从“英雄传说的破灭”“爱情传说的蜕变”“文化命脉的接续”三个维度，对叶蔚林的《九嶷传奇》进行了全面而精准的阐释，认为叶蔚林的《九嶷传奇》主旨鲜明，引人叩问。在大栅塘村这样一个“环境封闭、文化断绝、人性泯灭、人种退化的地方，一切外来事物均被扼杀，一切美好的事物均无法生存，他们是否还能自救？”陈仲庚先生从其小说结尾处的那“一团橘黄色的火光”和“舜庙前的那棵千古杉”，隐隐参悟出了作者心中的期愿，坚信“只要政治秩序恢复正常，畸变的人性就会慢慢回归。”这是人心的期许，这是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更是文学美感的所在。

二、对文化之根的竭力开掘

陈仲庚先生虽然从事文艺学的教学，但他的视角并未仅仅限于文艺批评，而常常将研究视阈拓展到文化之根的追寻与开掘上。如《文学之根与文化之根》开篇便言道：“文学不同于文化，但文学也是文化。有人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也有人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艺术文化三大类……但不管怎样划分,文学与文化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的。”

文化的要义是“文以化人”，文学的目的是“文以明道”，无论是“明道”还是“化人”，其最后的指向都是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促使世道人心在社会洪流的行进途中，不至于跌入罪恶的深渊而成为迷途的羔羊。

但是缤纷的世界里，樱粟的花朵常常开得比百合花还要鲜亮妖艳，善良常常被邪恶所夭折和颠覆。为了不让百姓的良知被权力的魔杖所折服，上帝便在地狱的门前点燃一盏理性的油灯，让人于昏暗的世界能看清地狱的黑暗，让人们的良知不至于完全的泯灭。而上帝所点燃的这盏油灯就是伴随我们左右的文学与文明。于是，便有了先觉的文艺家和思想家们的反思和扣问，便有了黑暗中的声声雷鸣，以提示浑浑噩噩的人们不要淡忘自己的人之为人的根本。陈仲庚先生认为“文学之根在文化”，而“文化之根在生活”，然“生活之根在生命”。于是乎，便让我们豁然开朗，之所以每一次思想上的解放都源之于文学艺术上的奇想，其原因就是“文学”对“生活”“生命”的观照。

关于文化与人的生活、生命的关系，陈仲庚先生引用王得后先生的观点：“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人的活法。人的一种活法形成一种文化，一种文化规范一种人的活法。人的活法在变化在发展，文化也在变化在发展。地域不同，活法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活法不同，文化不同。”“人是一棵文化树，树有根柢。”那么，人亦必有根柢。“根柢在生死，在温饱，在男女。”而从某种层面上看，文学其实就是“人学”，就是描写人的心灵，洞悉人的灵魂，张扬人的精神，追求人的个性的艺术。因此，文化的根柢，人性的根柢，也就是文学的根柢。

于是，寻根是对文化底蕴的探寻，更是对民族命脉的关注。陈仲庚先生审视20世纪80年代由韩少功等发起的那场所谓的“寻根文学”后，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时期显然是文化意识最为觉醒、文化色彩最为浓郁的一个文学时代，‘寻根文学’则是其间一个最具文化意味的文学现象。”

陈仲庚先生在对大量“寻根文学”条分缕析的基础上，进而上升对“文化之根”的开掘。如他对屈原文化、舜文化的系列研究，已不是局限于文学的层面，而多是从思想、从精神的层面去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柢。

《舜歌<南风>与中国民本思想之源流》一文认为：虞舜的《南风歌》是中国民本思想之源，其歌词虽然简单，但包含了四层民本思想，一是以民从为中心，急民众之所急；二是“吾”与“民”心心相通，平等相待的平民情怀；三是既重视民众的精神需求——“解愠”，更重视民众的物质财富的丰裕——“阜财”；四是体现了以物质需求为基础的精神需求，亦即建立在“阜财”基础之上的“解愠”。陈仲庚先生的对虞舜《南风歌》的这一诠释，显然是有开拓性的。因为在我原来的知识储备中，只认为柳宗元的“养人”与“民役”才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第一人，未想到读完陈仲庚先生《舜歌<南风>与中国文学的‘观风’传统》与《中国民本思想发展演变的三个节点》等文章后，发现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源之于孟子的“民贵”与“贵民”理论。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的理论，则源之于周公旦的“以德配天”与“敬德保民”的思想。而周公旦的“敬德保民”的思想又根植于虞舜的《南风歌》！从而提出，虞舜才是中华文化史上民本情怀的滥觞者。

也许正是虞舜的《南风歌》让其触及到中国文化的根柢所在，因此，陈仲庚先生在最近的十余年里，几乎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虞舜文化的研究上。他牵头申建了第一个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被遴选为湖南省舜文化基地首席专家。组织团队编纂了800万字的大型文集《虞舜大典》（近现代卷），与蔡建军合作主编了《舜文化研究文丛》（共10册），独自出版了《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两部著作，主办了一系列舜文化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并组织相关研究人员，对全国范围内的虞舜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间活态信息的收集，搜集到了大量实证性的材料，并汇编成《虞舜大典》（图像卷），书稿已交至出版社准备正式出版，其功莫大焉！

随着陈仲庚等人对中华文化之根的不断掘进，尽管上古之世文献留存甚为寥寥，但虞舜的“道统之祖”“治法之祖”“文章之祖”已昭然于世，这不仅进一步让人了解到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论断所言不虚，而且让人懂得了为何孔子“祖述尧舜”的原由。或曰：无涓滴之源流，无以成江海之波涛；无虞舜之烛火，无以成华夏文明之灿烂。

三、对教育之魂的极力守护

陈仲庚先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其最大的职责与使命就是教书育人。陈仲庚先生尽管身兼众多的行政琐事和科研任务，但他从未将教师的天职摞在一边。他始终坚守孔子的“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认为教育的公平在于“有教无类”，教师的职责在于“师儒之席，不拒曲士”，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结合。他从不要求他的学生亦步亦趋地跟着教师转，而是鼓励学生自主性的学习，养成一种开放性学习思维，大胆地提出新的异见。

他坚信“性格成就事业，细节决定成败”的箴言。因此，在他的教学实践中，从不忽视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他非常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与兴趣潜力的激发。他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做过一任班主任工作，就在他这个班，后来产生了像魏剑美、荷洁、夏昕三名作家。尤其是魏剑美的“非常魏道”今已成为全国杂文界的一个知名品牌。对此，陈仲庚先生还专门为其写过两篇评论，其一《官场赌徒的‘这一个’——魏剑美<步步为局>人物形象特色》，发表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上；其二《魏剑美：给人的灵魂美美地剜上一剑——魏剑美近期创作综论》，刊在《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上。魏剑美是一位思想的独行者，他一直秉承“和攀登者一起向上，和跋涉者一起前行，也和思想者一同裸奔”的初心，坚持赤膊煅剑，直指社会的不公，人性的丑恶，官场的黑暗，世俗的堕落与教育的媚俗。陈仲庚先生时常将魏剑美的文章作为范文推荐给在校的同学，并多次邀请魏剑美来校讲学，激励起同学们努力学习的热情，他以剑美的成功而自豪，也许这就是师者之乐！陈仲庚先生认为魏剑美的杂文视角独特、文笔辛辣、观点深邃，有入木三分之力，让人读来畅快淋漓。

其实，陈仲庚先生并不仅仅关注已成名的学生，而时常对有写作兴趣的同学给予最大的关怀和关爱。如他对音乐学系李兴海同学的支持，对蒋学军、李砚青、曹万松、康怀宇等众多文学爱好者的激励、奖掖、指导、支持。也正因为在陈仲庚先生的长期关注关怀下，潇水河畔的湖南科技学院，其文学创作之风一直长盛不衰，文学新人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陈仲庚先生除了强调学生个性发展之外，更注重于学校学风的构建。他非常称赞雅斯贝尔斯的教育理念：“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他认为教育是一个特殊的磁力场，是靠一种浓郁的学习氛围、宽阔的学术视野、宏大的气度去影响人、造就人；而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的灌输。因此，无论是在中文系任主任，还是在教务处任处长，抑或是在学校任督学，对学生社团组织，他总是给予悉心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凡是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他总是大力支持。让我至为感动的是他对图书馆读书月活动的支持：那是2007年，图书馆想利用世界图书日的机会搞一个读书月活动，征集那些有意义的读书感悟与心得体会，以营造一种向上的学风。当时图书馆办公经费非常有限，于是我去找到陈仲庚先生商榷，他立马表示支持，并提出联合举办。从此，图书馆的读书月活动便成了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固定项目。11年来从未中断，其影响也在日益增大，尤其是编辑出版了10部读书月活动的优秀作品集，这在国内高校中是很难见到的。成十上百的学生在这个活动中得到锻炼，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走上了管理岗位，有的成为了基层教师……直至今日，仍有不少同学来信谈起当年读书月活动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与愉悦。显然，若没有陈仲庚先生的支持，也许早已夭折在行进路中。

此外，在2008年时，他以舜文化基地和舜文化研究会的名义，与台湾师范大学老先生陈大络先生联合出资11000元，在学校图书馆主办了湖南科技学院首届“舜德学子”评选活动，对勤奋好学且又孝老爱亲、盛志成材、成绩优良的寒门学子进行了评选，共评选出20位学生，每人给予500元的奖励。钱虽然不多，但当时影响甚大。一位即将离校的同学在颁奖感言中激动的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还会有这样一个机遇，获得‘舜德学子’的称誉。我一定要将这样一份荣誉转化成我新的征途上的动力，更好地报效祖国，报效我的母校。”

当时听闻此言，许多人都为其感动。此后，“舜德学子”的评选活动，被学校学工部确定为一个很好的励志基金项目，一届届保留了下来，成为激励学生奋发向上的一种动力。

诚然，以上所记仅仅是我心中的点滴记忆和些许感悟。其实，陈仲庚先生的为人为文，还有更多的闪光点还没有提及。他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更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兄长，他以文学之心关注学生的培养，更以文化之情关切同事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