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劳与逸豫

 谷明光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虽不是什么“大官”，却是一个区域党政军民学各方关注的人物。用势利的眼光来看，是个热门人物。目的不端正的人，为了争个县委书记职位，可以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有的人甚至很出格的事也可以干得出来。在新闻媒体上还看到过，有人为了争夺县委书记的职位，甚至收买杀手搞暗杀勾当的报道。实际上，当了县委书记，最大的变化应该是责任的变化，担子的变化。如果出发点不对，不能正确处理忧劳与逸豫的辩证关系，那是很危险的。

在湘潭大学读书时读到的一则史实和警句给我的教育和启迪很大，我始终能记起和背诵。这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由兴国到亡国的史实和宋代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的警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李存勖早年英姿勃发，进取有为。他追随晋王李克用东征西讨，建有赫赫战功。晋王临终时，亲手交给他三支箭，要他消灭三个仇敌，并谆谆嘱咐其“无忘乃父之志”。此后数年间，李存勖果然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统一了北方，使其境内大治，蔚为强国。然而这位唐庄宗一旦功成得志，便忘乎所以，整日沉溺于“俳优杂戏”之乐，不能自拔。据《资治通鉴•后唐纪》记载，他自取艺名“李天下”，“自敷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国家大事就摆到一边去了。他不去奖励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有功将士，却对伶人大加封赏，听任他们胡作非为；不去关心百姓疾苦和生产的发展，却痴情于奢靡腐化的享乐。结果不出几年就祸起萧墙，当了亲军首领的伶人郭从谦发动亲军反叛，攻进皇宫，唐庄宗想反抗也来不及，被一支流箭射中而命丧黄泉，时年43岁。

唐庄宗在位仅4年，他所建立的庄宗王朝犹如天空中的一颗流星，转瞬间就殒落了。从表面上看，似是由于伶官乱政。从本质上看，则是由于“逸豫”导致亡身，是“居安忘危”的结果。欧阳修对此发出感叹：“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这不仅仅是对唐庄宗的惋惜，也是对后人的警示：除了“优伶”之外，人世间的诱惑何其多也，如果放纵自己，贪图享乐，小看了“忽微”，不能防微杜渐，忘记了“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辩证关系，势必为欲所困，为情所惑，为物所累，为贪所害，祸患也就接踵而来了。

唯物辩证法昭示我们，一切对立的事物，包括成与败、安与危、功与过、对与错、盛与衰、治与乱、福与祸等等，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转化的。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思危”则“危”可除，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忘危”则“安”不保，好事也可以变为坏事。翻开中外历史长卷，类似李存勖悲剧的事例不胜枚举。人们熟知的唐玄宗早年也曾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可后期却爱好声色，宠幸杨贵妃，纵容其家人，终致酿成“安史之乱”；明末李自成揭竿而起时，顺应民心，天下响应，席卷中原，势如破竹，可进京之后却立即忘记了“逸豫亡身”的道理，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思进取，腐化堕落，贪图安逸，沉溺享受，以致众叛亲离，功败垂成。吴越之战的胜者夫差意满自得，沉迷酒色，才使得越王勾践的美人计和卧薪尝胆得以奏效成功。唐末诗人李山甫的《题石头城》说：“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由祖先在战场上拼杀挣来的江山，最后总是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和沉湎女色中断送。这类历史上常见的凄婉的悲剧，个个都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和为政的要义。

这一哲理和要义并没有得到所有的人的认同。凯恩斯就说，节俭不再是人类的美德。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认为：“正是奢侈造就了资本主义。”主张鼓励挥霍和奢侈。国内也有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为奢侈浪费推波助澜。我不赞成这种理论。社会上层的奢侈世界范围内皆然，何以惟独在欧洲造就了资本主义？中国历史上，王恺用饴糖刷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王恺用高二尺珊瑚树向石崇夸耀，石崇将其击碎后取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让王恺挑选作赔。到了晚清，慈禧太后更是历史上著名的“奢侈”太后。 她棺材底下铺的褥子就镶了珍珠12604颗，宝石、白玉300多块。为什么东方的奢侈就没能催生出资本主义？我赞同马克斯•韦伯的结论：理性精神为人们积累资本和发展新式生产提供了最大帮助。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财富和人均资源都处于世界上的低水平。如果我国像美国一样消费石油，那么，全世界的石油全部给我国也不够。在我国，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没有任何理由为奢侈唱赞歌。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思想应该成为我们长期的指导思想。

做“大官”与做“小官”，地位不一样，但道理是相通的。古人做官和现代任职，时代不相同，但思维要求的辩证性是一致的。所以，我在县委书记任上，“忧劳”与“逸豫”、俭与奢的辩证思维总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尽管有些做法并不为有的同志所理解，但我认为，群众应该是理解的。

我的办公室，所有的用品、用具、房间里外全部维持原貌，五年不变。办公桌是用一块木板拼起来加宽的，书架没有玻璃，木凳子全是旧的。几家银行、几家企业都提出来要为我装修办公室，装个空调，我都谢绝了。每到热天，特别是晚上，在办公室办公确实比较艰苦，但有个电风扇一吹，点个蚊香，也还能对付。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说关系到县里的形象问题。言下之意，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不豪华气派，外边的人会看这个县不起。我认为这是片面的看法。宁远的欠发达状况，特别是许多群众还有较大困难的状况，并不特别需要县委书记有个豪华气派的办公室来匹配。何况我接待了那么多外地客人、上级领导，争取到了那么多的项目、资金，我的办公室不豪华并没有起不好的作用。相反，对争取上级支持还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在县里一直坐旧车，只是到外地出差才调用县委办公室与下属单位合购的一台新车。在县委招待所和机关食堂吃饭，我一直坚持缴纳餐费。我自始至终坚持不配秘书，处理政务不要人代劳，所有信件我必须自拆、自阅、自己批示。有人对我说，现在许多地方副县长也要弄个秘书跟着，当县委书记不配专职秘书，显不出威严，又太辛苦，我一笑置之。我从不到市里最豪华的南华大酒店请客和吃请，原因是太花钱。出差从不住单间，基本上没有花什么钱请客送礼，我们争取的项目、资金大都是走正道获得的。至于批项目、批资金、批招工、批编制、批工程等等，我从不揽这些权。花钱的节俭，连在外地工作的宁远籍同志也清楚。香港一家报纸的驻深记者就对石火亮（深圳电视台记者，宁远籍）说：“你们宁远的县委书记不进油盐，我曾经从那么多的书记手里搞到了钱，而你们的书记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花纳税人的10万元去登个照片，我实在于心不忍。就是出国的指标，我也舍不得花钱使用。因为我五年均没出过国，市委书记市长批给我一个去美国考察的指标。作为县委书记，要解决几万元钱不是什么难事，我思虑再三，放弃了。我并不认为出国没有必要，也并不认为出国有什么不好，只是宁远经济现状需要我带头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