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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与易

谷明光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学生时代，我就无数次地被毛泽东这首《七律》的磅礴气势所震撼，无数次地被诗中描绘的绝美景色所陶醉，无数次地被诗中所赞颂的凄美故事和人文意境所感动。没有料到，我竟然有机会与这一伟大诗篇结缘。

一九九四年七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派我到九嶷山、舜帝陵所在的宁远县担任县委书记。

之前，我担任中共零陵地委副秘书长。得知上级决定的消息后，我注意了解了一些有关宁远县的情况。有关的上司、同事、朋友们也不时给我谈一些看法和意见。

我的顶头上司，省委一位副秘书长，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说：“明光呀明光，你怎么到这个县去呢？你在地委领导身边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总该选个稍微条件好点，离家近点的地方去干，工作难度小些，成绩出得快些，今后回来也快些。你已过不惑之年，应该考虑这个因素。宁远这个地方我去搞过几次调查研究，太穷，太复杂，太难搞了！”

地委机关一位知情的领导同志则对我说，本来地委早几个月就打算派我到双牌县去担任县委书记的，双牌已经把房子都安排好了，1994年春节福利物资都考虑了我的份额。双牌县是个小县，工作难度小些，离家又近。只是地委邹金鷟书记硬要我去搞一个大县、难县。这位领导建议我找邹书记汇报，要求去双牌算了。

原在地委组织部工作时的老前辈告诉我，宁远社情复杂，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左”的重灾区。1950年的“3.29”反革命暴动，震惊全省，影响全国。60年代的“社教”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折腾得最厉害。80年代的“官府街”事件，伤了许多干部的元气。全县同宗同姓的大村多，最大的村有八九千人，宗族势力根底深，宗派械斗也是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与我的原籍新田县边界最长，纠纷最多，给我的工作会增加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在行署工作的朋友则告诉我一些“内部消息”：宁远县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后劲不足，困难很大。全县一无铁路，二无国道，三无大河，四无大电（网），五无大厂。零陵地区11个县（市），只有宁远县没有任何中央、省地属厂矿企业，人均工业产值在全省排最后。没有大电网的供电分支机构，要电必须到邻县去“拜码头”，全县人均用电量只70多度，是全地区的四分之一，全省的九分之一，全国的十三分之一。全县74万余人，人均水田不到半亩。许多地方还是旱灾死角，人口密度却超过全区、全省和全国。县财政十分拮据，年财政实际收入只有3700万元，人均50元，在全省排最后。1994年下半年已经有三个月没发工资，1993年工资改革新增工资全县还有9个月没有办法兑现。由此引起人心动荡不安……

多方面的信息，汇集成一个字：难。

说来也怪，我这个人却是个从来就不畏难的人。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岗位，经过了那么多的同学、老师、同事、上级、下级、亲朋好友，没有谁听到我诉说过“难”字。农村十八般“武艺”我样样干过，再苦再难我没有向人诉说，甚至给父母也不讲。写大报告、大材料，别人都希望多些人分担完成，而我总是独自一人承担，总是一气呵成，从没推辞过任务，从未诉苦叫难。记得我在地委组织部工作时，邹金鷟同志时任地委秘书长。地委班子两派斗争激烈，开民主生活会需省委组织部长来坐镇压台，生活会上唇枪舌剑，面红耳赤。当时邹金鷟同志指定我去作记录，并要我第二天就生活会情况写出向省委的汇报。面对这棘手的差事，我二话没说，一稿成功。正是从这件事开始，邹金鷟同志开始了对我的信任。派我去宁远主持工作，我始终认为是对我的最大信任。可以想一想，历史上数不清的战役，当遇到关键部位的难关需要攻克时，指挥官派谁去实施攻击，他是很慎重的。他绝对不会派自己信不过的将领去指挥战斗，而肯定会选择最信任的将领去完成任务。

难与易是一对矛盾。难是一种客观存在，且是一种具有可变性的客观实在。难与易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难中有易，易中有难；难可变易，易可变难。这里的关键在于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不怕难，就可以战胜难，把难变成易；凡事总畏难，再易的事也会变成难。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之所以做事还比较利索，到每个地方都能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坚持对工作任务来者不拒，主动接受，迎难而上，以苦为乐。这样得到锻炼的机会就多，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就多，成长就会更快一些，如果学习上、工作上总是挑易拒难，推诿塞责，那就很难有大的长进。

实际上，攻克难关是一种享受，一种快乐。每当你攻克难关，把难变成了易时，那种快感是难以言喻的。攻克难关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没有难，就没有进步，没有发明，没有成果，没有创造。是“难”造就了英雄，造就了智者，造就了专家，造就了领袖，造就了成功。

在一定情况下，在难的地方还更易出成绩，更易凸显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才干。20世纪20年代，美国行为科学家乔治•埃尔顿•梅奥和罗特列斯伯格等人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他们把工人分成两组。A组的工人被分配到一处条件优、环境好的厂房工作，B组工人则分配到条件差、环境也不够好的厂房工作。两组同时工作一个时期之后检查结果，发现A组工人的工作效率有了一定提高，而B组工人的各种效率则有了更大幅度的提高。这个著名的试验告诉人们，工作态度即士气对生产效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克服困难中可以激发热情，鼓舞士气，反难为易，创造佳绩。

与困难抗争，最给我震撼和教育的是犹太民族。在世界众多的民族中，除了热爱自己的中华民族外，我最佩服的是犹太民族。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自公元70年祖国被毁灭以来，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在漫长的时间里，流散在世界各地，一直没有自己的国土，受到的排挤、歧视和迫害是无以复加的。登峰造极的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二战期间就杀害600多万犹太人。但犹太民族却在漫长的逆境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犹太人的数目还不到世界人口总数的1%，在全美人口中也仅占2%，但在根据资产排名的美国前400个富豪家族中，犹太人占了23%。如果仅限于前40位，那么实际上有40%是犹太人。世界前400名亿万富翁中，以迈克尔•德尔为首，有60人是犹太人，占15%。世界公认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日本，人口比犹太人多得多，但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仅12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犹太人却达到129人。人们评论说，犹太人依靠财富和智慧的力量引领着世界。许多学者在研究这一奇迹后发现，所有的犹太人都一代传一代终生信奉着一条千年法则：“把逆境看作机遇”。

我记住了这个法则。于是我没有找领导请求改变组织的决定，选择了迎难而上，到宁远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