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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反

 谷明光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无论自然、社会，无论何时、何地、何党、何人，其对立面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或隐，或现；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或近，或远。领导者要实现领导目标，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和领导艺术，在充分组织、凝聚和调动起正面力量的同时，正视对立面的存在，善于发挥对立面的积极作用。

1997年11月8日，长江三峡一期工程的长江主河床截流成功，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这一历史壮举，全国亿万观众瞩目。这时，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在合龙口现场采访工程副总指挥、总工程师。记者问：“你认为，在这鼓舞人心的时刻，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回答者出语惊人：“我认为我们此时此刻最应该感谢的是三峡工程的反对者，是他们的反对意见，才使得党和国家对三峡工程慎之又慎，精心设计，精心论证，精心施工，从各个方面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才有了今天的大江合龙圆满成功。”掌声雷动。这位老总的回答出乎许多人之所料，一般人都以为他会说些过去经久不衰的套话、时髦话。但他的回答却是一句真话，一句朴实无华却又充满辩证法的话，一句让世人不敢小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话，一句让各国不敢小看中国人的话。

记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中国访问，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对北大学生讲了一个观点。他说，反对我们的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美国，我作为总统，朋友最多。因为，反对我的人很多。也是掌声如雷。我与同事们在谈论这件事时，大家都认为克林顿是一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人。我没有异议。事实也证明，克林顿32岁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州长，以后又担任两届8年的美国总统，他创造了美国发展史上的神话。这期间，美国连续100个月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所有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该增长的都增长了，该下降的都下降了。这是空前的政绩。我想，这与他的辩证思维是分不开的。但是，我又给同事们说，克林顿的这个思想，我们中国的思想家在两千多年前就阐述得很精彩了。左丘明在先秦史书《国语》中记叙的《召公谏厉王弭谤》，就非常深刻。中国古代四大暴君之一的周厉王是西周时代最残暴的君王，贪婪好利，横征暴敛，又命卫巫监谤，用杀人的办法钳制百姓舆论。召公于是谏厉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者，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厉王不听劝告，我行我素，三年后即被赶下台。

这些思想观念，从哲学上看属于辩证法。从政治上看，属于政治文明。对于做领导工作，特别是做一把手的同志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导致中国大地上封建的残余很多。封建皇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思维流毒深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也似乎成为了一些领导人的习惯性政治动作。有的同志一旦升上了主要领导岗位，就似乎自己的能力、水平一夜之间上升了多少倍，成为了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的“圣人”。做什么事都要去发指示，都要去亲自拍板，都是自己最正确。有的还总是大言不惭地宣示：“我就是要做一回秦始皇！”虽然官不大，但总想过一回“土皇帝”之瘾，容不得对立面，听不得反对意见。

许多的领导同志重视发挥正面力量的工作是做得很有水平的，思路一套一套的，而且还经常达到“高度一致”，“百分之百地赞成”。对反对意见则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大加伐挞，除之而后快。殊不知，这正好误入了形而上学的歧途。“高度一致”往往不是真正的共识；政治领域里的百分之百则是一个危险的数字。希特勒煽动二战狂热时在德国达到了“高度一致”。萨达姆在伊拉克也弄了个获得百分之百选票的奇迹。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对一名批评自己错误的科级干部郭光允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打击，换来的却是自己在犯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发挥正面力量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重视发挥对立面的积极作用，则更是一种主要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必有的胸怀和必须掌握的领导艺术。

历史上，关于正与反之辩证思维的经验教训数不胜数，完全可以出一本书。齐桓公上台后不计前嫌，敢于重用昔日“政敌”管仲，终于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刘邦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而终于得到天下。唐太宗则以魏征为镜，广纳谏言，终于成就“贞观之治”的辉煌政绩。相反，楚霸王项羽虽武艺高强，军力强大，却因为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最后落了个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下场。唐玄宗前半生本是一个开明的有建树的皇帝，但后半生却罢黜了敢于进谏的张九龄，重用了杨国忠、李林甫、高力士等一批谄媚之徒，最后酿成了“安史之乱”。

对立面是成功路上的陪练。作为主要领导，对立面是一种客观存在。主要领导的位置就是一种诱惑，因此必定会产生你的对立面。你要做工作就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不甘现状的一部分人走向对立面。这种对立面能够使你战胜自满和懒惰，不断从“好”迈向“更好”，能够使你放弃安逸，勇于拼搏，勇于进取；能够激活你最大的潜能，创造最好的政绩。而且，对立面越强，威胁越大，你越会努力，你的工作能力提高越快。

对立面是拒腐防变的警钟。作为主要领导，对立面必然时时在关注着你，监督着你。拒腐防变固然主要依靠自身的素质和党纪国法的约束。但是对立面的特殊警示作用不可低估。你在面临诱惑的时候，想一想对立面的存在，也许会增强抵御诱惑的力量。你在决策一项工作，有可能有悖于法律法规的时候，你想一想对立面的存在，也许会使你小心谨慎，周密考虑，避免走入陷阱。完全可以说，正确地发挥对立面的作用，肯定可以使主要领导者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少犯错误。有的领导同志总喜欢在自己的身边换上所谓的“心腹”，把有可能成为对立面的人调离开去。这实际上是在害自己。我始终做到对所有的同志一视同仁，身边工作的同志不划界限，不分亲疏。身边的同志有几个爱讲话的，爱提意见的最好，更可以监督和督促我在廉政建设上做得更好。我刚到宁远安排住房时，有人告诉我说，我宿舍对面是一个特别爱提意见的老同志。我说，那最好不过了，正好需要这样好的老同志。

对立面是学习知识的助推器。当了领导以后容易放松学习，当了主要领导以后学习更易产生惰性，因为许多事有人代劳操刀。但有了对立面的存在，你就会感到学习有危机感、紧迫感，你会感到背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着你走进学习的殿堂。你会意识到，如果你不学习，不提高，慢慢孤陋寡闻，这正是你的某些对立面所期待的结果。

对立面是科学决策的高参。主要领导在决策中一定要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在多方案中选优，这是规律。但如果没有对立面，都是众口一辞，百分之百拥护，那就最容易发生决策失误。对立面的意见，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有时虽不正确甚至完全背道而驰，这也可以使决策考虑得更周密、更细致、更科学、更全面。因此，我最担心下级有意见不敢提，不敢唱反调。我无数次地在各类会议上阐明我的观点，表扬鼓励提意见的同志。1996年初，一个小项目的决策中，本来考虑不周，几位科局长后来也发现了问题，但就是不敢向我提出来。一个月后，我发现了问题，才得以纠正，避免了损失。我于是找这几位同志分别谈心，他们承认，是不了解我，怕我，因而不敢提意见。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后来就更重视引导不同意见的发表，在决策中更谨慎了。

对立面是生活之树的绿色。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生活之树长青。但如果缺少了对立面，缺少了对手，就如同分数中没有了分子或分母，如同剧组中没有了搭档，如同生活之树没有了绿色，工作与生活都会黯然失色。作为一个领导者，地位越高，平台越大，他的对立面也会随之增大，他的事业则会进一步随之生辉。自然界也是一样。非洲草原上曾经生活着一种鹿，世代处于狼群的威胁之下，擅长奔跑，健壮无比。后来人们为了保护它将狼清除出草原。始料不及的是，鹿从此懒散起来，在无忧无虑中患了富贵病，整个种群渐渐退化。由此可见，只有对立面的存在，才会使工作和生活充满激情和活力，使社会充满生机。

对立面不等同于敌人。领导者必须善待对立面。这里完全可以用得上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名言：地球上最大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大的是人的胸怀。以宽广的胸怀善待对立面，对他人有利，对自己有利，对社会有利。实力雄厚者渴望竞争，勇于上进者不惧竞争，光明磊落者诚服竞争。任县委书记五年，尽管遇到各种各样的非议、告状，甚至恐吓，但我一概不予追究。我不以人划线，对各种亲疏不予计较，只看其德才条件和政绩。我没有因个人原因有意去重用一个德才条件很差的人，也没有因个人恩怨有意压制打击一个德才条件很好的人。

善待对立面既是一种领导方法和艺术，又是一种理念、境界和修养。1999年初，少数因违纪问题被处理过的和对个人职务安排有意见的人，暗地发动一部分退休人员、下岗人员，围堵县委大门一天，理由是1994年前的欠发工资还有部分没补发到位。矛头直接针对我，企图把水搅浑，制造事端。我也知道有在位的领导在其中做了小动作。我心中有数，非常冷静地处理此事，与其中的代表进行接触、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以理服人，得到了大家的理解。最后，一个因违纪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已退休的同志发言说：“请问谷书记，孔繁森是地委书记，你是县委书记，你为什么学不到他？”我没有激动，而是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感谢你对我的期望。我没有孔繁森做得好，也没有机会到西藏工作。但我认为，孔繁森是一种顶尖的境界，下一个层次是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我是属于这个层次。作为党的干部，至少要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要违法乱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对于极个别人的无理要求和错误言论，我既坚持原则，不乱开口子，又有理、有利、有节地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平息事态。我记着伏尔泰的名言。伏尔泰对相左意见的态度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你发表这一观点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