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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谷明光

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我在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以修建好举世闻名的舜帝陵为突破口，铸造舜文化和中华寻根圣地品牌，构建全国文化名县，进而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战略构想和工作总体思路。我的同事们绝大多数都支持、赞同这个设想。但大家也同时流露出种种担心：在全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之下，这个宏伟目标如果实现了固然是大好事，但如果干到半拉子，做不下去，会吃不了兜着走，上边追查起来，主要领导一定会有责任。谁来挑这个担子？我们现行的体制下，不会去追究集体的责任，那么县委书记必定是首当其冲了。

说实话，我当时要说没有一点顾虑，那是假的。对机遇与挑战的辩证思考，始终伴随着我。机遇指的是对一特定事物的发展而言，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事件和条件。机遇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机遇的特点是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常驻性。机遇能否出现，在何时何地出现，都不是完全确定的，这是它的非确定性。机遇并不总是存在的，即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它的非常驻性。因此，机遇往往表现为偶然性，但机遇背后又隐藏着必然性。人们在机遇面前是平等的，关键是谁能及时地把握机遇。机遇只会降临给有准备的头脑。机遇同时又是时机和挑战的辩证统一。任何机遇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机遇的出现可能改变事物的现存状态，给事物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带来新的质态。发现了机遇，正确把握了机遇，就能利用好机遇，使事物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任何机遇同时都是一种挑战，错过了机遇，不能正确把握机遇，就会失去发展的时机，产生严重的后果。机遇还是时间与空间的辩证统一。机遇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决定了机遇具有空间与地域的内涵。任何机遇都不可能有绝对的普适性，而只适应一定范围、一定幅度、一定空间范围内的事物。机遇的偶然性、非常驻性和不可逆性，决定了机遇具有时间的内涵，任何机遇都不可能与时间同驻，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边界。世界上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机遇，失去了的机遇不会再来。机遇更是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机遇是客观规律的显现，具有客观性。同时，机遇又是可知的，可以把握和利用的。机遇的赢得不是靠命运的恩赐和眷顾，而是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在客观机遇面前不应是被动的、消极的、无能为力的，而应是主动的、进取的、创造的。总之，机遇是时代形势赋予的发展契机，是事物未来发展的潜在价值在识察者和竞争者面前驻足的短暂时空，是锐意进取者创建的事业跃升的转折点，也是人们成就事业的伟大辅翼。

世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我的头脑中一幕一幕晃过。凡是杰出的、成功的领导者，都是善抓机遇者；而失败者往往与错失机遇密切相关。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抓住机遇对于革命事业的成功多么重要。毛泽东总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牢固地把握住机遇，须臾也不放松。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280万人，战斗力大为提高，解放区人口1.68亿人，后方进一步巩固，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而国民党军队减少到365万人，虽然总兵员多于我军，但已被分别钳制在几个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点、线的守备，战略机动兵力已经很少，且士气低落；国民党在政治上腐败、孤立，其统治濒于崩溃。情况表明，我军同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机遇已经到来。但在当时国民党总兵力还超过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敢不敢决战，歼灭敌人的强大兵团？毛泽东打破战争惯例，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地将攻势作战导向就地歼灭敌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使敌军来不及收缩、集结和增援便被我军分割围歼。正当我军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反革命两手，一方面集结军力于长江防线以阻止我军渡江南进；一方面蒋介石暂时“引退”，借“总统易人”发动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划江而治”，保存南京政府和残余势力以便卷土重来。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共不接受“和谈”会孤立以致受到国际干涉，暗示中共适可而止。国内也有人主张使战争止于江北。在这种局势下，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握机遇毫不放松，提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军事力量和一切残余的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从而最终粉碎了蒋介石苟延残喘的美梦，夺取了全国胜利。

邓小平总是强调，“时机”到来时要及时抓住，不能错过，“机会难得，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对看准了的机遇，他总是锲而不舍，抓住不放，毫不松手。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地抓住国际环境有利条件的推进开放战略。80年代中后期直至整个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全球化趋势。面对这一极佳机遇，邓小平始终如一地推进对外开放。1980年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紧接着又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8年又决定把海南岛建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决定开放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1990年又决定开放上海浦东新区。进入90年代后，又沿长江开放了10个城市。1992年又开放了13个边境市、县、镇和内陆所有的省会城市。从而在全国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相结合，有重点、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地带总人口达3.2亿。这期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阻力，包括象“六•四”这样的事件，邓小平都没有动摇把握开放机遇的决心，也没有放慢开放的步伐。正因为如此，我国才不仅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而且抓住有利时机，使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发展时期。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潮流中，以深圳、苏州、温州为代表的许多城市和地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事例不胜枚举。然而有的城市错失发展机遇的教训，更令我印象深刻。最典型的是天津市。天津有很多的优势条件，别人无法相比，但天津没有很好地开发出来。20世纪初，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的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新闻出版中心、海运中心和陆上交通枢纽。但改革开放以来，天津没有大手笔的改革开放战略思路，价格改革、企业改革、住房改革、金融改革、所有制改革都大大落后于其他城市，使天津不少企业走向衰落，众多知名品牌一群一群地死亡。80年代证券市场的竞争败于深圳，90年代初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败于苏州，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样十分缓慢。天津一次又一次地错失了发展机遇。

这些振聋发聩的信息使我夜不能寐。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宁远县建设“文化名县”酝酿了极好的机遇。修建舜帝陵更是数百年一遇的极好机遇。在这个时候到宁远县担任县委书记是机遇对我的垂青。抓住了这个机遇，将为中华民族办好一件顺乎民心的实事，将为宁远县乃至永州市今后的大发展积蓄后劲，将是最实的、最大的、最好的为人民谋利益。当然这也是一名主要领导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任何成功都不是唾手可得的。困难和风险客观地摆在面前。但是，过去千千万万的成功者，谁不冒一点风险，谁不面对困难的挑战呢？冒险者、挑战者并不一定都是成功者，但成功者必定是敢冒风险、敢于挑战者。路是人走出来的。事在人为。只要我们在具体实施中“举轻若重”，我们就必定会在实现总目标时“举重若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