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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政治

 谷明光

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许多人并不能达成共识。就是弘扬舜文化，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有人颇有微词。我曾与许多朋友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流，也产生过争论。有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如西方传统文化，不值得肯定和弘扬。其主要论点和论据如下：

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丁•斯威策的信中写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74页）由此推导出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西方传统文化中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因素是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发现方法。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西方传统文化关于形式体系研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果，它们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这种演绎工具与以实验方法和实证性为基础的科学的可检验性原则相结合，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机械论传统，构成了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方法背景。第二个结论是，近代科学诞生在西方而且只是诞生在西方，西方在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独占鳌头，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第三个结论是，中国近代在科学技术上的落伍，根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法的落后性。

对比：西方：长于形式逻辑体系，

中国：长于辩证逻辑体系；

西方：长于实验方法和实证性为基础，

中国：长于运用日常经验和直观外推方式；

西方：机械的世界观，

中国：有机的世界观。

    以上这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被一些人认为是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为什么是在西欧而不是首先在中国产生发展起来”这个李约瑟难题的最好解答。这种观点下边又有许多分支。比如：在美国学者戴维•S•兰德斯看来，水车、机械钟、眼镜等具体工具的应用，是中世纪以后西方领跑东方的基本原因（见其著作《国富国穷》）。而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不列颠学术院院士艾伦•麦克法兰先生则认为，是玻璃这一不起眼的东西，造成了东西方的差距，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走向。西方开发和发展了玻璃及其制品，提供了诸如显微镜、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真空管、曲颈瓶等新仪器，使得知识有了深化的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玻璃打开了人们的眼睛和心灵，使人们发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在随意抽样的20个改变世界的著名试验中，有15个没有玻璃试管是不可能进行的。没有玻璃仪器，就不可能有生物组织学、病理学、原生动物学、细菌学和分子化学等学科，而天文学、广义生物学科、物理学、矿物学、工程学、地质学也会面貌迥异。总而言之，由于玻璃生产在伊斯兰国家的崩溃和在印度、日本及中国的衰微，这些国家不可能发生西方所发生的那种知识革命（见其著作《玻璃的世界》）。

几个朋友推崇这种观点，为的是企图证明西方传统文化和思维方法优于中华传统文化和思维方法。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持否定态度，并且劝我不要在弘扬中华文化上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

我陷入了沉思。当时我并没有与大家作太多的争论。第二次与朋友聚会时，我依据搜集整理的资料，阐述了我的看法和态度。

我认为，首先要肯定，西方首先运用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以及实验发现方法，确实对近代科学的勃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玻璃的发现、运用与开发，水车、机械钟、眼镜等具体工具的应用，这些偶然事物确实引发了惊人的变化，推进了“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伍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并不能证明西方传统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全面优越，并不能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已经不值得重视、挖掘、弘扬、开发、提升、整合。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伍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政治的因素。理由是：

第一，希腊哲学家所发明的形式逻辑这种思维工具，以及整个希腊传统，是在一千多年以后才在西欧复兴的，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被历史尘埃埋没的间隔。在这个时期中，希腊传统并没有表现出炫目的优越性和对经济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在中国发展成为农业强国、社会强盛的历史时期，欧洲对应的却是农业弱国（包括英国在内）和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西欧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吻合、相一致的。这说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才是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

第二，英国与西班牙同处西欧，同受西方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方法的影响。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西班牙经济发展的条件优于英国，大航海的时间、技术、经验比英国早，从事航海贸易比英国早，西班牙、葡萄牙又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英国则在后来才占领了自然条件较差的北美洲。但后来的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原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超级强权，而原为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的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仍为发展中国家，政局不安，经济动荡，社会落后。这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差异中去寻找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英国的议会政治对皇权有相当制衡能力，英国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生产方式适应和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西班牙却不断强化了王室垄断专制特权，并把这种专制特权应用到了其殖民地各国。

第三，中国近600年来的发展史，可以概括为“九死一生”（见张琢著《九死一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所谓“九死”，即九次受挫和失机。它们分别是：第一次是13世纪宋元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受挫。第二次是15世纪郑和下西洋，当时我国的航海时间比欧洲更早、技术更先进、船只更大更坚固，投入的人员更多，发展势头更强。但封建专制皇权容不得开放，于是一道圣旨叫停断送了跟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机会。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正是西欧的大航海和大西洋贸易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可见中国这次错失了加 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良机。第三次是1662年康熙皇帝登基到1798年乾隆皇帝逝世的136年间，在西欧和北美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以蒸汽机为核心，以煤铁工业为基础的近代产业体系崛起，与康熙帝国同时的俄国彼得一世亲赴荷、英、普鲁士考察科学技术，延揽科技人才，打开国门与世界沟通，而 康、雍、乾专制王朝却闭关锁国，做着敬天法祖、禁海禁矿的旧梦，以木兰围猎，打死几个野生动物沾沾自喜，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1840——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给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震动，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丝毫没有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坐失转被动为主动的发展之机，这是第四次。在甲午海战中，中国又败于日本，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得到启发，也想通过“变法”，使中国象日本一样变得强盛起来。但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下，这场“变法”出台仅100天而夭折。这是中国新生的机运第五次错失。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由于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和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使中国重陷专制主义的黑幕，这是第六次与发展机遇失之交臂。北伐战争之后，1928——1936年是旧中国的最快发展时期，但是，不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丧失生计，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外有日寇大举入侵，发展遂告中蹶，中国发展第七次失去机遇。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正当战后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机，但逐步强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受到巨大损失，第八次丢失发展时机。60年代末，世界又进入了二战后第二次产业升级、调整时期，中国却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直到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九次失去良机。所谓“一生”，是指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时期，最后终于抓住了发展机遇，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以上“九死一生”的历程清楚地证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伍，主要的、根本的是政治制度、体制或机制方面的原因，而不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思维方法的原因。

第四，冲破了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领域里的卓越表现，也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维并不是可以轻视、歧视、无视的。按智商指数，85——100为一般水平，高于这个水平则可称为较聪明。北爱尔兰大学和芬兰坦佩雷大学的教授，对全球代表不同人口的60个国家所作的非文字推理能力的调查显示，环太平洋地区国家具有最高智商，平均智商大约为105。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等。第二聪明的人口在欧洲、澳洲和新西兰，平均智商为100。近数十年来杨振宁、李政道等华人科学家在美国等国家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他读中学时的一个暑假，他在清华执教的父母给他请了一名历史教授，辅导他学了一期的《孟子》，这使他一生受益匪浅。再如新加坡，在不过三十年时间内，由一个极其落后而在世界上不足挂齿的小岛国，一跃变成一个世界上最为整洁、最有纪律、秩序最好、效率最高而闻名遐迩的国家，他们尊崇的也是儒家传统文化和“亚洲价值”。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四种核心理念是值得传播和弘扬的：第一是儒家精神里的“仁者爱人”。第二是道家精神里的“反者，道之动”。第三是“辩证施治”的思维方式。第四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四大文明的其他三个都消失了，中国文化却生生不息，这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竞争力。既然在这个文化的滋养下，自公元元年以来，1800多年我们的民族人均GDP都保持着世界第一，现在只要我们稳步前进，就一定会实现民族的崛起和复兴。

第五，思维方法和技术方法以及各种发明创造成果是没有国界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法，东西方文化，应该说各有特点，各具优势。正确的态度是，各民族应该在弘扬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进步潮流，博采众长，共同进步，而不应该厚此薄彼，抑此扬彼。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对周边许多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对欧美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也从西方传统文化和思维方法中汲取了许多精华成分，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加大力度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前，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已经越过或将要越过机械观阶段，一种系统的观念脱颖而出，风靡各个领域。而现代系统观和中国有机论哲学，的确有某种内在的同一性，因为中国的有机论哲学类似于现代科学在机械论统治了三百年后倾向于采用的那种自然观。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初春季节，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集聚巴黎。他们在一份会议宣言中写道：“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是振聋发聩之语。因此，我们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弘扬中华文化，以互补的世界眼光审视自我和世界，主动融入世界进步潮流，跟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大潮。

我告诉朋友：这就是我的认识和结论。这一认识将促使我更加坚定弘扬舜文化、创建文化名县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