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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环境

 谷明光

“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名言在中国家喻户晓。然而，对“发展”的内涵的理解，却有许多分歧。作为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如果不能科学、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发展”的内涵，就会走偏方向。

举例来说，九疑山有一个电站，2级发电，丰水季节的电有大量剩余。于是有外地客商看上了这个资源，先后多起客商联系，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享受地方优惠政策，在电站旁边建设电镀、电解、冶炼等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税收也还可观。如果简单片面地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一个经济基础、税收来源很薄弱的地方，办企业是求之不得的。但我们果断地谢绝了这类客商，并且作出了“任何时候也不准许污染环境的企业办进九疑山及其周边地区，在风景区内要严格封山育林、退耕还林、以林养水”的决定。

再如，制止以砍伐野生杂木为原料的家具厂、木料厂，制止大面积乱砍松林、油茶林改种水果，禁止以牺牲宁远县环境为代价的重污染项目的落户，等等。这些动作放到全国的大局看，很渺小，似乎不足挂齿，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我深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聚细流，无以成江海。”大局是由局部组成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平时比较关注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当我知道，一节大号电池如果随意丢弃，就可以永久性地污染一平方米的土地时，我就把用过的废电池全部用塑料瓶装起来，等以后国家有了回收废电池的法规和机制时再上缴。我还把这个信息告诉我的妻子、女儿、朋友、同事，让他们也加以注意。

领导干部应该懂得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和许多学者已经阐述了不少先进理念。印度的圣雄甘地说过一句名言：“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20世纪70年代，有一批环境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增长的极限》，讨论人类拼命追求经济增长是否合理，有没有一个极限。他们认为还有比发展更硬的道理，就是生存。当洪水到来时，人们要钱还是要命？当空气浑浊、饮水污染、健康不保之时，生存的道理就更硬了。事实上一些国家，如新西兰，它们采取的是“零增长”战略，就是在维持社会需要、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不再去开采更多的矿山，砍伐更多的森林，争取更高的发展速度，以保护生态环境。欧盟各国对环境的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国民的环保意识，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英国伦敦在市区之内设置了一块面积很大的湿地，完全自然，令人羡慕不已。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环境科学家布郎教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他还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报告《谁来养活中国》。他对中国耕地的大量减少提出的意见，建议中国缺水的北方地区不宜大量种植水稻等，都是很中肯的。他最近还出了一本书，预言全球性的大水荒即将到来。他认为在20世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围绕着石油资源展开的，但在21世纪主要是围绕水资源。中国是人均水资源较低的国家。不仅如此，中国总的资源指标只有3%，而世界资源指标平均水平是20%。世界银行正在酝酿用新的“绿色GNP”评价指标来取代GNP指标。新的指标包含三类因素：第一类是传统的人工生产形成的经济增长；第二类是人力资源水平；第三类是自然资源水平。这样就能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实际的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按这种新的标准排序，中国排到了世界第162位（1998年）。这种严峻的情况催人警醒。

确实，我国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太少。统计表明，美国消耗的能源占世界三分之一，其人均消耗的能源是中国的33倍。如果我国达到美国的消耗水平，那么，全世界的所有能源全部供给我国也不够用。荒漠化扩展和植被破坏已经造成了黄河断流现象。而我们如果要把黄河上游变成“塞外江南”，那么黄河下游就会变成塞北。完全可以说，我国的环境在新世纪面临严峻的考验。每个中国共产党人、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有危机感、责任感，都应该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布朗写过一篇文章，中间有这么一段话：“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中国非得开辟一条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如果中国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如果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得为此付出代价。”布朗的话不无道理。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人类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阶段、征服自然阶段和协调自然阶段。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群在生产中显得软弱无力，因而对自然是一种恐惧和依赖的状况。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伴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困扰着人类。严酷的现实迫使人类不得不考虑如何与自然协调的问题，不得不迈向协调自然的新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应的，是经济发展的三种模式，即传统经济模式、“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和循环经济模式。中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开辟一条新的航道，就要尽快采用循环经济模式，特别是要重新认识自然资本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避免一些国家过去的失误。按照循环经济范式理论，任何一种经济都需要四种类型的资本来维持其运转，即以劳动、智力、文化和组织形式出现的人力资本；由现金、投资和货币手段构成的金融资本；包括基础设施、机器、工具和工厂在内的加工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资本。循环经济模式强调自然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形式，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资本储备；强调通过向自然资本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本存量，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改善原来的生产、消费方式；强调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伦理”和循环经济范式的价值观，由浅生态论转向深生态论，从源头上防止破坏环境因素的出现。

经历了长时期落后的人们，都有快速发展的渴求。但对“发展”的理解和把握应该是全面的、辩证的、科学的。发展不能压倒公正，发展不能压倒生存，发展不能压倒环境。对简单道理的误读和误导，往往会引发复杂的恶果。我们应当警觉。