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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与长效

谷明光

建设文化名县，以及与之配套的若干工作和项目，都具有周期长、后劲足的特点，对人民群众来说，是长期造福的工作。对我们的思路和决策，一些好心的朋友感到不解。有的说，任期是有限的，也可能是短暂的，弄点轰轰烈烈的事，造点数字泡沫，请些新闻记者做点文章，也就体体面面地过去了，上级领导还不是看个热闹，看你给他凑了个什么样的体面数字和文章，何必去辛辛苦苦追求扎扎实实，何必去作长期打算，考虑几十年以后的效益呢？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去跟潮流，苦的是自己。我听得出来，这些人的话，说白了就是要赶“短期行为”的时髦。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领导干部究竟是应该具有“长远眼光”，还是应该热衷于“短期行为”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促使我对“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给予关注和研究。这种研究一直持续至今。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我发现，领导干部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有蔓延之势，已经成为危害经济和社会发展，危害人民、国家和党的一大弊端。

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实质上就是欺上瞒下、坑蒙拐骗的机会主义。其特征是：只顾局部，不顾全局；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虚名，不顾效益；只顾投入，不顾产出；只顾个人，不顾百姓。其表现多种多样，较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十四种：

1、频繁地更改发展“总战略”，或闭门造车提出脱离实际的口号，导致群众对政府失去信任感。

报载：在中国中部的一个一百多万人的城市，领导人提出了“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并组织为期数月的大讨论，最后无疾而终。全国667个城市就有182个提出了“建成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有如天方夜谭。

报载：在一个较偏远的地区（市），十多年时间四届领导人各提出了一个“宏伟的发展总战略”，平均四年左右换一个新的“总战略”，让人们无所适从。

报载：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十年前领导者就提出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显然提出者并不知道市场经济体系的内涵。

报载：在一个经济薄弱的山区地级市，十年来财政欠发工资严重，但政府领导却提出三年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的目标，并提交市人大作出了决议。他不知道创建全国卫生城市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钱在哪里。三年过去了，这里面貌依旧，不了了之。

报载：某省提出“开发山地再造一个××省”的发展战略，实施三四年，因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而受到中央批评。这个“战略”也不了了之。

2、以主观需求为依据随意拔高增长速度，以求所谓“跨越式”发展。

“跳跃式”、“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领导者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确定增长速度的一般模式是：中央提出增长8%，省市区就提出增长9—10%，地市就提出增长10—11%，县市就提出增长11—12%，乡镇就提出增长13%以上……为此层层加码，层层“为上级分忧”，层层对下面上报的数字加权平均。谁如果确定的增长速度低于上级确定的增长速度，就是保守、缺乏开拓精神，就是大逆不道，就会坐冷板凳。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1995年在一次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凡是发言表态讲了真话的都被他大会批评，会后立即免除了17个县委书记的职务。

报载：安徽省阜阳市原市委书记王怀忠指令市计委运用“倒推法”制定出“九五”计划的完美数字。市计委开始提出13%的年均增长速度，王怀忠不满意。于是加到15%，领导们还是不满意。计委第三次加到18%，又再次遭否决。王怀忠提出，28%较为理想，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为22%。王怀忠与市长肖作新（均已判刑）共同一手制造了“阜阳神话”，王怀忠还因此升任副省长。他1993年以来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后来统计，从1995年到2000年6年间，阜阳GDP同比没有任何增长。王怀忠造假是一贯性的。他任亳县县委书记时，有一年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只有几千万元。向安徽省上报数字时，他大笔一挥，改成了几个亿，这个成绩立即成了安徽省的典型。有一年阜阳市上报财政收入达40亿，而在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名人的假纳税发票。

在许多县、市、乡、镇，乡镇企业产值是按需填报的。全省开个大会，产值就上来了。一些地方没见企业增多，只见产值翻番，上级需要数字，一级默认一级。

3、“四乱”蔓延，竭泽而渔，恶化经济环境，损害党群关系。

报载：东北某省会一个区，2001年罚没款800万元，2002年猛增到2000万元。该区经济增长12%，而罚没款增长达250%以上。凌海市（县级市）交管所2002年的收费比2001年增长400%还多。个体户陈照亮经沈阳市工商局审批后在《沈阳晚报》上发布了一个小广告，却被该局下达了罚款16万元的决定书。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在长春投下巨资开业后，2003年1—3月接受各种政府机关检查48次。“九五”以来，东北某省共中止、撤销外商投资企业3592户，比同期新批企业还多1022户。

某县为了创“政绩”，向农民摊派税收，一年冲过亿元关，受到上级党委表扬。这种违法行为延续下来，终于发生公安与农民冲突，打伤了农民之后，该县县委书记、县长同时受到处分。

4、为创“政绩工程”，盲目投资城建项目，劳民伤财。

某市领导急于创“政绩”，毁林挖山修一个大广场，一无设计，二无勘测，三无论证，四无预算，五无招标，投入四千多万元，历时四年之后仍是烂泥一滩，下任领导于是又另择新址修广场。

报载：安徽省阜阳市原市委书记王怀忠主持，耗资3.9亿元，建成阜阳机场，其中向职工和农民每人摊派了几百元。建成后每周只有一架飞机起落，每年财政补亏400—500万元。王怀忠的另一个“大手笔”是在阜阳建所谓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龙潭虎穴”，折腾了三年之后无疾而终，现仅存两只小老虎。王怀忠的这一系列“政绩”使阜阳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市未来10年的财力。

报载：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1994年开始搞“大借债、大开发”，欠下1亿多“政绩债”，按目前还款速度需要还100年。

报载：福建长乐机场项目投入30亿如今已亏损11亿。安徽淮阳兴建“亚洲第一”高尔夫球场投资30亿却半途废止……

5、违法违纪违规，建了拆、拆了建，获得“投资增长”虚名。

报载：某城市错误决策，一建一拆损失11亿元，还大言不惭“花11亿买教训”。武汉市外滩公园1.6亿的建筑刚刚建好就被拆除。南京紫金山上花费3000多万元建的高塔因违规而被拆除。北海银滩5000多万元的新建筑全被拆除。湖南张家界天子山等景点的7000万元的建筑在建成不久后被下令拆除。湖北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在长江之中的“鱼梁洲”上投资20多亿元搞开发，现已被认定为违反防洪保安法规的工程。

6、“我请客，你买单”官场政绩文化蔓延，“姐姐做鞋妹妹看样”，政府财政负债剧增，金融风险增大。

在欠发达地区，财政入不敷出，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债。向上级借，向银行借，向信用社借，向干部借，向群众借，上手为财。往往是前任借的债要后几任来还债。一开始后任领导干部还知道埋怨前任，后来干脆不埋怨了，你能借，拍拍屁股可以走，我为什么不能借？组织部门既然可以不管你，凭什么管我？一任接着一任干，就看谁能借到款，终于弄得债台高筑。某市下属乡镇的债务，少的乡几百万元，多的乡达一千四百万元。

谁能向中央、向上级、向银行、向股民要来钱就是英雄好汉，不管钱用于何处，有何回报，有否还债能力。有的领导干部还以“肉烂在锅里”的无知谬论替自己辩护。有的说：“弄来100万，就是丢掉80万，还可以得20万，何乐不为？”似乎国家的钱、银行的钱、股民的钱，就是白吃的奶。有的地方把垃圾企业包装上市，等于是向股民推销伪劣产品。报载：近些年来股民损失的资金已达8900亿元之多。仅ST轻骑就导致股民损失34亿。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16日公布的资料，我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

7、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以“眼球效应”取代经济效益，着力修炼表面功夫。

2001年，某地级市在接待中央领导视察时，安排一名副县长冒充普通农民去给中央领导汇报。虽然领导夸这里的农民“有水平”，但这种做法却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报载：某市2003年9月抗洪中，武警战士连续奋战10天10夜堵住了决口。因领导次日要来拍电视新闻，竟让已经劳累过度的战士在现场苦苦等候举行堵决口合龙仪式。

某市1999年举行了一次农业产业化流动现场会，车队奔波数百公里参观10个典型，其中有6个是注重“眼球效应”的作秀。号称几万亩的楠竹改造实际上只挖了路边三四亩地；号称百亩大棚蔬菜基地是县直各部门摊派资金给毫无技术的农民投入，许多大棚内杂草丛生；号称上千亩的稻田养鱼基地，田里水清如镜，根本没有鱼；号称几千头牛的养牛基地却只有几十头牛；在水稻之中间种几排玉米弄得农民苦不堪言，却作为最新农业科研成果来推广；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蛇酒厂却被妆扮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个县城沿着数公里长的国道线建一条线状的街道，这种违背城市建设规律的做法却被树为小城市建设的典型。这样的现场会只会把作风都搞坏。

至于欠发达地区在招商引资上的弄虚作假，则已经成为十多年来公开的秘密。有的地方每年要到国内外多个城市办招商周，动辄花费数百万元，但签的绝大多数是假合同，有的甚至引进资金还没有花费的资金多。

8、凭长官意志办企业，不搞论证，不讲科学，只讲投入，不讲产出。

领导干部摸脑袋拍胸脯办的企业，由于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又没有好的机制，十有八九是亏损甚至倒闭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经济学家曾对行政审批立项、动用公用资金兴建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各级“重点工程、重点企业”作过总结：“项目论证之时，就是腐败开始之日；竣工投产之初，就亏损破产之始。”这铿锵之音在许多地方得到印证。某县在一个镇建一火力发电厂，投入上千万元，五年了没发出一度电。该县又建一钢厂，投入二千多万元，现在用来养麻雀鸟。某地既无交通之便，又无制鞋之厂，却花数百万元企图人为打造一个“国际鞋业城”，结果变成了“国际笑话”。某市地处偏远，却上当受骗投资800万元建厂，欲为美国某公司生产名牌电脑，结果劳民伤财……于是，这些地方被上级专业银行内定为“高风险投资区”。经济发展状况可想而知。

9、只顾眼前利益，导致环境破坏，损害可持续发展。

某市的一个村，家家户户砍树烧炉搞冶炼，黑烟滚滚，却被作为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典型。市区五十多家黑烟滚滚的瓷砖厂忙个不停。这只是乡镇企业中“五小”企业污染状况之冰山一角。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目前我国水环境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水环境容量。据专家测算，去年我国COD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的70%。二是江河湖泊普遍遭受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741个监测断面中，41%的水质劣于五类标准；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三是生态用水缺乏。一些北方河流呈现出“有水皆污，有河皆干”的局面，生态功能几近丧失。

全球1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全国667个城市已经有400个以上缺水。全国的土地荒漠化以每年2600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

10、重琢磨人，轻琢磨事；动干部力度大，为百姓想得少。

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慢，干部异动快；财政增加少，干部任命多。由于工作搞不上，又要让大家意见少一点，再加上有的还有谋私的动机，于是就把功夫下在机构升格和干部提职上边。媒体上经常可见到某某地方突击提拔干部之类的批评报道，但屡批屡犯。正如李昌平同志撰文指出的，“领导送人情，老百姓买单，这种机制不改变，突击提拔干部之风就不可能煞住。”在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见怪不怪。

报载：1999年初，山西省长治县县委书记王虎林在两个月间，突击提干420人。事发后，有关部门在其家中搜出300多万元来历不明的巨额资金。

在一些领导干部眼里，赢得了下一级领导干部和上级领导的欢心，也就赢得了自己位置的稳固和上升的阶梯。至于那些周期长、见效慢，然而利国利民、长远起作用的事业和工作，则往往不予重视和着力。对教育的投入、科研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的增收致富、自然灾害的防范等等，精力、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都差距太大。许多城市的江边大道拆建，所耗费的巨资，都是国家下拨的防洪资金。与此相对应，全国却有病险水库30413座，占水库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报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显著扩大。2002年的差距超过1：3，若按世界银行的算法，真实差距可能达到1：5。这在国际上是巨大的和少见的。比如，北京市的消费水平已排世界城市第六位。

11、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好大喜功乱占耕地，乱挖大树。

有的领导干部为了突击出“政绩”，挖空心思在占地卖地上做文章。这是最为隐蔽的短期行为。党代会、人代会都不会报告卖了多少地，还有多少地，组织部门偏偏也不问，老百姓又管不着。还有可能得个“领导有方、面貌大变”的印象。配合圈地卖地，再来个大树古树进城，景观速成。有个城市还进行了“迎万棵大树古树进城”活动启动仪式。许多林地被挖得七零八落，许多参天古树被削成了木桩，惨不忍睹。

报载：对农用土地只有在被证明用于公众社会利益才能开发这条法律规定没有得到一些领导干部的遵守。1993年全国开发区达6000个，占地4.5万平方公里，超过当时全国所有城市建筑占地总面积，且大部分是耕地。一项调查表明，全国近4000个工业园中没有相应许可的达一半以上。北京市已拥有15个高尔夫球场，正在建的还有17个。某中等城市的政府办公大楼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占地和奢华令人咋舌。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以惊人的幅度减少。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50多万亩，2000年减少近1500万亩，到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500多万亩。

12、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观念，奢侈享乐之风蔓延。

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建钢研究的结论：“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在一个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国家，却拥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观念，奢侈享乐高消费之风蔓延。

报载：职务消费已成为腐败温床。全国每年公款餐饮消费超过2000亿元，公车职务消费超过了30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约5%。而三峡工程的投资总额约为1800亿元。湖北省较贫困的老河口市（县级市），城乡共50余万人口，吃财政饭的16224人，政府官员每年的公款餐饮消费和公车职务消费超过了3500万元。

13、混文凭、学位成风，带坏社会风气。

近十多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中滋长了一种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谋取文凭之风。“弄个文凭”、“弄个学位”已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口头禅。有的干部没读几本书，却又要拿毕业证，只好请人代考、代读。有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半数以上是混得的文凭。有的县处一级甚至厅局一级的领导干部，读三年书，没有亲自参加过一次考试（包括入学考试），没有听过一次课，就堂而皇之地拿到了文凭和学位。最为典型的是河北省大贪官李真。李真1962年出生于普通干部家庭，1981年大专毕业。他深知自己这种“凡人”背景起点太低，对今后“升官发财”没什么帮助，于是杜撰了一份“绚丽”的履历：自己的养父是一名老将军，而学历也成了硕士。这样招摇撞骗混上了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后一直快速升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2003年因腐败案发才被判处死刑。

领导干部混文凭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极大的影响，带坏了社会风气。从一般干部到普通职工，从国家工作人员到普通群众，从中年人到青年人，可以说不少人都受到了影响或毒害。许多人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搓麻将、打扑克、搞赌博等活动上，却不能把时间用于读书学习，这是与领导干部混文凭之风密切相关的。长此以往，将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4、带头或纵容制假造假，侵犯知识产权。

有的领导干部急于创造所谓辉煌的跃进式的“政绩”，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或带头制假造假，或搞地方保护主义，纵容制假造假。早些年河南省就被认为“除了原子弹以外什么都能造出来”，最后受到了各省市区的联合制裁。潮汕地区的假烟、假药、假奶粉等等，曾经肆虐全国。某县的主要领导下乡镇检查生产假茅台、假五粮液的进度。媒体经常报道一些制假造假的大案要案，却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遏制，这是与领导干部的地方保护主义、支持纵容分不开的。特别是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专利出来以后，其知识产权很快就被侵犯，假冒伪劣的东西很快就充斥市场，一项经过千辛万苦、投资巨大的科研开发成果往往被毁于一旦。杭州奥普浴霸成名之后，全国各地假冒“奥普”就层出不穷，仅长沙高桥市场就有10多种假奥普。这样，谁还去花精力、花财力搞发明创造和技术开发呢？我认为，这是我国科技创新、产品创新长期步伐不快的重要原因。长此以往，将严重损害我国的科技创新力、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抑制了人们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和困难，影响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论坛2003年11月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这份世界102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排名中，中国由上年的第38位下滑至当年的第44位，商业竞争力排名同比由第38位后移至第46位。总体上，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下滑了11个名次，由上年的第33位跌至当年的44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剖析领导干部短期行为的根源，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这些领导干部学习不够，理论素质、政治素质较低，思想上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没有摆正公与私的位置，组织上对干部的教育不够等等。据媒体报道，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腐败案发后，办案人员在搜查其家里时，竟没有发现一本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毫无疑义，这些都是导致领导干部短期行为的原因。但是，仅仅认识到这里是远远不够的。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党几十年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学习、教育，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次又一次地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班，许多干部多次进党校、干校培训，而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却不能得到有效遏止，有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我认为，造成领导干部短期行为蔓延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李瑞环同志曾经讲过一句富含哲理的话：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能证明这个观点的事例不胜枚举。诺斯和温格尔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由于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的一套宪政游戏规则，限制了政府的坑蒙拐骗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也限制了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是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区别。南美与北美的巨大差距也证明了制度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是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和机制来体现和实现的。当我们发现某个方面的制度、机制不科学的时候，就要敢于改革，敢于突破，敢于创新，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有生机和活力。现阶段，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其中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更显得薄弱。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对于治理领导干部“短期行为”而言，最关键的是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的“民主选任”和“民主监督”制度。

首先是要真正实现“民主选任”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政治资源由人民配置。而我国现阶段，领导干部的提拔任免奖惩主要由上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决定的状况没有得到本质的触动。“等额选举”不是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选举。选举本身也存在许多的漏洞和缺陷。让厅长测评省长、处长测评市长、科长测评县长，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而是名副其实的“官意”。这种办法会导致上级不但不敢严格要求下级，而且会滥用纳税人的钱拉拢下级。政治学的一条规律，就是谁决定你的命运，你就会向谁负责。农民不能决定一些领导的任免，所以“三农”问题总是无法解决。金字塔的权力结构、人身依附式的上下级关系，造成了领导干部的眼光总是主要瞄准上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把功夫花在如何应付上级领导上。久而久之，就成了领导干部“短期行为”滋长的沃土。如果建立和完善了科学的“民主选任”主要领导干部的制度，领导干部必须向人民负责，就可以从根本上遏制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

其次是要真正实现“民主监督”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那么多的领导干部热衷于短期行为，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短期行为愈演愈烈，长期盛行，却得不到遏止；相反，大搞“短期行为”的领导干部却不断快速升迁，其问题的暴露也大多是由于贪污受贿案发才牵扯出来的。如果不是贪污受贿，他还会继续“开拓”着，继续升迁着，继续向上下左右示范着，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事实暴露了我们的“民主监督”机制的错位和缺位。所谓错位，是我们把觉悟与职务划等号，以为职务越高就一定觉悟越高越正确，所以我们的监督体制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群众有多少权力？可是大家都来监督。而那些权力大的，却少有监督。所谓缺位，主要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十分薄弱，而“短期行为”主要是一把手的“杰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也主要是把贪污、腐化等作为监督的重点。党规党纪上对短期行为没有纳入监督范围，对其危害性认识不深，定性无据，量纪无章，惩处无力。这种监督缺位造成了一种多发的现象：群众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干部被提拔，一些只会花钱、不会赚钱更不会还债的干部被提拔，而一些上级领导却把发昏的短期行为当作开拓精神热烈拥抱。

一个人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而工作和生活。一个有正义感的领导干部在“短期行为”盛行的环境中是很尴尬的。从不愿题词的朱镕基总理却先后四次给几个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帐”。这无疑说明了假帐已经成灾。上报统计数字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报了假数，有违良心，报了真数会挨批评。据我所知，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说没报过假数。我与县长商量来商量去，两人意见很一致。我们定了一个原则：“扎实工作，居中报数。”工作上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搞“短期行为”，决策上一定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坚决不做劳民伤财的事。上报数字，绝不抢先，不冒尖，不落底。我们把上级的表扬看得很淡，把上级的印象看得很淡，却把做有利于老百姓的大事看得很重很重。我们深知，什么样的上级就会欣赏和鼓励什么样的下级，上级领导可遇不可求，可共不可择；不要企图去改变上级，只能适应上级；不要企图去改变外部环境，只能去适应环境；同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就按照服从真理的原则处置。

这样几年下来，却也相安无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昏官的白眼，受到难以避免的委屈，但这只是“小菜一碟”。离任几年再回首往事，没有由于自己的原因做劳民伤财的事，心理能感到欣慰，良心不会受到谴责。舜帝陵及配套工程的修建竣工，22万伏变电站的立项兴建和大电网的建设，永连公路的有利方案的确定和建设，几大家办公大楼的市场运作开发修建，工业品大市场的市场运作兴建，九疑南路的高标准建设和市场运作，县城所有道路的硬化，文庙的“国保”立项和维修，重华大桥的建设，重华大道和冷江园开发区的建设，工业商业企业的改革改制全部到位，第三产业和民营经济的强劲发展，教育“普九”和“扫盲”的合格和教育的整体提升，计划生育工作在全省排名前进三十多位，烤烟生产良性运行机制的确立等等，都是符合三个效益综合衡量要求的，都是长远对人民群众有利的，都是我们摒弃“短期行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